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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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三龙乡合心坝文化站只有一个人：王国亨既是站长，也是电影放映员。他在文化站待了30多年，主要工作是到各村放映电影，另外就是接待外来采访、采风的人员。文化站里还有一个很简陋的书柜，堆放着一些年代久远的旧书、旧杂志，王国亨说之前还会有村民到他那儿看书，现在没有了。

王国亨的第一台电影放映机是自己贷款买的，才1000多块，用到实在不能用了，政府给他配了一台新的。每隔几天，王国亨就背着电影放映机和已经打上补丁的电影幕布，走路到各个村寨，风雨无阻。

作为一个羌族人，王国亨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深切的热爱。借着给村寨放电影的机会，每到一处，王国亨就调查走访当地的羌族老年人，收集一些面临失传的羌族故事、仪轨和实物。当地人都说，在三龙乡，王国亨就是羌族文化的活字典。释比是羌族文化中重要的传承者，羌民族文化祭祀等活动都要释比来主持，而在三龙乡已经没有释比了，王国亨就充当了释比的角色。早些年，当地的文化活动都由王国亨主持。王国亨说，近两年邀请他充当释比已经越来越少了，随着现代化程度的越来越高，当地人对传统文化活动的热情和重视程度也越来越小了，释比以及与之相关的宗教仪轨和文化程序也越来越淡出生活。

王国亨小心翼翼地从书柜顶端的一个盒子里取出一块红布，摊开红布，是一支鹰骨制成的羌笛。制作羌笛是王国亨的一个业余爱好，他从父亲那儿学到了制作手艺，平时有空便制作，一些用作收藏，另一些便卖给慕名而来的游客。一般的羌笛都是竹制，像鹰骨材质的已经是极珍贵的收藏品了。羌笛的工艺非常复杂，从选材、磨制到粘贴挂饰，要历经接近30道工序，耗费一年时间才能完成。羌笛的制作和吹奏技艺也如同羌族文化一般，面临失传的窘境。

让人感叹的是，这个为羌文化做了一辈子贡献的男人，4个儿女却都走出了羌区。大儿子和两个女儿在成都一家著名的西餐厅“祖母的厨房”工作，小儿子在成都上大学。王国亨的大儿子王伟说起自己的父亲，也曾提到过去他们并不理解父亲所做的一切。王伟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明白了父亲的想法，也开始支持父亲对家乡和羌文化所做的事情。王伟曾联系到香港一家公司，通过父亲，把公司对羌族儿童的资助计划执行下去。说到父亲成为了外界和羌寨的联系枢纽，王伟眼里掩饰不住地自豪。我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把父母亲接到成都?他笑着说，早就想过了，但是父亲不愿意离开家乡，他说他能理解父亲，也就不多勉强。

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和王国亨、王伟都失去了联系，7天之后才终于联系上了王伟。王家一切平安，而王国亨则忙着为乡亲们搭建受灾帐篷，在羌区重建的日子里，他一定和以往一样很忙。

(文／郭思)

羌文化抢救中的记者行动

2008年5月底，一个由记者组成的“羌文化震后复原计划”小组在北川成立。发起人、《财经》记者罗昌平回京写计划，寻找资金支持，“本项目预计费用100万元，目前急需20万元启动资金，现向社会各力量及各团体组织募集资金。”小组成员《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秦轩和《新京报》记者杨继斌则继续留在灾区，从北川徒步到汶川，沿途寻访残存的羌文化线索――“这是一项珍贵、艰难而又迫在眉睫的任务，作为记者，不能错过。”

“我们肯定跟政府的抢救不一样。”秦轩认为，面对这种羌文化大面积破坏的情况，政府首先会划出文化生态保护区，然后有层次地、按照轻重缓急逐步抢救，首先会考虑世界文化遗产，然后是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从个人生活的细枝末节出发、走访民间，则是这个小组的主要工作方法。

“记者的优势在于细节。”杨继斌准备跟踪采访一个普通羌寨的搬迁过程：阿尔寨地震后面临生存危机，水源、土地被毁，房屋倒塌，羌人可能会离开世居的土地，转入城市或其他地区。而搬离深山后，如何在新的聚居地传承羌寨原生态文化、维持传统宗教，将是新的课题。比如，羌族的一些传统文化是与他们生存千百年的大山联系在一起。据羌族史诗《羌戈大战》记载，白衣女神曾用雪山帮助羌人始祖挡住追兵，让其脱险。但是，现在他们要离开曾经保护自己的大山了，如何处理信仰落差?而且，每个羌寨都信奉自己的山神，如果他们搬出来，社会群落重新调整，他们的山神信仰将面临重大问题，到底该敬谁家的神?在哪儿敬?

“现在用几年时间还不知道。”秦轩说，项目的展现形式不一定是出书，可以先建一个博客把所有的阶段性成果实时出来。而目前，他们尚未找到初期启动的20万元资金。

(文／潘　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