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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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走上文学之路,而且成为一个以文为生的人,不论是幸还是不幸……我都要感谢我在中学时代所受的语文教育,都要感谢那时的几位语文老师。感谢他们在我年轻的心中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我有可能用我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和人类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优美的心灵和大脑对话,并接受那些高尚情感的浸润和启迪。

影响我最深的语文老师是余钟藩先生。余先生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记的最清楚的是他给我们讲授《论语》的《侍坐章》。余先生是福州人,熟谙闽方言古音。记得他读这段文字时,用的是福建方言传统的吟诵的方法,那迂缓的节奏,那悠长的韵味,那难以言说的高贵的情调,再加上余先生沉醉其中的状态,都成了我生命记忆中的一道抹之不去的风景。尽管有余先生细致的讲解,当年只有十五六岁的我,仍然无法理解当时年届七十的孔子喟然而叹的深意,却依稀感到了他落寞之中的洒脱。当年听讲《侍坐章》的印象,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人生的长途,滋养着我的灵魂,磨砺着我的性情。

我的文学兴趣就这样在我识字求知的初始就开始了。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我的阅读层面逐渐扩大,我对文学的理解也逐渐深入,语文课成了我最喜欢的一门功课。因为喜欢语文课,跟着也喜欢上了作文课。我开始借助作文课的机会,学着写各种文体的文章。散文是最通常的,有时也写诗体的散文,就是现在被叫散文诗的那种,有时甚至也写小说。余先生很宽容,也很开放,他没有拒绝我这种对作文文体的“扩张”,而且似乎还在暗暗鼓励我的写作。

……

有一段时间余先生请了一学期的长假。来了一位代课老师,他就是余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林仲铉先生。和余先生相比,林先生似乎更关心和注重新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他在代课期间就向我们介绍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作家和作品,这些介绍是超出了课本所给予的,为我们输入了更为鲜活的文学营养。我的文学天空一下子变得非常开阔了。我不仅开始广泛的课外阅读――从古典到现代;我还利用和同学们外出郊游的时间,把自己关在楼上,背诵白居易的诗――从《琵琶行》到《长恨歌》,这两首著名的古典长诗,当时我都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

从此,我和文学开始了非常紧密的交往。后来,这种文学的阅读和写作就不再是一个人的单独活动,我和兴趣相近的同学开始组织读书会……我们在课外的时间定期地聚会,各人在会上谈自己的阅读心得,而后,将自己的体会写成文字发表出来。从茅盾的《幻灭》和《动摇》,到巴金的《灭亡》和《新生》,我们有了更为广泛、也更为有目的的阅读,并有了独立的思考。这种多向的交流和相互的切磋,不再仅仅是文学的欣赏和知识的传播,而是有了一种心智上的滋养和熏陶:通过文学,我们认识了社会和人生,我们不仅获得了审美的领悟,而且获得了社会的反抗和批判的意识。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我通过语文课本的引导开始了自主的阅读。至此,我认识到,小学的语文教育是识字,中学的语文教育是引领,后者的意义不单在于知识的传授,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这种启发是通过一篇篇典型的文章的讲授和欣赏,从知识的、文化的、智育的、也从审美的层面,全方位地诱导中学生对语文的阅读和写作的兴趣,其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和启发青少年独立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删节)

心灵物语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是由文学创作转而从事文学评论的当代学者。谢冕曾动情地说过:“经典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根基,年轻的一代应和人类文化经典交朋友,让经典的力量伴随成长、成材。”为此,他写下了这篇《无尽的感激》,回忆在求学生涯中,语文老师和语文教育对人生成长的深远影响,呼吁阅读经典的重要性。这些老师对文学经典的重视,培养了学生对文学和生活的热爱与独立思考的习惯;而经典对学生的教育和影响也延伸到离校,成为其可以时时反顾与回归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