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蓉 创富肿瘤诊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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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一个美妙的过程。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很享受。

孙小蓉的办公桌旁放着一个显微镜，这是她用来“看细胞的”。7年前，她第一次将癌症早期检测技术以及一套价值300万元的设备带回国内。现在，她管理着拥有150多名员工、几千万元固定资产的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

从“海归”的研究所学者，到闯荡市场的商人，这是人生的一次大转变。

“游历”三国成绩斐然

毕业于同济医学院的孙小蓉出国留学时，已经为人妻、为人母。1988年春，孙小蓉告别丈夫和两岁的女儿，只身赴澳大利亚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她考进墨尔本MONASH大学医学院攻读生殖专业博士学位。后又去了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读博士后。在这里，她将研究的专业从生殖转为肿瘤专业。3年后，加拿大温哥华的BC肿瘤研究所招聘孙小蓉为助理研究员，这里是产生过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的著名研究所。

当时，孙小蓉的丈夫和女儿也已经出国，并跟着她辗转了两个国家，生活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然而孙小蓉还是在1996年初，只身来到温哥华。通过努力，她担任了项目负责人，有着丰厚的收入，一家人再次团聚，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

与大多数努力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留学生不同，孙小蓉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融入它？学得再像，我还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不管你多么优秀，中国背景的医生在国外很难进入热门的领域。我的一些中国同学在国外当医生的，99％都进了精神病科、麻醉科等冷门科室，内科、外科和儿科你是没法去的。只有依托自己的国家，你的重要性才可以凸显出来。”

“在国外是职业，在国内才是事业。”孙小蓉的下一站指向――中国。

1998年，中科院北京肿瘤医院邀请孙小蓉回国做技术交流。孙小蓉关于肿瘤早期诊断系统、细胞学分离纯化技术应用的演讲，反响热烈。北京方面希望与孙小蓉合作开发这一项目。但就在当年底举行的第一届“留交会”上，孙小蓉受到了来自武汉市政府和母校同济医科大学的邀请。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孙小蓉心中萌生：BC所的肿瘤早期诊断仪系统，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如果将这套系统引进回国，运用自己的细胞学分离纯化技术，将有很好的前景。经过在中加两国之间来回多次的谈判，同济中加肿瘤早期诊断研究中心在武汉成立。

1999年，孙小蓉带着一套肿瘤早期诊断仪系统回国了。刚刚回到武汉，孙小蓉受到了隆重欢迎，然而她带回的那套检测系统却搁浅在上海。等了两个月后，孙小蓉终于坐不住了，她独自一人从武汉坐船到上海，先请海关的人吃饭，再找一台大卡车把两个大箱子运到黄浦江边。

因为听说曾经有家医院的进口设备在搬运过程中掉到江里去了，孙小蓉亲眼看着工人用铲车将箱子安全地放在了货舱里，才放心回到武汉。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虽然从国外引进来了，但却缺乏高水平的管理，也缺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当时，医院还保留着吃大锅饭的传统，不讲竞争，也不讲实力。孙小蓉甚至成了代表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人才的“技术花瓶”。这是她最不愿看到的现实，她是回来做事情的，不能这样虚耗下去。

孙小蓉决定抓紧时间将带回的技术和设备引向市场。为此，她正式辞职下海了。

敲开市场

2001年，孙小蓉以技术入股，与武汉长发集团及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风险投资公司合资组建了武汉兰丁医学高科技有限公司及武汉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成为国内首家癌症早期诊断和检测的专业服务机构。

回想当初，孙小蓉形容自己是典型的“无知才无畏”。取英文“Landing”（着陆）之音，她把自己的公司命名为“兰丁”。但孙小蓉“着陆”市场的过程并不平坦。

当时早期检测对国人来讲还是个陌生的概念，人们认为那是“没病的人花钱去找病”。虽然媒体多次以“一口痰检测肺癌”报道她所带来的这项高新技术，但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还是受到了冷落。

市场经济下，公司一开门营业就意味着每天都要花钱。虽然孙小蓉手上有200万元的现金，可她毕竟仅仅是个技术人员，对企业经营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做预算，医疗设备一买，房子一装修，基本上就没剩多少了。一没钱，她就直觉地想找股东们要。“那时我不懂什么股东会，我觉得碰到困难了，股东们就应该坐在一起商量解决问题。”孙小蓉连续两周召集股东们开股东会。后来，一位股东很委婉地告诉孙小蓉：一般来说，股东会一年开一次。

股东们不给钱，公司发不出工资，孙小蓉只好找自己的家人要。她打电话向留在加拿大的丈夫要，第3个要钱电话打过去的时候，被逼急了的丈夫干脆把电话摔了。没办法，孙小蓉只能向父母、兄弟姐妹借，甚至让加拿大导师把工资寄过来，以维持员工的工资。

生存成了当务之急。望着门口来来往往的“麻木”（武汉方言：称用来载人载物的三轮车），孙小蓉悟出：自己和这些麻木司机一样，必须凭劳动自食其力，自己必须适应环境。

她开始摸索着找市场，打开市场。这个一直从事技术研究的学者，不得不主动上门去找武汉市计生委合作，利用对方成熟的网络，展开宫颈癌早期检测。她们为汉南区200多名育龄妇女体检，发现了4个早期宫颈癌患者，由于争取了宝贵的治疗时间，患者全部成功治愈。市场由此慢慢打开。

当公司第一次月收入5万元的时候，孙小蓉开了个庆祝会。月收入10万元，她乐得赶紧给加拿大朋友报喜。20万元、30万元、50万元……孙小蓉说，这个过程真是一种享受。现在收入越来越多，反而没有当初的那种欣喜感了。“海归”人士回国肯定会相当不适应，甚至会经历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既然回国创业，就必须适应环境。“我在市场上做过妥协，但我把底线放在了一个地方，自己把握好平衡点。”孙小蓉坦言，做商人的满足感比做纯粹学者的满足感大。

读了16年的书，做了5年的商人，孙小蓉发现后者挑战更大，带来的满足感更大。她还认为商人的综合素质是最高的。要做一个好的商人、一个规范而高尚的商人相当不容易。

她组织为农村妇女做子宫肿瘤早期检测，给被诊断出子宫肿瘤的妇女动手术。她们逢年过节的时候会提着自己家里种的菜来看孙小蓉。

早期检测器材的设备成本很高。孙小蓉回国后潜心研究，力推国产化，大大降低检测费用。

成本降低，意味着更多的普通人可以通过这项技术获益，这也是孙小蓉6年前将癌症早期诊断检测技术带回国内的初衷。这种满足感哪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所能获得的？

开会的时候，孙小蓉会跟员工开玩笑：“我这是更年期到了。”但她知道市场不认性别，她做事从不考虑自己是男还是女，市场终究要靠实力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