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一串珍珠/参加第六届联欢节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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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在初秋的原野上急驶。我的心情像转动的轮子，没有一忽儿的平静。到莫斯科去，和苏联青年欢聚，和全世界青年欢聚，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喜悦！
我充分地理解党所给予的一种责任，那就是，必须尽其所能地把祖国的民族艺术，呈献给世界青年面前。用这种艺术的语言，来展示我们国家的繁荣，展示我们的和平的意愿，增进与各国青年、首先是与苏联青年之间的友情。当火车进入苏联国境，我就开始感染苏联人的巨大的热情。不论是哪个车站，只要车停下来，人群便立即围拥上来，把大束大束的鲜花送给你。他们在车站上往往等候几个钟头，从半夜等到天明，欢迎我们。列车到达新西伯利亚，刚是黎明时候，满天正飞着自雪，（那时北京正热得连衬衫也穿不住哩。）站台上就拥挤着人群，他们就是半夜在飞雪中站到黎明。看着他们身上淋得精湿，看着那喷射着热情的笑脸，能不感动？！有一次，列车到了某某站（原谅我，我忘记了名字），有个苏联老太太，双臂环抱着我们中的一个男青年，兴奋地流着泪告诉他：“孩子，盼你们多久了，听我说。以前我有个儿子，解放满洲里战斗中牺牲了！看到你，像见到我儿子。”我们都颤着声音回答她：“妈妈，虽然你的儿子牺牲了，可是，中国有很多你的儿子！”她说：“就是为这一点，我才如此激动。”
列车在路途上行驶了九天，我们就如同在友情的激流里，飘到了莫斯科；就如同在无穷无尽的花丛中，飞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是多么瑰丽，多么迷人！置身于莫斯科，就恍加置身于古典神话剧中所憧憬的仙境！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莫斯科东北角的“奥斯坦金诺”旅馆。旅馆里设备很完善，有五百多个服务人员为中国青年代表团工作，他们之中有不少是暑假中自愿来服务的学生。他们全都是那么细心而又那么热情。
管理淋浴室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头发都灰白了，但是精力还非常充沛，她辛勤地为客人们服务。当我知道她劳累了几天，就劝她休息时，她抚摸着我慈祥地说：“我的孩子，你在这儿，我怎么愿意休息呵！”
我们演员往往有穿紧身衣的习惯，为的是使身材便于舞蹈。她见我衣服很紧，便难受似地摇着手，意思是不应该穿这么紧窄的衣服。我给她解释，但她听不懂我的话，于是，我向她作了个芭蕾舞的舞蹈动作，她才明白地笑了起来，竖着姆指建声说：“好，好！”等我走出浴室来，她见了我，一把将我托在怀里，急剧地旋了一圈，说：“我的孩子，你真像是我的女儿！”
丽娜是我新认识的好朋友。她是莫斯科大学中国语言系的学生，是个美丽而活泼的姑娘。她常常在我身边，照顾我的生活，为我作翻译。每天早晨，我醒来就会听见她的第一句话：“亲爱的，生活得好不好？”
由于职业关系，我对于眼睛有着特殊的爱惜，也习惯于观察别人的眼睛。我发现丽娜的眼睛有几条红丝，就问：“睡得好吗？”她简单地说：“很好！”就把脸回过去了，接着，轻轻地唱起歌来。过了两天，丽娜的碧蓝的眼睛慢慢红起来，我一定要她休息，她执拗地不肯答应，反而在我面前，孩子似地蹦跳一陈，证明她精神是充沛的。有什么办法呢？
丽娜很喜欢看我化装，对我们古典服饰很有兴趣；有时她也学着我化装，并天真地问：“像不像？”她和我说她的志愿：她愿能够到中国来，她是多么向往中国，她说她选读中国语文，就是出于对中国热爱的感情。我们谈话的时候，一头小猫走过，我“”地唤它，它不睬；丽娜便“符符”地唤它，它就来了。她为这事乐得那么天真，她说她对中国每一件细小的事都关心，都有兴趣。她不止一次地问我：“我能到中国去吗？你说，你说。”
一天，丽娜来了，握着我的手说：“再见了，我的朋友！”这时我才知道，前几天她就发着高烧，但她不告诉任何人，她的同伴看出了，要她休息，她说：“在这样众多的中国朋友的环境中，安不下心来休息。”最后还是领导上决定她休息，她才来和我告别，我们十分难舍地分开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什么时候我能到中国见到你？我多么希望这一天！”
在丽娜休养期中，她时常都要来电话，问我：生活得怎样？表演得怎样？
莫斯科的气候同我国不一样，常常有冷空气，常常刮风。当广播电台预告刮风降温的消息，放馆里的护士就挨户地送着药，并且一定要看着你吃下去才走开。
不巧，在临近比赛的前几天，我的琴师却忽然生了
急病。音乐在京剧中占着多么重要的地位，而演员和琴师必须经过长期合作才能达到谐调纯化的境界。这件突然的事故，使我心思纷乱了。
我的琴师先住在旅馆的医疗队里，很快又送到旅馆附近的医院里，我常去看他。大概是我那焦急的情绪有所流露，医生们总是和悦地安慰我。有个医生和我说，他知道京剧中琴师的重要作用，他保证一定在演出前能够治愈。他说：“请你放心，我们和你一样地关心着你的表演，保证在你表演时，他会健康地为你伴奏！”
果然，琴师很快地就好了。
我参加了三项艺术比赛，这三项是：哑剧，东方古典舞，中国古典歌曲。哑剧我是表演“拾玉镯”，东方古典舞是表演“嫦娥奔月”，中国古典歌曲是演唱“金水桥”中银屏公主一段选曲和“柳阴记”中一段选曲。
演唱中国古典歌曲的那天，我觉得虽然不化装，服饰也应该表示出民族的风格，便穿了一件米黄色绣花缎子旗袍，带着一付长长的耳坠。当我走进大厅，台上正唱着，我四周望了一眼，多么多的观众，那前边几排坐着的是竞赛评判委员会的三十七个国家的二百多名艺术大师，其中有苏联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德国罗斯顿音乐院院长劳克斯教授，意大利歌唱家吉·斯基帕，法国钢琴家玛·龙格；我国的京剧名演员程砚秋，舞蹈家戴爱莲也在座。
虽然我唱了几年京剧，可是不化装的清唱还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些艺术大师面前清唱，我感到有些紧张和胆怯。我站在台子边，时时不安地轻轻地咳嗽着，我的情绪被身旁的一位负责舞台工作的苏联朋友觉察出来，他走近我，满含笑意地说：“希望你成功，你一定能成功。我祝贺你，我静待着观众对你的好评。”他显然要帮助我镇定下来，我感谢地朝他点着头，慢慢镇定下来了。
我出台唱了，唱完了第一句，我便注意评委们的反应，只见有的评委咬着耳朵讲话，有的评委在笔记着，从他们的姿势里，我辨不出是赞许还是相反。刹那间，我记起一个演员表演的时候，应该忘掉观众，把整个心灵都灌注在剧中人身上，我于是便不再注意别的了。我顺利地唱下去，感情激动地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