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眼中的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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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是一个很独特的群体。这种独特，一者体现在他们的人生选择和价值观念上，二者是言行举止，后者又往往源于前者。因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一举一动通常超出常人的道德水准和理解范围，因此被视为异类。这些奇异的言行，有的是特立独行、高风亮节，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道德境界；有的则是超越了世俗常规，或令人侧目或令人发哂，被视为怪态。

戴良驴鸣娱亲

在我国历史上，孝子节妇层出不穷，他们的行为在今人看来往往是愚蠢至极，但是也有人是天性所致，自然流露，只是时过境迁，现在的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罢了。西汉末年的大名士戴良就做过孩子气的“傻事”。

戴良出生在官宦家庭，王莽篡位时，他称病返归乡里。他为人很豪爽，家里又有钱，依附他家的食客就有三四百人，人们都称他为“关东大豪”。他母亲有个特别的爱好——爱听驴叫之声，为了让母亲高兴，他常常学驴叫。据说还由此开创了东汉至魏晋时期名士学驴叫的新风气。这便是“驴鸣娱亲”的典故。

戴良的性格自年少时就很放诞不羁，常有惊世骇俗的言行。当时有人问他：“你自己觉得天底下谁能跟你比？”戴良回答：“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谁能跟我比！”后来，朝廷屡次征召，他带着家人逃遁到江夏山中，优游终老。他嫁女儿也和常人不同。他的5个女儿都很贤惠，每次有人来求婚，戴良也不盘问考察，就一口答应婚事。过后，女儿出嫁时，他就用“疏裳布被、竹笥木屐”做嫁妆，很快就把几个女儿都嫁掉了。5个女儿能够遵守父亲的训诫，都有隐者的风范。

王樵千里寻亲

此王樵并非烂柯山观棋的彼王樵也，乃是北宋时期一位自号为“赘世翁”的隐士。

《宋史》记载，王樵，字肩望，山东淄川人。他博通群书，对《易经》尤有研究，跟贾同、李冠齐名，学者多从之。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契丹骑兵渡河南下，游略淄川，王樵的父母和众多亲族都被掳走。王樵闻讯，立即抛弃妻子，牵着一头驴，徒步千里，单枪匹马直入契丹寻访父母，找了数年未果，涕泣还乡。回来后，他刻木招魂，把双亲的木刻像埋葬在梓橦山，守孝6年，哀恸之情感动过往行人。

他常常北望而叹：“身世如此，自比于人可乎？”于是便与世隔绝，自称“赘世翁”，整日“唯以论兵击剑为事”。为了复仇，他又屡次出游塞下，为的是掌握契丹的情况。在闭门隐居期间，他总结自己寻亲的经历和对契丹的了解，写出了《游边集》《安边集》《靖边集》3部兵书，并且上书朝廷，希望朝廷采取措施，灭辽复仇，但朝廷没有采纳。国仇家恨无处伸张，王樵身心备受摧残，就在城东南的一隅垒砖自囚，名为“茧室”。“茧室”的门上写着他作的铭文：“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济时，道号‘赘世’。生而为室，以备不虞，死则藏形，不虞乃备。”

后来，他病得很厉害，自知时至，入室掩户而卒。后人仰慕他的美德，在“茧室”的原址上建了一座祠堂来纪念这位大孝子。

倪瓒洁癖费神

倪瓒（1301～1374），号云林，是元末明初的大画家、诗人。这里暂不讨论他的画艺，而是谈谈他那有名的洁癖。这并非坊间的传说，史书有确凿的记载。

倪瓒出生在无锡，家里是吴中一带的豪富。但他自小无意仕途，也不愿经营生产，唯爱读书作画。他家建有一座藏书阁，里面藏书数千卷，都是他亲手勘定。阁内还收藏着很多金石字帖、名琴奇画。阁外是林木环绕，四方名士都喜欢跟他在这里饮酒作诗，弹琴论画。但他有洁癖，自己一天要洗手无数次，还经常要往身上撒一些香料，所过之处都会留下一股奇香。他身上穿的衣服、戴的巾帽一天也要洗几遍。不仅如此，他的文房四宝都有佣人专门负责，随时擦洗。屋前屋后的树木也要经常挑水揩洗干净。每次有客人来家里闲坐，等客人走后，倪瓒一定要让仆人把椅子清洗一遍。有一次，一位好友来访，夜晚留宿他家，因为怕朋友不干净，倪瓒一夜之间亲起视察好几次，听得朋友咳嗽一声，担心得一夜未眠，挨到天亮，客人一走，马上就命仆人去找客人所吐的痰。他自己用的厕所就像一座空中楼阁，中间用香木搭好格子，下面填上一些土，中间又铺上洁白的鹅毛，“凡便下，则鹅毛起覆之，不闻有秽气也”。

过分的洁癖不仅使他劳心费神，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倪瓒生活在元末军阀混战之时，盘踞吴地的张士诚一直惦记着他，想把他请去封个官，都被他坐在渔船上逃脱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很喜欢他的画，曾派人拿着重金去买，却被倪瓒呵斥了一番。张士信自然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有一天，张士信带着一群人在湖上游玩，忽然闻到芦苇荡中飘来一股奇香，张士信马上断定是倪瓒藏于里面，于是命人搜寻，果然抓到倪瓒。结果，倪瓒被张士信的手下打了个半死，却始终咬着牙不吭声。

画网巾先生

明末清初，江山易姓，产生了很多遗民。面对清廷“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硬政策，很多原本已经打算当个顺民的士人都愤怒了。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个令人欷歔不已的“画网巾先生”的故事。

明末清初，有个不知姓名的士人为了躲避世乱，带着两个仆人，穿着明朝的服装，戴着明朝的巾帽，躲藏到福建邵武一带的山寺里。后来，他们的事情还是被人通报到清兵那里，守卫邵武的将领池凤阳派人将他们抓捕，命人将他们的网巾都除去。明代男子一般梳发髻，再用网巾包裹，据说这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这位士人和两个仆人被囚禁起来。

失去了象征自己作为明朝臣子身份的网巾，这位士人很不甘心。第二天，他洗漱完毕对两个仆人说：“衣服巾帽，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规定，戴网巾是我朝太祖高皇帝首创的。现在我们遭遇国家灭亡，就要死了，难道可以忘记祖宗的制度吗？你们取笔墨来，替我在额上画上网巾。”于是，两个仆人拿笔在他的额头上画上网巾，画完之后，才戴上帽子。两个仆人也互相画，天天如此，士兵都笑话他们。人们不知道这位士人的姓名，就都叫他“画网巾先生”。

后来，邵武一带的四营军被清兵打败，破四营军的功臣、福建总兵王之纲对画网巾先生说：“天下大势已定……变更朝制，改换服装，从前就已经这样了。”然后就指着他的头发说：“这种短短的头发还不肯剪去，为什么呢？”画网巾先生说：“我对于网巾尚且不愿除去，何况头发！”王之纲大怒，命令手下先杀死他的两个仆人，之后又试图劝说画网巾先生，被他严词拒绝。于是，画网巾先生被处死在泰宁。泰宁的儒生谢韩将他的骸骨埋葬在郊外的杉窝山，墓碑上写着“画网巾先生之墓”。据说，每年都不断有人到墓地祭奠。

其实，大多数隐士多多少少都有些奇言异行。林类拾稻穗且行且歌，庄周在妻子死时鼓盆而歌，“楚狂”接舆装疯卖傻，阮籍穷途而哭，林逋梅妻鹤子……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奇言异行，隐士在这个社会上才彰显出独特的存在意义，才发挥出其他群体所无法代替的社会价值。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就如同生长在世俗尘土中闪亮高洁的大树，而不是乡野山林中寂寂零落、孤芳自赏的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