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博弈论促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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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6年，从牛津大学归国不久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出版了《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轰动一时，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博弈论的教科书，迅速被国内和台湾很多大学选作研究生教材。知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写道：“这次中国之行，惊喜地发现由张维迎所著的教科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与中国市场上我所看到的经济学教科书比起来，这本教科书可说是水平高出很多。以我在国外的教学研究经验，若此书是英文的，在英文世界也会有相当的地位。这种功力不要说国内的学者难以达到，就是西方经济系教授，很多也是达不到的。”

时隔将近20年之后，张维迎教授再次把研究方向转向博弈论，今年出版了新书《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贯穿于该书的主题是：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合作？从经典的囚徒困境到闻名于世的纳什均衡，从讨价还价到声誉机制，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到道德风险和激励体制的设计，从法律和社会规范到轴心时代制度企业家的出现，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和核心结论，同时运用这些方法和结论分析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和制度。其别关注的是人们为什么有不合作行为，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有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近日，本刊副主编柯恩专程拜访了张维迎教授，和他一起探讨了这个话题。

囚徒困境的概念大家都很熟悉了，人类为什么会陷入这种困境？

所谓“囚徒困境”，说的是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发生冲突。比如，小孩子的课外补习问题，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所有的学生课外都休息，考上好大学的会是最聪明的孩子。但是，有人开始周末补课了，他可能就会超过那些聪明但是不补课的孩子。每个家长理性思考的结果是，现在所有孩子都在休息时间补课，最后考上好大学的还是那些最聪明的孩子。这种无用的竞争（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也是这样）对社会来说不是最优的选择。

囚徒困境有两个原因：

首先，作为理性的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天性使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但社会的进步只能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这是我们应有的集体理性。但是，基于个体理性的决策常常与集体理性相冲突，导致囚徒困境的出现，不利于所有人的幸福。

除了个体利益之外，妨碍人与人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的“无知”。我们人类短视、傲慢、狭隘、自以为是，经常不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正是由于我们的无知，才导致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冲突。许多看似是利益的冲突，实际上只不过是理念的冲突。事实上，大部分损人利己的行为本质上也是无知的结果。损人者自以为在最大化自己的幸福，但结果常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既损人又害己。有些人心地善良，一心为他人谋幸福，但由于无知，也给人类带来不小的灾难。

几千年来，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技术、制度、文化，克服囚徒困境的障碍，不断走向合作，由此才有了人类的进步。诸如语言、文字、产权、货币、价格、公司、利润、法律、社会规范、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甚至钟表、计算机、网络等发明，都是人类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合作的重要手段。当然，每一次合作带来的进步，都伴随新的囚徒困境的出现。比如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更大范围合作的空间，但它也为坑蒙拐骗提供了新的机会。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的历史。

可否概括一下人类用于促进合作的方法？

第一，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人类克服囚徒困境最重要的制度。有私有产权了，博弈就发生了变化。产权制度是先于国家和政府而存在的，它是一种自然权利。只有尊重私人产权，才能阻止“公地悲剧”*。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合作最有效的机制，它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通过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解决了“”和“无知”的问题。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市场制度有三个基础，就是自由、产权和企业家，缺一不可。

其次是法律和社会规范。它们可以改变游戏规则，限制人们的理性选择，改变人们的偏好，还会协调人们的预期，传递个人信号。比如，开车靠左还是靠右，通过法律这种形式可以快速让人们在路上实现合作。

最后一种促进合作的力量是社会规范的内化，也就是道德伦理，人们的廉耻观念。这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可以不需要借助第三方的监督而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比如大多数国家的主流价值观都会对合作行为做出价值上的肯定。甚至是黑社会，也会对自我牺牲的行为予以推崇。

书中谈的较多的是整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合作，怎么促进企业和企业间的合作呢？

博弈论最有成就的地方在哪儿？我的个人感受是研究“长期博弈”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对企业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如果只追求短期利润，就可能不注重产品质量，不注重自己的声誉，陷入囚徒困境。但如果你想要和消费者、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进行长期的博弈，就要看得更远，更重视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而是有很多双赢的机会。比方说，商场上有很多商业规矩，一旦被破坏，整个市场的信任度降低，所有的企业都会受到伤害。比如一个有道德问题的职业经理人被企业开除了，竞争对手为了挖墙脚或者探听对方的商业秘密，反而雇用了这个人。这种行为伤害的是谁？伤害的是所有的企业。职业经理人市场会因此变得混乱，传递出错误的信息。

中国有些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很厉害，甚至会上升到人身的武力冲突，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些企业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做事情没有长远眼光，属于短期行为。还有些企业是出于无知。其实，我们人类有很多行为是很无知的，我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远远比我们认为的要小得多。当然，企业其实并不做决策，是企业里的人在做决策。人有七情六欲，有偏见，会犯错误，会情绪化，这些都会影响到人的决策。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人类才需要学习。所以我们的知识，包括我写的这本书才是有用的。知识对人的理念影响很大。当然，你说的情况可能更复杂，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关系。这种情况下，我们社会对不守规矩的人或企业应该有一定的制裁措施，甚至需要以牙还牙，否则社会就混乱了。

相信很多企业家看到这本书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促进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合作，你有什么建议吗？

企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正当的。但如果陷入了囚徒困境，互相不合作，甚至互相伤害，就会影响到组织的成功。企业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如何促进员工合作，和企业的激励制度有关系。仔细想想我们会发现，合作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激励问题。如果我们希望人们经由个体的理性选择来实现集体理性，获取合作红利，就需要对个人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诱导。对合作行为给予奖励，对不合作行为予以惩罚。这样，就会使不合作行为带来的回报低于合作行为得到的回报，从而激励个人选择合作。比如部门的奖金不能只依赖本部门的表现，还要考虑其他部门和企业整体的业绩。

你谈到的小孩子上补习班这种没有意义的“军备竞赛”，怎么才能破解这种无用的东西？

修改社会的游戏规则。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规则是高考按分录取，所以孩子上学就是为了考一个高分，最后一定会形成现在这样稳定的博弈结果。在有些国家，大学入学考试一年考很多次，学校自主招生，不光招分数高的，还要看学生的领导力、合作精神，人们就不会把考试看得那么重了。问题是，如果中国改成这样的制度，大家会担心有人走后门。为什么我们会不放心大学自主招生呢？这和我们的整个体制相关，如果你看到当官的，做企业的能捞就捞一把，你想让大学校长和老师有好的职业精神，肯定也比较难了。但是我相信一点，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这个社会更自由，有更多、更公平的竞争。

书中提到了生物学界对博弈论的广泛运用。在你看来，人的天性是愿意合作的还是不愿意合作的？

人们讨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我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中性的。一方面，人有自然生存的要求，必须关心自己。不关心自己的人是没法生存的，在长期的生存博弈战中一定会败下阵来，被自然淘汰掉。但另一方面，人类发明了很多制度把关心自己的动机变成相互合作，比如私有产权制度，我觉得它是人类合作最重要的基础，在实行私有产权制度的国家，人的合作精神就比较高。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博弈中，不具有合作精神的团体，在社会竞争中就会慢慢被淘汰，而合作精神比较高的群体就会慢慢发展壮大。

你可以回想一下，在过去的和国营企业体制下，表面看起来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实际上所有人都生活在囚徒困境中，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最没有合作精神，总想占别人和公家的便宜，人们没有积极性工作，没有积极性创新，也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道德底线。所以，中国需要继续改革，只有真正建立起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经济，中国才能变成一个合作社会，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国人才会有良好的道德水平，才会有博爱之心。

社会制度对人们合作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三聚氰胺事件，有人说，我们连放心奶粉都生产不出来，而奶粉是处于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这说明市场经济制度的无效。这恰恰说错了，当人们对奶粉质量不放心时，他们选择去美国、欧洲，还有香港买奶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里的市场经济最发达。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我们才会有真正放心可靠的产品。

我感觉生活中人们不愿意和别人合作，通常是觉得不合作对自己更有利，比如说大家都在排队时，总有人想去插队。

排队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是我们要放在整个大的环境里面来看。人一定有机会主义的诱惑，但是假如插队时别人都用鄙视的眼光看我，那我就不敢了。这种惩罚多大程度起作用呢？有时候跟违规的人数多少有关。如果很多人都插队，这就会形成一个坏的均衡。腐败现象也是这样，当腐败人数很少时，官员的脸皮会比较薄，当腐败人数上升时，每个人的脸皮都会变得厚起来。我一直强调一点，就是语言腐败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人守信、说话算数，是人类合作的基本要求，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人说的话是自己完全不相信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说过，当一个人堕落到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比如，在经济学者看来，宗教是促进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神无处不在，神总有办法惩罚你。但是当宗教变成垄断之后，就变得相当腐败了。中世纪欧洲教会宣传的东西和高级神职人员的行为完全是两码事，一个人在教堂上布道的时候可以讲的很神圣，自己的生活却很糜烂，这就破坏了人们的信任。只有自由的信仰体制才是健康的。

人的合作意愿是不是也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呢？比方说从狄更斯或者雨果的小说里看，西方社会在经济刚开始发展的时候，道德水平和合作意愿也比现在差很多。

我相信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不断淘汰那些不讲诚信的企业、不讲诚信的人。你想一想，一个有庙的和尚和一个没有庙的和尚，哪个更值得信任呢？我相信给人们自由，使人们感到安全，竞争的结果一定是整个社会越来越有序。早期坑蒙拐骗都是干一锤子买卖的人，一旦有了庙，就能把他约束起来。有恒产者有恒心。

还有一种观点，说中国的国情是地少人多，资源太稀缺了，不赶上这波，下波可能就没机会了，所以很多人不肯合作，要把别人挤掉。

恰恰因为资源稀缺我们才需要好的游戏规则。中国的资源稀缺，那怎么大家不去商店里抢东西呢？中国古代有一位思想家也举过一个例子，说你看人家家里养的兔子很安全，没有人去抢，但是大街上要是有只兔子，大家都去抢。正是因为资源有限，我们才需要一种财产制度的保证，使游戏规则很明确，大家都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我们资源很充裕，反倒不需要这种游戏规则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资源是有限的――由于资源是有限的，怎么有效利用资源，怎样使人更有积极性创造财富，我们才需要建立一整套好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