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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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类学者倾向于把“文化”视为人的行为举止背后隐藏着的观念形态，亦即被称为“人的观念”的东西。西方“人的观念”的核心是对于“个人”和“人”的划分：“个人”指“一个经历出生、发展、成熟、衰老、死亡的生物个体”，而“人”则指“附属于人生特定阶段的个人的一套社会区位和角色”。在任何非西方文化中体验过人生的学者都知道，这种西方文化独特的“人”的二元化界定在其他文化中不一定存在。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人的观念”。

印尼巴厘人就不曾把人的个体与社会角色区分来看待人生，而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生活时空的不可分割性。中国人在用“人”这个字时向来指的不是与社会区位和角色分离开来的“个人”，而是指与人的生物体相对的文化体，与“己”相对的“（他）人”，人的社会品格等，从来不用“个人”和“自我”来形容“人”，也不存在与群体无关的“个体”。“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一，“人”是“人伦”秩序的体现，“人”是“非我”的类别。由于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以其独特的“人”的观念来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的实践早已与“个人行为”构成很大的差别。

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尔直到上个世纪末才提出人的实践同时是个体、社会以及宇宙论再生产的机制，而我们的老祖宗却早已认识到这个道理了。《易·贲》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人文”一词的最早出处。“人”是宇宙秩序分不开的天下文明格局，社会和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宇宙、社会、文化秩序的“化生”即为“人”本身的“化生”。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中国人“自我”观念的存在。汉语中的“己”字就相当于英文的“self”（自我）。不过，“己”与心理分析学中的“ego”（自我意识）十分不同，它指的是社会中相对于“他人”的单位，而这样的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意义上的“家”。因此，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人生物体的繁殖也是社会体的繁殖，二者在“家”这种生育制度中得以充分结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人的“人的观念”绝非可以用二元对立的西方人性论来解读的。

由于西方文化体系在社会人文科学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因此学者们常用西方的“人的观念”来套非西方人的现实，造成社会人文科学中本土观念的缺失。当我们意识到不同文化对“人”有着不同定义时，我们也会意识到社会人文科学的艰巨在于理论的单一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张力。克服这一张力的制约需要的是跨文化的联想，而不再是局限于本文化的思索，更不是形形政治化了的“族权”与“人权”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