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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诉求看《二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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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雨生创作完成的小说《二月花》为读者描述了发生在特殊岁月的故事,整篇小说由“文学社”“大会堂”“宣传队”三个部分组成。作为一部由三个篇章构成的小说,读者如何才能准确地理解作者寄寓于小说文本之下的丰富情感是需要我们秉承严谨的态度加以处理的。众所周知,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是与特定时代的话语环境紧密相关的,当我们试图从价值观念审视一部文学作品就会发现“传统的、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都广泛地存在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呈现多样化以及丰富性”[1]。由此可见,从价值诉求的层面审视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是极有必要的。

一、《二月花》中价值诉求的历史嬗变

文学是特定话语环境中孕育的语言表意系统,它将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思维活动以诗的语言呈现出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它以艺术的方式表达人生存在状态和价值诉求的独特内涵,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2]因此,当读者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时,他所洞悉的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小说文本,而是作者试图借助于小说文本向世人阐释的他所理解的世界。由于文学作品营造的世界经过了读者的二度创造,这就迫使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去审视一部作品的价值内涵。

在《二月花》中,作者在小说先后描写了“文学社”“大会堂”“宣传队”三个部分,不同的人物先后登场,向读者展示了极为丰富多彩人物群像。“文学社”中出现的乔木、张纸、周开盛以及围绕在乔木身边的众多女朋友,他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社”。

文学社不能算是厂里的正式机构,估计连民间社团也算不上,化工厂除了常规的科室车间外,还有篮球队、宣传队、青年民兵之家、计划生育协会等社团组织,其中有些部门尽管成年累月也不见得活动一次,但在厂里也是正儿八经的有牌子有班子、有组织、有章程,而且制度上墙的。而文学社不算,甚至一段时间它还只能偷偷摸摸地猫在地下活动。

“文学社”并不能算作工厂里的正式机构,不仅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更没有被认可,只能是“偷偷摸摸地猫在地下活动”。就是在这样一个机构中,乔木等人找到了尽情抒发心中情感的场所。这里实际上反映了两种不同价值诉求的对立、冲突:一方面,工厂等各种机构虽然拥有合法的身份,却没有开展任何形式有价值的活动,这样的机构仅仅是某些人展现话语权力的舞台而已,并不能真正展现参与者的个体诉求;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身份加入到“文学社”中来的人们在“文学社”中找寻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虽然他们创作的诗歌略显幼稚,但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最为真实的声音。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识到《二月花》是通过不同人物群体的价值诉求之间的矛盾来表现主题的。这一点在“大会堂”“宣传队”中得到了印证。在“大会堂”中,人们的情感核心是围绕着电影中“亲嘴”的镜头展开的,当绝大多数人沉浸在“亲嘴”镜头的幻想中,王才有做出了超越他人的“僭越”举动。从本质层面而言,他的行为和其他人并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只是表达个体欲望的手段不同。当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诉求被现实社会压迫到趋向一致时,他们仍旧可以从践行目标的手段中表现出些许差异。

同样的情况在小说《二月花》的第三部分“宣传队”中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三丫头的行为已然超越社会的普遍规则,成为众人眼中的“另类”。他的价值诉求就是为了“宣传队”的工作,为此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以至于他和四月之间的婚姻具有了“柏拉图式”的色彩。小说《二月花》的三个篇章分别描述了三种不同模式下人们价值诉求的冲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比使读者领略到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

二、价值诉求的语言表达

当笔者将小说《二月花》中描写的三个篇章进行适度分析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在单纯的人物、简单的故事之后不仅蕴涵着丰富的情感,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维表达是与特定时代的话语背景紧密相关的。因此,当我们从作者所展现的不同人物之间价值诉求的话语背景切入小说文本就会意识到,“文学中的意义,即是文学文本中所流露出的情感和思想等一切东西,离开了语言,意义将不存在;文学中的语言,即是按照可以生成某种意义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符号系统,离开了意义,语言将变得不可知”[3]。

从中不难看出语言作为小说基本构成要素的突出地位,所谓“语言表达”,落实到小说文本中就不再是单纯的话语表意系统而已,它已然演变为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审美因素,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小说的价值诉求与小说主题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逻辑联系。

在《二月花》中,“文学社”“大会堂”“宣传队”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在“文学社”中,乔木、张纸等人沉浸在诗歌的世界中不能自拔。尤其是诗歌朗诵会上的诗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后来麦田空了

所有的麦子都回了家

只有一群觅食的小鸟和拾麦的孩子

我沉着地看着这一段无言的日子

感觉我正疼痛,我正流泪

因为我知道我无法面对

收获过后如此空荡的麦地

我无法面对收获过后如此一无所有的日子

哦,母亲,请你停一镰

请你停一镰

那镰刀会割伤我的心

在“文学社”最后的盛宴中,“诗人们”找到尽情放纵的机会,他们或者像周开盛一般用酒和猪头肉壮行,或者是歇斯底里地把手中的诗稿点燃。作为一群被内心深处的理想鼓动着的人,最终选择了将视为生命的诗稿投入火中。火焰初燃时的兴奋很快就被燃起的大火所摧毁,这个世界留给诗人们的只剩下残缺不全的碎片。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自古就有吟诗作赋的传统,古人更是将“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当人们将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时,现实生活给他们浇上了一盆彻头彻尾的凉水。导致“文学社”以悲惨结局收尾的因素有很多,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完小说《二月花》之后能够从自己的视野出发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最终的结局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诗人试图用诗的语言对抗现实社会时,留给他们的注定只有无限的悲凉和无法改变的悲剧。

小说中的“大会堂”“宣传队”较少以直接的语言表达展现作者的情感意图,笔者却从三丫头的唱词中感受到蕴涵其中的苍凉。在三丫头的心中,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语言表达都不能体现他的真实情感,留给他的只有三尺舞台,他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诉求也只有在舞台上才能找寻到真正的知音。

三、价值诉求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坛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写人则无性格形成的时代社会依据,写事则无事件的合理逻辑,写物则无言此意彼的表意跨度;由于缺乏由自我体验开始的人 生关切内蕴,也就带来情感宣泄的随意性,情感的审美升华往往难以实现。”[4]很明显这种作品是不能使读者真正领略到文学魅力的,它所完成的仅仅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情感宣泄,却忽略了更深层面的生命体验。小说《二月花》的诞生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于特定时代人们所展现的价值诉求历史嬗变的理解,更以直观化的语言表达将价值诉求的差异展现出来。然而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应停留在狭小的文学空间中,更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来,这一点也正是小说《二月花》能够从众多文学作品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情感往往是压抑在内心深处的,这就形成了积蕴良久的情感压抑。当人们长久地处于精神压抑状态时,不仅会导致生理层面的各种问题,更会导致精神层面的痛苦。每当此时,文学就可以发挥“无用之为大用”的功能了,这一点在小说《二月花》中描写的“文学社”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乔木、张纸等人都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通、被他人所忽视的存在,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却是极为丰富的。为了将长久以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发泄出来,他们组建了属于自己的机构“文学社”。在这个无法得到社会认可的机构中,“诗人们”在酒精的催化下,用诗歌表达着内心深处的痛苦。当他们将长久以来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逐渐宣泄出来就获得了精神的升华。这一点正是小说《二月花》试图向读者传递的信息之一。

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小说《二月花》并没有设定十分明确的时间概念,但读者都能根据小说文本中提供的信息对于小说针对的历史阶段有所了解。作者进行如此的艺术处理并非是为了规避文学创作中某些敏感地带,而是试图向读者传递另一个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信息。就一部文学作品而言,他所表现的主题并不应被局限于特定的历史空间中,而是要置放于更为宽泛的时空层面去加以阐释。以《二月花》中“大会堂”一节的王才有为例,身为放片员的他和其他人一样有着丰富的情感,也有着对欲望的诉求,所不同的是他获得了一个以更为直接的满足欲望的机会,并且他抓住了关键性的契机。

四、结 语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二月花”的绽放机会是无法察觉的。正是在很多不被我们重视、不易被我们察觉的地方,生活向世人展现了真理,抓住真理的钥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这就如同“文学社”中的乔木、张纸等人以及大礼堂中等待观影的人们、送片的王才有以及“宣传队”里的三丫头、四月,他们的生活或许是苦难的,他们的人生或许是充满荆棘的,但他们抓住了生命赐予他们的每一次机会,那些被压抑在内心的真挚情感才找到了宣泄的渠道。

[参考文献]

[1] 金燕.社会价值观念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J].长江大学学报,2012(02).

[2] 陈传才.论文学精神的价值诉求[J].当代文坛,2002(02).

[3] 王一川.文学概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5:103.

[4] 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96.

[作者简介]

李彦美(1980― ),女,河北沧州人,研究生,燕山大学里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