元代回鹘文刻本文献断代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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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回鹘文文献大部分缺乏准确而具体的时间纪年，而回鹘文本《观世音本尊修法》有详细的时间纪年，因此极为珍贵。《观世音本尊修法》是元代藏族高僧噶玛拔希所创作的藏密经典，其回鹘文本由畏兀儿翻译家本雅失里译成。本文利用回鹘文文献、藏文史籍以及汉文史料，详细考证了该文献的刻印年代，并论述了作者传奇般的生平事迹。

【关 键 词】藏密经典；回鹘文文献；木刻本。

【作者简介】王红梅，民族学博士，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回

鹘文文献、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对回鹘文文献进行断代考证是一件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也一直是敦煌吐鲁番学界悬而未决的难题。回鹘文文献中最传统、最常见的纪年方法是十二生肖纪年法，每十二年一循环，周期较短，若无其他特殊佐证，难以推断文献的具体年代。除了生肖纪年法外，元代畏兀儿人还借用了汉族的干支纪年法，将十天干、十二地支依次循环搭配，组成“六十花甲”，有时还用十天干配合十二生肖来纪年，如丙鼠年、土牛年等。这种纪年法，可参照中原地区的纪年，推算出较为详细而具体的年代。元代，畏兀儿人已掌握了雕版印刷术，并发明了回鹘文木活字。近代在吐鲁番、敦煌等地发现的回鹘文刻本及写本文献中有详细纪年者不多，而回鹘文本《观世音本尊修法》中有明确的时间纪年，因此极为珍贵。

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Avalokitevara Sādhana）是一部重要的藏传密宗经典，由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Karmapa，公元1204-1283年）所创作，梵文题作Avalokitevara Sādhana，回鹘文题作Avalokida’ivari Sadana。据回鹘文题跋，元代畏兀儿学者本雅失里（Punyari）依据藏文本译入回鹘文本。

最早关注该文献的是匈牙利学者哈赞（G. Hazai），于1971年在《柏林藏吐鲁番文书中的佛教诗歌》中对另一种版本的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残卷做了研究[1]。1976年匈牙利学者卡拉（G. Kara）与德国学者茨默（P. Zieme）共同合作，对《观世音本尊修法》回鹘文残卷进行了拉丁文转写、德文翻译与注释[2]。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回鹘文献、藏文史籍以及汉文史料，论述了该文献的作者及刻印年代等相关问题。

一、文献概述

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残卷是1906-1907年间，第三次德国皇家普鲁士考查队在新疆考察时，在吐鲁番木头沟遗址中发现的，现存德国国家图书馆。笔者在几年前就曾研究过该文献，最初定名为《法华经观音成就法》。2011年夏，笔者在兰州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时，有幸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沈卫荣教授，他告诉笔者黑水城出土的汉文佛教文献中大多数系西夏、蒙元时期翻译的藏传密教仪轨，与西域出土的回鹘文藏密佛经文献有着密切的关系[3]。因此，笔者查阅了荣新江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发现该经被更名为《观世音本尊修法》，故笔者遵从此名[4]。

在回鹘文跋文中，提到该经的译者为puny-airi，即本雅失里。但是，在《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中编号U4288，“回鹘语《观世音本尊修法》”条目中注明该文献的译者为必兰纳识理[5]，将本雅失里认定为必兰纳识理，虽汉文史籍中难以证实，也算一说，有待商榷。必兰纳识理是元代著名畏兀儿高僧、佛经翻译家，在《元史·释老传》《补续高僧传》中有其传记。元成宗时，必兰纳识理代蒙古皇帝出家修行，跟随帝师学习藏密；英宗时，被授予沙津爱护持（汉译为总统），文宗在位时，他被加封为“三藏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6]。

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残卷现存德国国家图书馆，有六个编号，其中五件为木刻本，一件为手抄本。木刻本残卷纸张为浅褐色，刻印精美，字体工整美观，墨色清晰。五件木刻本残卷属于同一种版本，从内容上可以缀合，而且尺寸规格均一致，系经折装册子式，上下存双线边框，刻本宽为15.7厘米，字面高11厘米，每面刻有5行文字，共存有124行回鹘文。更为有趣的是，木刻本文献中使用汉文数字来标注页码，残存的数字可见到“三”“六”等。这表明该回鹘文刻本可能是在中原地区刻印的，而后被携带至吐鲁番地区。然而，手抄本残卷仅存28行回鹘文字，为硬笔书写而成的，字体为草体，流畅均匀，粗细变化不明显，最后五行残缺不全，可能抄写于吐鲁番。

该残卷有六个编号，前五件为木刻本，后一件为手抄本，属另一版本。其编号及尺寸如下[7]：

1-15行，编号U4288（TⅢ M200），宽15.7厘米，长23.5厘米；

16-60行，编号U4706（TⅢ M183），宽15.7厘米，长71.5厘米；

61-80行，编号U4708（TⅢM 192a1），宽15.7厘米，长31.5厘米；

81-109行，编号U4710（TⅢM 192b），宽15.7厘米，长46.8厘米；

110-124行，编号U4708（TⅢM 192a2），宽15.7厘米，长25厘米；

125-152行，编号U5964（TⅢM），宽9.5厘米，长45厘米。

目前已刊布的回鹘文印本文献大多为断简残篇，难以寻觅其详细的作者、译者及时间纪年等信息，而回鹘文本《观世音本尊修法》保留有一段题跋，为我们了解其版本信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编号U4710（T III M 192b）残卷的第99-109行及编号U4708（TIII M 192 a2）第110-111行的文字中写道：

Kinki karmau-a bax-nng yaratm bo

sadana-n sapdat aari qatn qatn yalvaru

tünmi-k ： mn puny-airi virü tgintim ∷ ∷ ∷

sadu sadu ym qutluγ bing ipqan-lγ

küskü yl birygrmin ay bir yang aγr uluγ posat baaγ kün üz · mn ü rdini-lr-tbk qatγ süzük kirtgün kngül-lüg upasi bri buq-a

其次，我本雅失里（puny-airi）在萨帕达提法师（sapdat aari）的反复恳求之下，翻译完成了噶玛拔希大师（karmau-a bax）创作的这部《本尊修法》。

善哉，善哉，吉祥的十干的丙鼠年十一月初一大布萨日，我弟子步离不花（bri buq-a）一心供养三宝。

根据这段跋文可知，《观世音本尊修法》是由吐蕃佛教大师噶玛拔希（梵文为Karmapa，公元1204-1283年）创作的，元代畏兀儿翻译家本雅失里（Punyari）依据藏文本翻译成回鹘文的，并且有详细的时间纪年，因此尤显珍贵。

本雅失里是元朝帝师、萨迦五祖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的弟子，生活于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除了本文献，本雅失里（Punyari）还翻译了藏密经典《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梵文题作rī cakrasamvara Mandala-Abhisamaya，回鹘文题作Cakrasamvara-mandala）、《身轮因明经》（梵文题作Kāyacakra Sādhana，藏文题作Lus-dkyil-gyi bdag-’jug）[8]。《身轮因明经》的内容与《吉祥胜乐轮曼陀罗》有些相似，意在阐述吉祥轮律仪之身轮仪轨，见载于《萨迦五祖全集》第6卷。回鹘文写本《吉祥胜乐轮曼陀罗》与《身轮因明经》合为一册，编号为U557（T I Tantra），由第一次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考察时所发现的，目前收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在《吉祥胜乐轮曼陀罗》第345-352行详细记载了该修持法的流传上师，提到了萨迦派五位上师，最后一位即八思巴上师，并在第355-356行写道：“paγspa bax-nng yang-ta krüp mn puny-a-iri virtim”（我本雅失里在八思巴上师的仪轨上看到这些，并做了翻译）[9]。这段跋文不仅详细记载了萨迦派的流传世袭，还表明了畏兀儿人佛教徒与萨迦派的密切关系，反映出元代喇嘛教对畏兀儿佛教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噶玛拔希的传奇人生

《观世音本尊修法》的作者噶玛拔希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也是最早到蒙古宫廷传授藏密的吐蕃高僧之一[10]。噶玛拔希（藏文karma-pakkshi，公元1204-1283年），法名为却吉喇嘛，意为“法上师”；“拔希”是汉语“法师”之音译，系蒙古语，意为轨范法师。噶玛拔希出生于西康哲城丹巴却秋地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附近）。据藏文史籍记载，他“六岁时识字，九岁至十岁时对所有一切经典浏览一遍就能晓悟，自然而然地就会修定”[11]。在藏传佛教史中，他被视为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的转世，是一位仅次于莲花生的神通广大的人物，藏族人尊称他为“祝钦”意为大成就者。

公元1252年，忽必烈南征云南大理时，他亲眼目睹了噶举派在康区势力强大，噶玛拔希当时享有很高的声望，便派人召请他。1253年，噶玛拔希在川西北的绒区色都地方与忽必烈会晤。在《红史》中记载了噶玛拔希的事迹：

初，他居于多康地方时，忽必烈带兵在绒波域色都地方会见了噶玛拔希，他使忽必烈发菩提心，见到诺桑和龙树等很多菩萨。忽必烈听到噶玛拔希当时的名声以及看到将来能成为大成就者的各种征兆，又有金字使者前来迎请噶玛拔希……因此决定前往。他在前往汉地途中，修复废旧寺院，大做利益教法及众生之事……在内地甘州（今甘肃张掖）之时，拜见十一面千手千臂大文殊菩萨，每一只手中持一钵，钵中有一佛。文殊菩萨说：“由汉地西夏直至大海俱由你教化。”……他在皇子住地住了很长时间，施主和福田关系不顺遂。虽然出现了许多违碍和不利之征兆，但在观世音的劝请下，又有上师本尊空行的再三授记，请他到北方宫殿中，所以他未同意忽必烈的挽留而离去[12]。

根此可知，噶玛拔希与忽必烈会晤后，受其邀请，前往中原地区，曾在甘州地区略作停留。1255年，噶玛拔希到达忽必烈的营帐后，在此地居住了很长时间。但是，忽必烈身边早已有萨迦派的青年弟子八思巴追随。噶玛拔希也备受忽必烈尊崇，以致一度影响到八思巴在忽必烈身边的地位。《萨迦世系史》记载了，忽必烈曾安排他与八思巴斗法，噶玛拔希显示了无数神通，察必王妃和大臣们都前去围观，并议论说从眼前的神通法力来看，似乎噶玛拔希要超出八思巴。八思巴在察必王妃的支持下，显示了刀截自己身体四肢、证明受五部佛佑护的神通，致使忽必烈等人都相信没有任何人的断证功德能够超过八思巴[13]。

此年，八思巴年仅二十一岁，而噶玛拔希已年逾五旬，到了知天命之年。此时，面对复杂的宫廷纷争，噶玛拔希不愿卷入，选择离开忽必烈，前往宁夏、甘肃、内蒙等地传播佛法。公元1256年，当他准备返回时，蒙哥汗派人前来迎请他，并在乌尔多宫（即上都开平）与蒙哥汗会晤。蒙哥授予他“国师”的称号，并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金印及许多财宝。此后，他所流传的活佛转世系统被称为噶玛噶举派黑帽派，都松钦巴被追认为黑帽系第一世活佛[14]。在《红史》中也有相关记载：

于是他到西夏，使所有信徒如愿以偿……后又在灵州（今宁夏灵武附近）和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活动，他种了一棵树，并说：“等树长大后，我再返回此处。”此后他受念青塘拉山神和十二护法神之迎请，准备到后藏地方云游，而蒙古大汗蒙哥听到仁波且（噶玛拔希）之声名后，派出许多金字使者前来邀请……到达被成为翁格的王都时，想起过去、未来、现在之多种因缘……如现在不加教化的话，他们因以前外道徒之习气就会成为也里可温教徒，整个国土就可能都是外教徒，故应及时教化。

……他讲解四身灌顶，使蒙古王产生善体验。他的名声如遍布天空的星星，被汗王奉为顶饰……汗王并赐给噶玛拔希金印和一千锭银子等无数财宝，全体应供喇嘛都很高兴，并三次大赦一切囚犯，他在哈拉和林地方建的大寺庙，在南瞻部洲独一无二，在西夏及全国境内修复三千个庙和被毁佛塔，并建了许多寺庙和修行地……由于调伏了国王一人，故使说三百六十种不同语言的臣民都接受教化，使得瞻部洲一切教法安乐[15]。

由此可见，他在宫廷为蒙哥汗讲授藏密，举行灌顶仪式，取得了蒙哥汗的信赖，给他传播佛法铺平了道路。他劝说蒙哥汗，对西夏故地许多被毁的寺庙和佛塔进行了修复，而他所讲解的佛法也得以广泛流传，扩大了噶玛噶举派的影响。《观世音本尊修法》应该是在他声名日隆、被尊为“国师”期间所创作的。

但是，1261年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对当年噶玛拔希不肯依附自己心有怀恨，怀疑他曾帮助过阿里不哥，下令逮捕了噶玛拔希，对他实施了各种酷刑，并将他流放于盖乌曲地区三年。直到1264年，忽必烈也许考虑到噶玛噶举派及噶玛拔希在康区的影响与威望，才释放了他，准许他返回。他在返回途中，行至甘肃临洮地区，将汉地、西夏、蒙古、维吾尔各族信仰佛教之僧侣百姓召集起来。噶玛拔希为他们讲经说法，灌顶授戒，并以严格的佛教戒律及修行次第整顿旧有的僧团[16]。1272年，他抵到当雄，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宗教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283年，噶玛拔希在楚布寺圆寂。噶玛拔希圆寂时，对弟子奥坚巴（ao-rgyan-pa）做了自己的化身还会重来的授记。根据他的指示，噶玛噶举派认定饶迥多杰（rang-byung-rdo-rje）为他的转世灵童[17]。因此，噶玛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先采用活佛转世的制度。

噶玛拔希大师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第二世活佛，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也始于噶玛拔希。他应邀前往内地，先后与忽必烈、蒙哥汗会晤，并得到蒙哥汗的信赖，加强了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他在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积极传播佛法，修复被战火焚毁的寺庙，传播了的宗教文化，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噶玛拔希大师所创作的《观世音本尊修法》在现代藏文文献中不见收录，而其回鹘文译本在吐鲁番出土了五件精美的木刻本与一件手抄本残卷。这对研究元代畏兀儿印刷术及印刷业的发展状况，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也对探讨噶玛噶举派在元代的传播及其与畏兀儿的关系，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三、回鹘文刻本的刻印年代

众所周知，许多回鹘文文献都缺乏明确而详细的时间纪年，而《观世音本尊修法》中却有详细而明确的纪年，因此十分难得。回鹘人喜欢用十二生肖来纪年，然而十二生肖纪年时间太短，重复又多，难以判断具体的年代。在《观世音本尊修法》的回鹘文残卷中明确写道：

qutluγ bing ipqan-liγ küskü yl bir

ygrmin ay bir yang aγr uluγ posat baaγ kün üz· mnü rdini-lr-t bk qatγ süzük kirtgün kngül-lüg upasi bri buq-a

吉祥的十干的丙鼠年十一月初一大布萨日，我弟子步离不花一心供养三宝。

这是将回鹘传统的十二生肖纪年法与中原地区的干支纪年法结合在一起使用。ipqan表示汉文的“十干”， bing即汉文的“丙”， küskü指十二生肖中的“鼠”， 丙子年是年应为1336年或1276年。根据刻本上下文的内容来看，这年不是《观世音本尊修法》翻译完成的时间，而应是该经刻印出版的时间。无独有偶，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U4124（T I u）的木刻本残卷中还有一则跋文，提到了与该经有关的纪年与刻印地点。

Kui ipqan-lγ taqγu yl biin

ay bi ygrmi-k ︰biz puking s

vrxar- lγ ilavandi-lar︰

bo yang-ta brunayn saqn-

-lγ-lar-qa ulalzun saqn-n

十干的癸酉年五月十五日，我们普庆寺的僧侣们想给修习宗教礼仪的人们继续传授[18]。

上文中的Kui 即天干中的“癸”，taqγu yl即“鸡年” Kui ipqan-lγ taqγu yl即癸酉年，估计应是1333年或1273年；puking s应是汉语“普庆寺”的音译，vrxar为“寺院”之义。大都普庆寺的和尚们（回鹘文写作ilavandilar）于癸酉年接受了一项任务，要把藏族噶玛拔希大师撰写、由回鹘人本雅失里翻译的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印制成册。全寺和尚们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印刷任务。僧侣们在题记中写到，通过这一活动，他们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也为传播佛法做了功德[19]。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大都普庆寺的和尚们于癸酉年（公元1333年或1273年），接受了这一项印刷佛经的任务，将本雅失里翻译的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雕刻、印制成册，刻印完成于丙子年（公元1336年或1276年）。德国学者茨默估计癸酉年是公元1333年[20]，却没有详细考证，但文献中提到的普庆寺对文献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那么，上文中提到的“普庆寺”究竟是哪座寺院？我国境内被称为普庆寺的寺院有五台山普庆禅院、浙江临安普庆寺等，但这些寺院均不可能印制回鹘文佛经。然而，在元大都城内还有一座著名的皇家寺院——大承华普庆寺。笔者认为，文献中所载的普庆寺应是元大都大承华普庆寺。大都（即今北京）在金代已有发达的印刷业，在元代已发展成印刷业的最重要的中心。除了汉文文书和蒙古文文书外，在大都还印制了大量的西夏文和回鹘文作品，这从吐鲁番、敦煌等地出土的文书都可得到证明。“回鹘人在大都从事印制的情况可以近世以来相继发现的古代遗物为证，著名的有孟速斯家族的肖像画、很多单页木刻画、书籍插图以及前文多次讲到的布颜啜厄博士（Buyanoγ Baγ）题记、沙拉奇木刻印刷品、《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Majurīnāmasamgīti）》题记”[21]。因此，印刷《观世音本尊修法》刻本的地点毫无疑问就是元大都普庆寺。

普庆寺，又称大承华普庆寺，是元代著名的皇家藏传佛教寺院。普庆寺是武宗朝时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下令在成宗朝所建寺院的基础上加以扩建的，并设崇祥监对工程进行管理。该寺修建时间为公元1300年至1308年，是仁宗为皇祖妣徽仁裕圣太后而修建。普庆寺位于元大都城内太平坊顺承门里街西，即今北京西城区宝产胡同北[22]。普庆寺系仿照大圣寿万安寺修建而成的，规模较其略小。普庆寺规模之宏大、建筑之精美和华丽程度也非寻常寺院可比，寺内设有皇室神御殿，曾供奉有爱育黎拔力八达、成吉思汗、窝阔台、拖雷、顺宗帝后等帝后的御容[23]。在《元史·仁宗本纪》中记载：

至大四年（1311年）十月……辛未，赐大普庆寺金千两，银五千两，钞万锭，西锦、彩缎、纱、罗、布帛万端，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癸巳，诏置汴梁、平江等处田赋提举司，掌大承华普庆寺资产[24]。

延祐三年（1316年）七月……辛酉，赐普庆寺益都田百七十顷[25]。

由此可知，普庆寺占地广阔、规制宏伟，是当年元大都城内为数不多的大型皇家寺院。元代著名文人姚燧与书法家赵孟頫先后为普庆寺撰写碑文。姚燧撰写了《普庆寺碑》，收录于《牧庵集》卷十一[26]。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五十九岁的赵孟頫也奉旨撰写了《大元大普庆寺碑铭》，收录于《松雪斋集》中的《诗文外集》[27]。

综上所述，笔者参照普庆寺的修建年代，并查阅陈垣的《二十史闰朔表》[28]，推断该文献中的丙鼠年十一月初一应为公元1336年12月4日。故此，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刻印完成于公元1336年12月，而不是公元1276年。回鹘文《观世音本尊修法》印制年代的考证对探讨元代畏兀儿印刷术，研究藏传佛教的传播及其对畏兀儿佛教的影响，具有了珍贵的参考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元代畏兀儿宗教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BZS011）

注释：

[1] G. Hazai，Ein buddhistisches Gedicht aus der Berlin Turfan-Sammlung， AOH，1971，（23），1-21.

[2][18] G. Kara und P. Zieme， 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 bersetzung （= Berliner Turfan-Texte Vll），Berlin，1976，63-68.

[3]沈卫荣：《重构11-14世纪的西域佛教史——基于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的探讨》，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5]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63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 王红梅：《元代畏兀儿高僧必兰纳识理考》，载《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3期。

[7]G. Kara und P. Zieme， Fragme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bersetzung （= Berliner Turfan-Texte Vll）， Berlin 1976.pp.63-68.

[8]王红梅、杨富学：《回鹘文《吉祥轮律曼陀罗》所见十六金刚天女研究》，载《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9]王红梅：《回鹘文藏传密宗文献《转轮王曼陀罗》第二十至三十页译释》，载《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1期。

[10][16]周润年：《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高僧——噶玛拔希》，载《研究》1997年第2期。

[11][12][15][17] 蔡巴·贡嘎多吉：《红史》第78、79-80、80-81、83-85页，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3] 阿旺贡嘎索南：《萨迦世系史》第122-123页，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 周润年：《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载《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

[19][20][21][德]茨 默：《佛教与回鹘社会》第94-95、94、124页，桂 林、杨富学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2] 姜东成：《元大都大承华普庆寺复原研究》，载《建筑师》2007年第2期。

[23] [日]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宝力格译，载《蒙古学信息》2003年第1期。

[24][25][明]宋 濂：《元史·仁宗本纪》（卷24）第547页、（卷25）第5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26][元]姚 燧：《普庆寺碑》，载《牧庵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27][元]赵孟頫：《大元大普庆寺碑铭》，载《松雪斋集：外集》，四库全书本。

[28] 陈 垣：《二十史闰朔表》第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