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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型企业国际化经营区域决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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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投资的重点逐渐由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领域。此项研究将结合以往关于区域投资行为的研究成果及世界服务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投资的区位选择状况,通过研究跨国公司中国服务业的投资区位因素,探讨服务型企业跨国经营时的共同关注点,并以此为借鉴,为我国服务企业国际区位选择提出指引和借鉴。

关键词:服务型企业;国际化经营区域决策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5JJD630026);天津市“十一五”社科研究项目(TJGL06-024);南开大学社科处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基金项目(NKC073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许晖(1967-),女,吉林长春人,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区域决策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3-0077-05 收稿日期:2008-03-28

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推动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同时彻底改变了服务业的地位和人们对服务的概念,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服务变革。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国际投资的重点逐渐由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领域。中国服务业在迎接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必然经历一个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国际化经验。因此,对中国服务企业而言,针对跨国公司投资中国服务业的探讨将提供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如何吸引国外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以便加快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服务型跨国企业投资于我国市场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综述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UNCTAD(United Nations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1998)提出了一个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分析框架,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因素归为三大类:投资政策因素(PolicyFramework for FDI)、经济因素(Economic Determinants)和投资促进措施(Business Facilitation),这个综合性框架可以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区位研究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将根据这个框架以及学者对于投资区位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构建影响服务型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区位模型。本研究采用UNCATD总结的区位因素进行总结,构建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模型,模型中对我国服务业吸引外资有影响的有关变量及其相应的研究假设如下:

(一)城市化水平

服务业的不可储存性决定了服务业是一个需要在有直接消费群体的市场上进行投资的行业。东道国对于服务业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影响服务业投资的因素。而大多数服务业例如金融、会计、银行业、广告业等服务业多会投资于一些较大的城市,也就是说,对于服务业而言,一个国家的财富聚集程度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中国市场上,投资于经济发达城市的服务业往往比落后城市更有利可图。Michael Keren,Gur Ofer(2002)关于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就以一国的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指标。而Cheng Hsiao和Yan Shen研究了城市化和东道国制度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假设1: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投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正相关。

(二)市场规模

东道国市场的大小是最常提到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中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为外国投资者提供降低进入成本和达到规模经济的上好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产品在东道国国内市场销售,而且有利于产品对其他国家市场的再出口。大量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Swedenborg,1979)也证实了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对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有重要的积极的影响。理论研究的文献梳理中,有实证研究支持强烈认为在市场大小和内在的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正比关系(Kobrin,1976)。实证研究也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支持,制造业一般都根据GDP来确定市场的大小。本文沿用多数制造业的做法,用城市的GDP来衡量服务业市场规模。

假设2: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投资区域市场规模正相关。

(三)服务业发展水平

服务业的质量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而言是很重要的,由于大多数服务业的产品都是无形的,给顾客最直观的就是服务态度的好坏和服务设施的完备,因为服务设施对于服务提供者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是很重要的。东道国的消费者对于服务的了解和要求也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服务质量的提高,从而促使该国对服务业需求的提高。在孙文博(2003)的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中,用我国的仓储、交通运输以及邮电通信业的增加值来衡量服务业的发展。本文采用一个城市的服务业增量来表示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因为服务业增量中既包含了关于服务业的基础设施的增加,也包含了其他服务业在东道国的发展程度,可以表现出一个城市服务业的水平,同时也能体现消费群体的水平。

假设3:服务业发展水平与服务业吸引外资正相关

(四)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

由于服务不可分离性的特征,消费者要直接感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高素质的服务提供者可以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在制造业,劳动力价格是一个主要的竞争因素,公司趋于选择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进行生产。有关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研究也指出,劳动力成本在1970s和1980s(Sum-mary,1995)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对于服务业而言,从业人员的素质比制造业更重要。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业不再是主要的竞争劣势,因为国内外公司面临相同的价格因素。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在Sergio和Lucia的关于意大利外资的信息成本与区位研究中,也指出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很重要的,而且用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但如前所述,服务业要求训练有素有一定竞争优势的从业人员,因此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应该也是影响服务业投资的因素之一。本论文采用城市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表示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

假设4: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正相关。

(五)服务业开放程度

服务业吸引外资是各国以逐渐开放本国服务业市场,发展国内服务业的需要,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以及邮电仓储业的开放,使这些行业成为近来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新的增长点。更高的开放程度自然会吸引更多外资的涌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趋势。以往文献中主要以两种方法来评价一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一是一国贸易进出口总值与该国GDP的比值,另一个是一国的税率水平。而Cheng Hsiao和YaJlshell3研究东道国制度问题时考虑东道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所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来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假设5: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服务业开放程度正相关。

(六)政府政策

发展中国家依靠给予外国投资者相当多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中国所采取的正是这一途径。中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集中体现在每个地区的税收优惠、信贷放款、进出口权以及外汇使用的优惠等方面。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吸引外资的最重要的条件,而这一政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在不断的变化。对外商投资开放的地区和领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放宽。在空间上,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战略造成了各地区吸引外资政策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获得了更为优惠的政策,而且在20多年来建立了许多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具有不同优惠政策的地区。政策宽松程度的不同,在客观上使得不同城市服务业发展及开放程度有所差异。本文选用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等作为变量来衡量,并且依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确定不同的数值。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政策变量是虚拟的,根据开放时间和程度的不同确定权数。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最高,权数为5;沿海城市为4;沿海经济开放区为3;其他东部地区为2;未列入地区为1。

假设6:服务业吸引外资与政府政策宽松程度成正比。

四、服务型企业投资中国市场区位因素实证分析

在上述研究假设的基础上,本论文结合中国服务业市场发展及开放现状,采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将每个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并考察其对跨国服务公司在中国选择投资区位的影响。

(一)实证研究思路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判断模型中各因素对于服务型跨国公司投资中国区位的影响。在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时,以部分省和直辖市作为基本的区位单元,在研究中采用2005年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所有数据来自于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统计年鉴”及地方统计公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服务业数据来源较为困难,本论文根据现有资料,选择了9个省区及直辖市,代表了东、中、西部的各个省区。利用SPSS软件进行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同时,为了更直观地得到服务业投资规模对于其他变量特性的弹性值,这里采用变量的对数形式模型。

(二)变量处理

1.自变量

首先,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存在颇多争论。一般认为,城市化水平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但对于如何确定城市人口却存在较多争议。而且人们往往只注重绝对城市化率,忽略了城市化发展速度。因为城市化水平是一个较为综合的变量,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它应该同时兼顾城市化率和城市化发展速度。因此本文采用冯邦彦(2005)在其城市化水平的研究中对二者综合后得到的城市化水平数据,此数据是一个时段(5年)内城市化水平的平均值。(1)市场规模是城市可支付的需求大小,同时体现了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能力,本文沿用制造业的算法,采用2005年各地区的GDP值来表示。(2)服务业发展水平采取同样2005年数据,用当年各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来表示。(3)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是一个地区服务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标志,本论文采用2005年人口统计中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来表示,即高等教育人口占适龄人口的比重。(4)本研究中开放程度是采用当地2005年贸易的进出口总量与当年GDP比重来表示。(5)政府政策如上文所述,是虚拟变量,采用经济政策权重打分制。

2.因变量

即本文研究的对象,在各个因素作用下,各地区吸引的跨国公司投资于当地服务业的数值,采用2005年各地区的统计公报中数据。各变量原始数据表如表1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服务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区位因素,经过分析比较,拟采用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是1979年Anderson开始采用用来研究国家之间的投资问题1,Tinbergen用此模型来解释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量问题,之后,还有更多学者采用过此模型。模型的形式如下:

Y=βoX1β1・X2β2・X3β3・X4β4・X5β5・X6β6

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需要对上述引力模型进行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方程成为线性形式,便于回归分析。同时,由于各个变量具有不同的量纲,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处理过后对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采用分步回归法计算回归方程系数。

(三)回归结果

逐步回归法是指在每一步中,一个最小F概率(概率小于设定值)的变量将引入回归方程。若已经引入回归方程的变量的F概率达于设定值,则将被剔除回归方程。当无变量被引入或被剔除时,则终止回归。

采用逐步回归法的回归数据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经过4步回归,剩下了3个变量,城市化水平、市场规模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而排除了其他变量。经过排除后得到了较为满意的回归结果,各回归变量均以较为显著的水平通过了t检验(sig<0.05)。

回归过程排除的变量如下表3所示:

从模型摘要可以看出,回归模型的相关系数R=0.977:判定系数R2=0.955;判定调整系数=0.928;F=35.138,方差分析检验显著。模型的判定系数和调整的判定系数均大于0.9,说明此方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根据回归系数表可以得出回归方程如下式所示:

lnY=-10.929+1.467lnX1+0.884lnX2-0.144lnX4即Y=e-10.929X11.467X20.884X4-0.144

(四)各地区位因素对服务业投资影响的评价

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发展、开放程度和政府政策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而城市化水平、市场规模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等变量的影响相对显著。上述回归结果说明,2005年决定服务业投资区位的因素中,人的因素较为突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数量、可消费的人口购买力和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服务业投资区位的重要因素。对于服务业而言,投资者虽然也很关注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是从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外资服务企业似乎更希望在中国国内寻求一个更大规模的服务业消费市场、更强的购买力和更好的经济发展潜力(城市化水平一方面反映城市

人口比重,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城市发展速率,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其服务业增值空间较大,发展潜力较好)。另外,对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寻求高质量的服务,通过建立自身所有权优势来增强竞争实力,而非单纯的依靠成本优势取胜的投资倾向。

在回归方程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化水平(系数β1=1.467)。前文已经介绍过城市化水平是反映一个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城市发展速率的综合指标。根据相关性分析,其值与开放程度关系较为密切(相关系数为0.895),也就是说,虽然剔除了开放程度这个因素,但其对服务业投资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只是其影响可以用城市化水平加以替代。从理论上来讲,高度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必将导致城市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增加产品及服务的贸易量。

在回归方程中影响居于第2位的是市场规模(系数B2=0.884)。市场规模在本论文中用当地GDP表示。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三次产业发展总量的衡量指标。同时,它是一个表示市场容量的变量,一个地区首先生产提高了,消费才可能相应提高。对高消费需求的区域投资才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在相关性分析中,市场规模与服务业发展关系较为密切,这证实了前文关于GDP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关系。同时,服务业发展和市场规模一样,也是一个产业层面变量,决定了当地的服务业的产业基础。已有的产业基础是投资者投资决策时的重要参考,其大小对跨国公司投资于服务业有重要影响。

回归方程中对因变量影响最小的是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其系数β4=-0.144,说明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与服务投资呈反比,这与前文假设相反。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从业者较高的教育水平将使商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自身的竞争优势,因此理论上推理跨国公司在选择区位时必定将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本研究数据统计结果却得出了否定的答案,有违常理,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数据不当。Sergio和Lucia用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来表示从业人员的素质,并在意大利外资的信息成本与区位研究中指出从业人员的素质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在本研究中,收集从业人员技能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数据比较难,所以采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来测量服务业从业人员素质,这可能是造成统计结论与事实不符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服务企业跨国经营区位选择的对策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服务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大,如何调整自身发展战略,适应国际发展的需要,在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方面,本文的建议如下:

(一)根据各地区的区位特征选择具体投资区域

服务企业在进行区域选择时要根据各国和各地的区位优势进行选择。应该充分考虑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产业聚集度、服务业开放程度、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和开放政策等。除了本文研究涉及的因素,国际区位选择还要考虑包括文化心理距离、政治稳定行等有关东道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正如很多学者在国际化风险研究中所指出的,投资于一国市场必须要考虑这个国家可以为企业带来什么价值,同时还要考虑其带来的不良影响。

(二)保持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势头

从我国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来看,中国服务业对外投资排序中前10位国家中绝大部分都属于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是世界上吸引跨国直接投资的最主要的地区,其主要特征如下:人均GDP高,市场潜力比较大,市场机制完备,基础设施发达,同时较强的经济实力使其在技术上创新较快,所以其经济技术开发能力较强,经济活力也较强。从人的方面看,发达国家有较好的教育体制,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其提供的从业人员可以为服务企业创造更好的服务。同时,完善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相应的技术也较为薄弱。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技术上的薄弱。发达国家还拥有容量大的市场,现实购买力强,营销渠道畅通。企业只有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才能感受与捕捉最新的信息、技术、商业动态,不停的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创新。

(三)加快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一些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消费偏好都有相似之处、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共同的渊源、并且这些地区分布着数量很大的华侨与华商。其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都和我国比较近,且其经济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势头,具有发达国家不具备的一些优势。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势,随着能源的日益缺乏,对之进行投资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比如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一方面其蕴藏着丰富的资源,进行资源开发投资具有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其本身国内由于经济的落后,政府为鼓励国外企业投资颁布了很多优惠政策,这就为我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环境,而且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如泰国政府对纺织业特别支持,对进口原料及有关化学原料制定了优惠税率。泰国的投资促进委员会把全国分为三个投资区,享受不同的项目和优惠待遇。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同我国相近或落后于我国,相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产品而言,我国的技术和产品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在这些区域内能够寻找到竞争优势,有利于我国适用技术的发挥,同时可以带动我国技术、设备、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转移,获得高额利润。

(四)根据企业自身优势和国际化动因选择具体区位

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应该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和目的进行选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框架,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应以目标市场所在地为导向,选择一些具有市场潜力、消费水平高、市场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国家:资源导向型企业重视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可将把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的资源丰富、劳动力多而廉价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作为投资重点;追求战略资产型企业在西欧、北美的拥有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享受外部经济优势;追求效率型企业应以经济水平有一定发展的较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为投资重点,例如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企业在投资时应该充分考虑自身因素,做到扬长避短。

(五)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角度进行区位选择

企业在选择区位时,就有意识地将业务设在靠近相关公司群集的地点,因为产业群集集中了资源和能力,容易获得研发、人力资源、信息等方面的外溢效应,从而获得技术;由于对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资源获取的便捷性,使企业的创新更具有优势,更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选择进入方式的时候,也应当考虑新建,并购、跨国联盟等方式等哪种比较适合企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