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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试图理解王中军和王中磊的娱乐帝国,那么就绝不能将他们等同于那些只想通过投资娱乐产业坐拥美色的花花公子。在觥筹交错、闪光灯不断的名利场,他们走过红地毯、被美女簇拥,一身名牌,开过高价香槟,但身份仅仅是作为华谊的老板。
“华谊上市大家都觉得非常惊讶,人家原来都觉得这个都是玩的行业,以为我们这些老板也就是泡泡妞什么的,谁知道我们也一样做上市公司,也有产业规模。我觉得华谊这几年对这个行业的带动是最大的。”王中军说。
尽管王中军也曾说过“这个行业如此八卦”,但他谈起华谊只有商业感而无八卦感。哪怕从八卦中,华谊也能发现商机,比如2012年,华谊参股了一个颇具规模且专业化的公关形象公司,帮艺人建立公众形象的品牌,尤其是在艺人遭遇负面新闻的时候,帮艺人进行危机公关。
王中军差不多能数得出华谊早期的7个艺人。“就是胡军、佟大为、两个冰冰、任泉,还有谁,反正共7个人,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完了这7个演员里只有李冰冰是一直到头。”
走到如今华谊签约明星100多人,王中军只能认出一半。但是他随口就能说出华谊制作的电影的投资额和票房。
姚晨凭借电视剧《潜伏》大热时,之前的经纪约满,在诸多公司对其的争夺中,华谊获得了她,全程由经纪事业部总裁刘韬操作。签约当天,姚晨刚好在王中军家楼下拍戏,刘韬打电话给王中军:“老板,你应该下来见见她。”王中军走下楼,简单地和姚晨握了下手。
“艺人到了一定的知名度,不会说来华谊连中军不见就签了华谊,基本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你说所有演员都见面,这不太可能。”王中军说。
他跟姚晨平时打招呼算多的,“姚晨还是属于那种文艺青年型的,还比较愿意跟你沟通,经常为一件事在短信上、微信上,两个人交流交流看法啊。”
一位华谊经纪部的员工告诉记者,很难判断两位老板到底偏爱谁。他们也并不会强求每一部由华谊投资的电影必须使用公司内的演员。
台湾导演钮承泽曾和华谊合作拍摄一部叫《love》的都市爱情戏,主演是赵薇、舒淇,非华谊艺人。“我知道华谊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但在这个案子可能进不来。王中磊作为公司的经营者,他当然有这样的压力,但最后他还是温柔地尊重了我的决定。”
2011年华谊一共有两亿出头的利润,经纪业务贡献了五分之一多一点。
“对华谊来说,明星是门卫,是脸面。门卫有的时候可以挣小费,这个钱也重要,但一定不会影响到华谊整体的状况。”刘韬说。
用王中军的话来说:“我们少两个明星照样是华谊,但是少拍两个好电影就不是华谊了。”
王中军毫不掩饰对电影的重视:每年中国电影前10名里面必然有华谊一席之地,假如某一个档期缺席,媒体就会说今年没有华谊的电影,这就是华谊的社会影响力。再做电影城、文化城、旅游小镇这种衍生品,努力地去开发网络游戏市场,努力地去做电影院,这些全都是辅助。电影是核心,电影是品牌,电影是一切的一切。
“听到这个话我挺瘆得慌的”
对于开拍的每一部电影,华谊都有自己清晰的诉求。比如为什么拍《太极》,因为先把这个题材占领之后,就可以成为公司长期的系列。《狄仁杰》也可以做成系列,加上冯小刚,华谊就有三个系列了。为什么拍《卡拉是条狗》、《李米的猜想》,因为要发现新导演。
今年暑期,以7.26亿的华语电影最高票房成绩,《画皮2》成就了导演乌尔善。这是他的第一部大片。
“电影是文化的抗战,”乌尔善说,“你看万科一家公司一年就1000亿,做电影今年是180亿。电影产业利润非常薄,风险非常大,为什么还要做?为什么不去做地产或者挖煤?毕竟还有一些跟钱不同的目的。我的目标是创造公共神话,电影是最佳的手段。”
华谊为这次“公共神话”搭建的防护网是:第一,早先《画皮》有个基本成功。第二,有个魔幻感非常强的坚实剧本。第三,有金牌监制陈国富。
已经占据三分之一国产电影票房市场的华谊有着强大的抗风险能力。“我创造出来的东西不存在对商业不懂、对审查不懂、对什么不懂,这个风险对华谊来说是可控的。只是我觉得,给我的空间有点小,我使不出劲来了。”王中磊说。
现在他比较纠结的是,华谊做了很多工业的准备,比如团队的建设,对市场的了解,资金的准备。“但是在创作上面的空间,比重不那么和谐。”他说,“和好莱坞相比,国产电影的工业体系已经是弱势了,最大的竞争力就是和中国观众的情感链接,但恰恰在这方面受到了制约。”
“真正管理电影的部门太多了。比如有时候,创作一部电影,民委和教育局会打起来的。就为一部电影,一个说不能拍,一个说必须拍。这个电影是什么内容呢?跟教育有关系,但是同时又跟民族政策有关系。教育局认为很正常,民委说这个不行。我们就是一拍电影的啊,这到底听谁的呀?广电就发话了,算了,不差一个片子,你先拍别的吧。”
王中磊身边有一些人帮他看剧本,不是分析剧本的市场能力,而是分析安全性,也就是剧本能不能通过。“我发现他们其实比审剧本的部门要严格。”
“拍一个现代片,如果涉及警察,就要公安部批,不是电影局批。公安部有很直接的规定,不许细节描写任何办案手段,最简单的跟踪、窃听都不能表现。英雄片最有力量的是什么?对手足够强大,才会显出这个英雄的伟大和能力,但是我们的创作规定是对手不能强大。对手表面可以很狰狞,但从开始就已经在人民警察的掌握之中了。”
那么,华谊的策略是拍古装英雄片,比如《狄仁杰》。
前不久,王中磊无意走进一家影院观看了一部引进片,《哈利·波特》的演员成年后拍的第一部电影。进去一看,彻头彻尾的鬼片。他再次纠结起来:中国电影是不许拍鬼的。《暮光之城》也可以进来,但我们这边不能拍鬼。
这也是为什么《画皮》把鬼改成了妖。
王中磊不止一次在论坛之类的场合说起这个不公平:国产电影和进口大片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对于他此类的言论,媒体用的标题经常是“炮轰”。他觉得这是媒体人招数太少了,老用这个词吸引人家点击。“其实我是最nice的人。我为什么不能叫炮轰,是因为我对这个体制是最适应的。我只是指出事实,然后大家一块儿想办法改进。”
王中磊说,他跟电影局的领导非常熟,所有华谊的影响力,甚至起到一点儿市场转型作用的电影,比如《集结号》,全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现在的电影官员很懂电影,他们在做。”
“我只是觉得不要让历史老是重演,不要当把这个行业的创作跟所有东西打到最低点的时候,然后变成一个复兴。多痛苦啊。”王中磊说,“有很多小孩会很明确地跟我说,只看美国电影。听到这个话我挺瘆得慌的。”
“现在,太费劲了”
王中军看剧本经常哭,《集结号》哭过,《唐山大地震》哭过。前不久,又一个剧本让他哭了,这个故事说的是三个大学生参与误杀了一个全家的杀人案,完了这几个人就开始忏悔。
能不能获得商业成功要综合看,同样一个故事,5000万拍是赚钱的,8000万拍可能就是赔钱的。还要看什么人演。他把剧本给了王中磊让他考量,王中磊的意见是:有点矫情,可以不拍。
不小比例的剧本让王中磊感情上觉得不错,但是理性上不符合华谊的战略。“有的是它真的够商业,但内容不能拍。还有一种是够内涵,但商业有问题。我现在是一个上市公司,在判断项目时,尽管它可能会拍出一部优秀电影,但也有可能具有非常大的商业危险,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纠结的状况。”
做《太极1》宣传到台湾的时候,为了安慰因为朋友连遭意外而失意的导演钮承泽,好心的王中磊把自己说得更苦了点。“我在创造的产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或者一种娱乐产品,它是有文化的、有情感、有内涵的,它不是生产一个杯子。可是它对于我来说又是一门生意,我可能永远游离于感性跟理性之间,这对一个人是很痛苦的。我不可能像变脸一样,一弄就变成一个冷酷的商人。”
他看过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这部片子里那些“刻骨铭心的、既残酷又真实的东西”深深打动了他。每个人都在困境之中,每个人都令人同情。这部电影也是在一个在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拍出的。
“我的电影理想不比任何人低,甚至拍《一次别离》这样的电影我可能比别的电影公司还有这个能力。”王中磊说,“但是我为什么选择缓一缓,就是,我要先占领这个电影市场,要让华谊的这个品牌得到普通观众、得到电影院的充分认可,觉得华谊的电影至少是保证质量,这样的电影才有可能横空出世。”
“现在,太费劲了。”
这是一个连续的链条。首先,“至少没有这样的电影剧本递到我手里。我觉得创作者也低估了观众的能力。好多都觉得,我这个很牛逼,我这个角度,我这个残酷,我对现实的什么,观众会觉得你真挺二的。”然后,即使你拍出了这样的电影,要往院线推广,院线经理先问,哟,有哪个明星,你这个有动作场面吗……“你看我们《太极》的宣传片不就知道了吗?必须有亲嘴,必须有爆破。其实我们也都在调侃。”
再然后,王中磊并不想把院线老板塑造成“见钱眼开”的人,“其实他们也是热血的电影人,他们也有压力。”前两天,他看一个新闻,意思是说导演突然站出来批评院线不给他排片,自己花了30万在上海大剧院包了一个演唱会的场地放映。这个导演说:“电影没有收回成本的权利,但是有让大家知道的权利,我自己掏钱,可以让几千人来看。”结果,院线老板出来回应这件事情,说你别误导媒体,排片是根据观众选择,不是我的原因,“很多电影排进影院,观众不选啊”。
“排了他也不选。”王中磊说,“你千万要相信,目前我们的大多数电影观众,他在家看的电影,和他选择进电影院看的是不一样的。你到美国敢做这个采访?你到马路上找美国的普通人过去,你问10个人,绝对10个人不知道《一次别离》。你在北京三里屯找年轻小伙子一问,10个里面至少两三个知道。中国观众的口味是世界的……”—因为盗版牒的口味是世界的。
华谊总监制陈国富对中国观众有过如此说法:他们的兴趣不见得是想来影院跟电影创作者交流,他们是对消费这个场所有兴趣。他们可以借此脱离一个烦闷的、公式化的生活。这是他们对电影的真正需求。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将电影当做一个文化消费的场合,像庙会,像请客吃饭的话,电影是大有可为的。
“一个庸俗的商业电影公司”
王中军感觉到社会在变,“钱太多,王中军不投李中军投,投资人太多太多了。”
他觉得以前的导演比现在心安静很多。2001年他投拍了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陆川的《可可西里》,目的就是发现新导演。“他自己简直就是一分钱不拿,我剧本白送,我就吃苦,我倒贴也要拍这个电影。那时候电影人是这样的。现在一个新导演一拿来,自己片酬列得疯了,自己恨不得先拿500万。说句实在的,冯小刚《集结号》投资才6000多万,也就是这两年刚刚开始投资过亿。现在年轻导演找你来经常有过亿的,我要拍一个最大的魔幻片,我要拍一个让好莱坞惊讶的电影。我说多少钱?3000万美元。我一听算了吧,第一我没这档次,我也觉得你没这个影响力。”
中国电影正进入高速发展的资本时代,10年前中国电影开始提出产业化,鼓励民间投资,中国电影的数量从2001年的一百零几部发展到2011年的700余部。来自博纳影业老板于冬的一个说法是:从2008年山西着手煤炭资源整合,近万亿民资退出煤炭,有一部分煤老板将目光转到电影行业。另外,房地产大亨们比如万达也要砸钱进来。他估计,3到5年时间,大国企中影集团、上影集团很快要在国内上市。
在王中磊看来,市场有点浮躁,大家有点像似的,大干快上,赶紧先把近期的利益保护下来,“甚至我觉得华谊也在看近期的利益。有一次采访,人家问我说,华谊未来的走向标准是什么?我说短期的吗?他说短期的。我说短期内,我就是要把华谊做成一个庸俗的商业电影公司。我一定要这么表达,为什么?我要生存,我必须先把市场占住了。”
他占住市场的方式是:减产。“我为什么每年只拍五六部?我希望求质不求量。现在只要冯小刚的电影放到哪个档期,华纳会说,我是不是和它错开一下。我希望以后只要华谊上片,华纳都会说,我们错开两周,或者商量一下档期怎么安排。”
在王中军看来,中国电影市场颇有问题,发达国家拍一部电影,票房收入只占30%,另外70%来自后电影产品,比如家庭录影带和电视播映权。但中国90%的收入依赖票房,电影后产品几乎没有,盗版猖獗,电视播映权价格很低。
伴随着华谊不断壮大,拍电影的成本都会不断被叫高:“演员、工作人员、导演、编剧等所有人都说:‘华谊的戏你应该付我这么多钱,因为你是大公司,你拍电影肯定都赚钱。’”王中磊理解并接受,“在美国独立制片公司去找汤姆·克鲁斯和华纳去找汤姆·克鲁斯的价钱绝对是不一样的。”
也有些针对华谊的事情是他不能接受的。前些日子他发了一条微博爆了粗口:
“今年暑期档《画皮2》成了华语票房的新科状元,收获成功和祝贺的同时也有很多犀利的批评和真诚的意见,非常感谢!但我也淸晰地体会到一些SB的无聊与酸味,对不起闪着各位了,辛苦你们绞尽脑汁帮我们的成功找各种电影本身之外的理由,还因为胜利降临一个年轻导演而不惜口诛笔伐之。别忘记电影真正的老板是观众。”
王中磊的委屈在于:“我们用了所有努力做一部国产片,突然取得了很好的票房,然后所有人在用另外一个方式说你为什么票房那么高?一是因为你用了3D,票价高;二是因为没有进口片,处于一个保护月。所有的分析都说,反正你是狗屎运,撞上了。”
另一个让他郁闷的事是,《太极1》在“十一”的档期没有尽如人意地产生票房。“在我们上映的前两天突然告诉你,在你的档期里有一部进口大片,这在全世界的发行界都是笑话。”
他给电影局领导发了一条短信:确实今年的发行环节还是蛮无秩序的,蛮混乱的。
“我也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归根结底我只是被动者。”
(许荻晔、谷力、钱杨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