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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第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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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的是养老金“缺钱”这一难题,那么,入市正成为解决养老金“缩水”的第二道要题。

在延退大讨论前,是养老金入市的主张潮:证监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人保部均发声不断。

信托=最安全模式?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尝试资产组合方式,这个思想到现在仍然可以适用。1/3进行有风险投资、1/3保值投资、1/3灵活配置。现在仍遵循资产组合思路,但是内涵要有些变化,主要由于现在国际国内经济不确定性加强,养老金投资要想保值增值,仅仅依靠市场来保值的风险增加了。投资策略更多地转向保值需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保中心主任杨燕绥说。

她认为,养老金具有长期积累、规模巨大、涉及个人安全、政治敏感性较强的特点。第一,在保护产权方面,保监会2006年将长期产品保持独立,和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分开,这是一种进步。第二,多种经营,养老金规模巨大,保值增值需要多种投资手段和方式,而信托作为资产管理的手段,属性灵活、限制较少、领域宽泛,恰好符合养老金需要多方位投资管理的需求。第三,养老金追求“雪球效应”,而信托在信任基础上进行长期的资产管理。第四,信托管理收取管理费,捆绑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利益,实现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可以说,信托的文化和养老金的需求是非常匹配的。而且,现阶段来看养老金要保值增值,信托是最安全的模式。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张芳芳介绍,我们所了解的企业年金采取的制度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信托的模式,不是政府来管也不是企业来管,而是寻找了一个外部的受托机构,通常是银行或者有受托人资质的管理机构。管理的时候也不是既管投资又管钱式的全权管理,还要寻找外部的托管银行。采取这种模式,保证了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立掌控这些资金,避免了资金被挪用。

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变形,比如,托管银行只是托管资金,必须接受委托方或者受托人的指令才可以把钱转到投资管理人那里去进行投资。于是风险来自于投资管理人的投资选择和决策是否谨慎。

原本投资管理人可能会根据签订的企业年金的合同中规定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原则去进行投资行为,目的是追求一个长期稳健的投资回报,这是投资的基本原则。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如果委托人一方基金规模比较大,那么其谈判的话语权会比较强势,但是委托人受专业投资能力和知识水平所限,通常会更看重每年的投资回报,一旦委托人认为对投资回报不满意,随后可能会更换投资管理人。这种追求短期投资回报的态度对投资管理人产生了业绩压力,迫使管理人做出不理智决策。

杨燕绥表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我国的信托不是在做资产管理,而是在圈钱。在养老金领域不容易圈钱,企业年金完全按照信托的方式又不太好做,信托公司看不上这个领域,它们在房地产、矿产领域到处圈钱,没有走真正的信托道路。

所以,信托公司需要按照信托的原则和特点,坚持打造信任基础以及专业性,不能急功近利地追逐暴利,应该追求“雪球效应”,认真做好资产管理,打造信任基础,回归信托本质特征。

外储冲抵养老金压力

在养老金保值增值多元化的问题上,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认为中国外储“大有可为”。

国外利用外汇储备建立养老基金的尝试已经存在几十年,目前已有十几个国家建立了养老基金。

我国拥有庞大的外储,据统计2011年底达到了3.181万亿美元,但是从配置的形式看,我国外储60%以上都配置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低收益的国债上面。鉴于国外的经验,张茉楠建议,当前可以按照外汇储备功能的多样性,将外汇储备分为基础性外汇储备、战略性外汇储备、以及收益性外汇储备三个层次,各个层次均对应不同目标和相应的规模。在制定外汇合理规模的基础上,将一部分外汇资产从央行的资产负债中移出,形成其他的官方外汇资产和非官方外汇资产。比如,可以考虑在区分基础性外储的基础上,用外储冲抵养老金隐性债务后形成的是社会保障基金,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外汇储备的消耗,只是相当于不同储备方式上的一种转换。

在实际操作上,张茉楠认为成立财富养老基金有这样三种可行模式。一种是可以考虑由财政主管部门直接拿新发行的长期国债来购买外汇储备,再划转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由其具体进行运作。中央银行外汇资产减少的同时,对中央政府债权等量增加,从而保持总资产的不变,短期内全社会的人民币流动性不发生变化,但对投资机构来说,存在较大的收益率压力,比如5%国债利息再加上外汇升值预期等。

第二种模式是仿照汇金公司以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的方式,可以通过汇金公司或者成立类似汇金的其他金融机构,或单独成立养老财富基金来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产配置。

而最后一种模式,也是张茉楠认为比较激进的模式,是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划转社保基金。如果从国家资产负债表保持平衡的视角出发,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其实不是必须保持平衡。如果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某些操作(比如以冲销坏账的形式)恢复平衡,那么就可以直接划拨外汇储备给社保基金,这样做涉及到外汇储备风险由集中于政府向分散于民间的“藏汇于民”的转换过程,更涉及到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和经济贸易政策的重大改革,但这种改革则意味着国家财富分配的一种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