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块白文”传承人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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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干旱，囚禁了太多春天的心事。

四月如约而来，苍山脚下，洱海边上垂柳柔嫩的枝条在风中飘飘洒洒，像是白族少女初始靧面将发丝飘逸披散；又像是心灵手巧的白族妇女串起的精致珠帘在轻轻摇摆。

这天清晨，我到大理市湾桥镇向阳溪白文学校去采访。

向阳溪村靠近海边的一座古老院落外，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树正开得红艳的叶上花。

这繁花突兀地蹿上了大门的飞檐，让我惊讶地呆立了片刻！

跨过门槛，院落内，三弦、霸王鞭声刚刚落下，一群身着传统民族服饰的中老年白族妇女，正在认真上课。

“席衣席光衣肯映，格尼亮切客……”（白语，意为“新衣新裤穿起来，今天咱们请客……”）这些白族妇女是向阳溪白文学校的学员，她们演唱的曲目是一种白族人民传承了几百年的《山花词》。

在白文学校二楼的教室里，我很难忘记，第一次见到“方块白文”的热心传承者张亚老师的感觉。

他个子不高，一身干净的着装，朴素的外套之下，隐藏着一件白族扎染缝制的蓝马甲，最最显眼的是头上戴的那一顶灰色毡帽，在他脱帽的瞬间，我留意到了他早已斑白的两鬓，而手里总是拎着一个沉重的公文包，里面装满多年来他收集整理的有关“方块白文”方面的资料。

在后来的交谈中得知，张亚老师1940年10月出生，白族，大理市湾桥镇向阳溪村三组人，是大理州第三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方块白文”）代表性传承人。

向阳溪是明代著名白族学者、《山花词》代表人物杨黼的故乡，村里的文化气息历来十分浓郁。

在长辈的熏陶下，张亚老师从小就对《山花词》、大本曲等白族民间文化艺术十分着迷，特别是对杨黼的治学精神更是崇拜尤加。高中毕业后，他在村里当了30年的民办教师，教书授课之余常常向村里的孩子讲述一些白族传统文化知识，传授一点“方块白文”方面的内容。

1993年，省民族语言文字委员会在大理古城举办白文培训班，张亚报名参加了培训班，并以优异的成绩结业。

1994年8月18日，在省民族语言文字委员会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向阳溪白文学校得以成立。

向阳溪白文学校是在云南省民语委以及大理州、市有关政府部门支持下，民间自办的第一所白文学校，是一所“依农事而定教学”的农村业余学校，也是第一所进行“方块白文”试验性传承的学校。至今，张亚老师一直担任该校的校长。

白文学校现在所在的院落，张亚老师说，那是向阳溪村的关帝庙，外侧的一栋白族民居的二楼上，说是学校，其实仅有一间教室，十分简陋。在这里，学员们认真学习”方块白文”、白族民歌、大本曲等白族传统文化，还可学到民族歌舞和许多实用的专业技能。

回顾学校17年的发展历程，张亚老师幽默地告诉我，他们始终在“穷折腾”。不过尽管条件简陋，但向阳溪白文学校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学校成立后，共办了18届培训班，来自州内外的350多名学员接受了系统的培训。

一位白文学校的学员告诉我，“方块白文”、山花词是白族文化中的精髓，是白族文化的根！传承和弘扬白族的“方块白文”极为重要。然而，由于条件限制和自身的一些原因，张亚老师始终没能系统地把白族“方块白文”做系统的研究之后进行行之有效的传授。

白文学校应该按照传承研究汉字式的“方块白文”这条路子走下去。

据了解，最早记载白文的是元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杨载撰写的《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碑文提到■人用以说法的佛经中有“以■人之言为书”者。明代杨慎在其《滇载记》中首次提出“《自古通玄峰年运志》其书用■文”。不过，这两者都没有谈到“■文”的具体形式。只是到了明万历年间，薛承教为谢肇浙《滇略》写的序中说：“俗有《白古通记》诸籍，皆以其臆创之文字传其蛮■之方言。学士大夫鲜能通之。询之间里耆民，千百不一二谙也。”然而，“臆创之文字“的形象仍未明晰。直到抗日战争期间，华中大学内迁喜洲，语言学家傅懋■指导学生萧雷将《山花碑》按照本地人郭纯仁的读音记录下来，由大理县中赵继曾写跋发表在1940年的《西南边疆》第八期上。

1942年，西南联大学生石钟健到大理考古，发现另外几块明代白文碑。他说：“所谓■文，所用的字大半是汉字，间或也有几个新字……文法也都大致和汉文相同，但显然有区别。”

1944年范义田在其《云南古代民族之史的圄2008／2分析》中认为：“白文又作■文，实非另有一种文字,乃指■人（白子）使用汉字所写之文而言也。唯于汉字中间，杂别字及自造字。”在1949年出版的《大理古代史》中，徐嘉瑞认为“（白文）是以汉字记民家语，觉其奇异难辨而已”。

《山花碑》的面世，向世人展示了白文的形象，说明了“古白文”的存在。一个人、一首长诗，能够让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索，实在是十分可喜的文化现象。

围绕《山花碑》研究开展的范围涉及到白族的历史、思想、文学、艺术等方方面面，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方块白文”的魅力让张亚老师和同事们跨越了重重困难。张亚老师说，研究”方块白文”那是他一生所热爱的事业，特别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方块白文”的传承推广工作有所突破，如果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那也算是对自己辛辛苦苦忙碌奔波这么多年的一个最好交代。

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方块白文”未能发展成为通用的、规范的书面交际工具。采取训读、音读汉字和仿造新字等办法来书写白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记录民族文化，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传承白文的最好方法，大理向阳溪白文学校的创立，对于那些致力于研究白族文化的学者来说，应该这是一个良好的契机，但是，研究的方向和道理不能偏离了”方块白文”这个研究方向。

提到“方块白文”，张亚老师说一定要去看一个人。

于是我们移步来到杨黼的故居“桂楼祠”。

大门的右手边，张亚老师指着花台上一截已经枯死了的树桩告诉我说，那是明朝时期就茂盛无比的桂树，可惜在数年之前莫名死去，也许是疏于照料，也许是存有其它原因，这棵桂树死得特别可惜。

当年，学富五车的杨黼先生在这棵粗壮的桂树之上搭建了一个名曰“桂楼”的棚子，终日在上面著书立说，废寝忘食。“桂楼”由此得名，而杨黼也多了一个名号“桂楼先生”。

杨黼（公元1370—1455年），号存诚道人，又叫杨桂楼。杨黼是“力学志道，不言人过”，隐居桂楼，性至孝，注孝经，工篆箱．好作诗，《明史》将杨黼看作是儒、释、仙三位一体的人物，杨黼的故事在大理白族民间喜闻乐道，世代相传，受人尊崇、仰慕，称之为杨黼先生。杨黼的塑像在二楼，村民用玻璃罩子为塑像进行了保护，透过玻璃，可以看见杨黼塑像依然色泽鲜艳，形象生动。他端坐于一个水泥基座之上，背北面南，俯瞰着前来敬拜的每一张张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

张亚老师恭敬地站在塑像前，轻声地道出了他的心音。杨黼就是他今生最最崇拜的一位人，不仅仅是因为杨黼是向阳溪人，也不仅仅是因为杨黼是一位明朝的大学者，更为让人值得尊重的是他治学的精神和他对白族文化的特殊贡献。

从杨黼故居出来，走在村里，张亚老师说，他请白族著名油画家杨作霖先生为杨黼先生创作了一幅油画肖像。言语之间，让我感觉不到他已经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

走过了几条小巷道，往东一拐，在离洱海很近的地方，我看到一个朴素的院子。

张亚老师“嘎吱”一声推开了一扇铁皮大门，眼前是几间用石棉瓦搭建的简易房子，靠西边的位置是一溜五间的老瓦房，已是十几年前建盖起来的样子，装修极其随便。

两头奶牛，从牛圈里伸出头来，似乎是在迎接我和他的主人。几株绿色的树木，占据了院子里大片的位置。

看着我满脸的疑惑，张亚老师轻松地笑笑，露出了一排整齐的金牙齿。

对于近乎于家徒四壁的家，张亚老师并不回避。

他说，新房子很好，但那不是我的追求，几十年忙于工作，忙于白文学校，忙于“方块白文”的工作，几乎没有给家里人什么帮助。

他走到一间屋子，推开门让我小心。

走进屋子，我看到了满满当当一大书架书籍，张亚老师写作的一张旧书桌上，一盆君子兰正舒展着嫩绿的新叶，为简陋的卧室增色不少。

张亚老师说，楼上还堆着很多没有整理又不常用的书籍，那就是他最最珍爱的财富，自己文凭虽然不高，学识也不渊博，但是俗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

人老心不老，张老师现在还在继续为白文学校的发展和“方块白文”的传承推广工作而做着默默的努力。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白文学校到现在为止，也只能够停留在张亚老师和他的同事们“穷折腾”的层面上。很多时候，忙忙碌碌只是收效甚微的一种工作方法。

离开向阳溪回下关的路上，关于“方块白文”如何更好地融入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的问题，不断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方块白文”的路到底该如何走？发展的瓶颈和症结究竟在哪里？

多年来，尽管白文创制工作有进展，但是，毋庸讳言，方块白文的创制和推广举步维艰，没有形成气候。

向阳溪白文学校的诸多努力实践和张亚老师的诸多研究摸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同时也值得我们深思。

在我看来，最最希望看到的，是像张亚老师一样为“方块白文”而默默工作的专家学者，在“方块白文”传承方面有所建树，或者有新的突破。

张亚老师对白文学校的事业很热心，也很劳累，甚至可以说很入迷，他的精神让我很受感动。迎着苍山吹来的微风，张亚老师向着阳光绽开的笑容，那是一种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