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兑美元十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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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随着新年首个交易日的启动，升值已经成为市场对于2011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共识。
2011年1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延续上年升势，当天上涨0.02％，出现连续十个交易日升值，成为2005年汇改以来最长的连续升值纪录。这意味着随着新年首个交易日的启动，升值已经成为市场对于2011年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共识。
虽然市场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预期，但人民币在新年伊始的“给力”程度还是让人有些意外，这更加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今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到底是多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人民币仍会走强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体现，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相对差距缩小；从短期看，人民币汇率外部压力与内部动力双双增强，渐进、可控升值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
外部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和就业改善情况。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初，美国经济复苏步伐略有加快，多个地区经济增长活动从“2％～2.5％”的缓慢增长水平上升到“2.5％～3％”的温和增长水平，同时核心CPI也呈逐步上升苗头，通缩风险进一步缓解，但由于房地产市场仍然疲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受到限制。因此，美国复苏动力虽然逐渐增强，但复苏态势仍然偏弱，美元整体走强缺乏实体经济支撑。
与此同时，美国劳动力市场虽有所改善，但还不强劲。从2010年12月份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看，10.4万人的新增就业远低于预期，失业率仅仅从9.8％下降到9.4％，而这还是因为劳动力人数下降的缘故。笔者认为，美国就业改善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年的失业率水平波动将较大，会持续处在9％以上的高位。
由此可见，美国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双重目标的任务非常艰巨，美联储将会继续执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不排除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今年美元流动性肯定过剩，美元将继续维持弱势格局。
除此之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还会继续向中国施压，将国际经济失衡的责任指向中国。尽管今年以来，美国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减轻，但未来美国仍有可能借选举之名来对中国施压；不仅如此，随着美元持续贬值，新兴经济体货币“被”大幅升值，面临出口下滑、经济增长减速、热钱大量涌入、通胀高企等难题，不得不与美国一起施压让人民币升值，以解决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如南美大国巴西正逐渐转变为美国的盟友，这势必对人民币升值形成更大的国际压力和不利的国际环境。
内部动力依赖于反通胀政策目标重要性的提高和GDP增长目标相对弱化。央行在今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曾指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金融宏观调控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意味着反通胀政策目标非常明确，而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遏制国际资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随着近来我国物价水平连续突破3％、4％的警戒线，市场预计今年1季度可能超过6％，笔者认为为缓解通胀，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将会是央行货币政策比较有效的选择。
我们也注意到，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GDP增长目标将逐步弱化，今年全国GDP增长水平可能设定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特别是会通过增强汇率弹性大力刺激进口、稳定出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虽然自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就清晰地体现出双向波动的特点，但要纠正目前存在的太规模贸易顺差，升值是当前能运用的最佳政策。
加息对影响人民币也具有推动作用。根据利率平价理论，随着中美利差扩大和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引起国际短期资本大规模涌入，进一步推升人民币汇率水平，从而人民币进入一个“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循环过程，只要人民币升值的基本因素不改变，市场就会存在这种预期，结果会导致人民币更大幅度、更快步伐的升值。
2011年人民币仍将保持升值态势，但究竟会升多大幅度呢?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由对外向型经济的扶持逐渐转为支持内需增长、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增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的过程。2005年至今，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超过22％，许多劳动密集型出口型企业已经承受了巨大痛苦。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应在考虑企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根据人民币自主选择的渐进式升值路线，即每年升值幅度不超过5％，今年仍然不太可能大幅升值，预计年内人民币升值3％～5％之间。
企业如何应对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国货币汇率的走势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实力，在一国国力上升和经济发展时期，本币基本上是呈现加速升值的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日元就处于快速升值的战略通道。日本企业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相当高，日元大幅升值对其国内企业冲击非常大，但日本企业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开展对外投资等措施大大降低了日元升值的负面影响。
中国现在的情形与日本当年的情形极为类似，以致一些学者经常把日元升值作为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参照，但二者不尽相同。我国多数出口产品仍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对外投资能力有限，利润率本身就非常低，在人民币持续升值背景下，企业出口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大量中小型企业面临亏损、倒闭风险，一些实力稍强的企业也不敢接长单、大单，玩具企业将订单周期定为2个月，超过6个月的订单全部拒接，一些稍有实力的企业希望通过提价来转嫁汇率风险，这已经导致有些欧美商家开始缩减在华采购量。部分低端产品甚至转向东南亚地区采购。对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测试显示，对于利润水平在3％～5％左右的企业，未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将对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国整个制造业结构和布局都将因此而重新调整。
国内企业无法完全照搬日本的经验，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选择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应对措施。
一是要实现“空间转移”。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发达经济体有着巨大差异，虽然欧美在危机后大力推进“再工业化”进程，但人民币升值不会导致国内企业大规模转移到发达国家，我们无法想象发达经济体运用本国昂贵劳动力来生产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工业品出口；尽管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土地成本上升等综合因素导致沿海地区制造优势不再，但对外开放所积累的经验、完善的制度也是越南等周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国内广大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还刚刚开始，它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存在巨大渴求，企业可以通过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梯度转移到区位优势更强的城市，通过厂房、资本、劳动力等成本降低来抵消部分汇率风险。
从目前来看，沿海地区大量的出口加工制造业正在大规模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上海英特尔已经转移到重庆，深圳富士康正向河南、武汉等地转移，上海、深圳等地则向研发、管理、营销等微笑曲线两端转移，实现低端生产向高端价值链转变，附加值水平大大提高。 二是要实现“战略转移”。既然人民币升值不可避免，与其痛苦地在出口市场上勉强挣扎，还不如利用这一机会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积极利用国家政策推进外向发展战略转为内向发展战略，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挖掘国内市场潜力。这次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金融行业，但对国内消费市场是一次难得的机遇，零售消费总额连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特别是汽车行业出乎意料地爆发式增长。而在政策扶持下的家电也增长迅速，这为出口导向型企业转变发展战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