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简约化文化精神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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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人们在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终极原因时，从《易经》带给国人的文化思维习俗去解读不失是一种路径。《易经》简约化表达方式不利于科学缜密思维方式的形成，《易经》简约化类比方法不优越于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易经》简约化价值取向不施惠于科学精神的发展。其特征与实证检验、具体系统、准确标准的科技理性不相符合，然而这种简约化文化精神恰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关键词： 《易经》；简约化；文化精神；科技影响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05-04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而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这是为什么呢？国内外许多顶极学者和专家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北京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发表了题为《易经与中国文化》的演讲。他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他把近代科技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芽的原因归罪于五点：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国人观念上把技术看作“奇技淫巧”；四是国人缺乏推演思维；五是天人合一观。而四、五点全是《易经》之过，把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反映在思维领域的缺陷归罪于《易经》在推理方面只注重归纳法而轻视演绎法；把天人视为一体、内外同理，抹杀了自然规律跟人世间规律的区别。

事实上，《易经》文化不仅存有归纳法而且存在演绎法。《周易·系辞上传》记载“易有太极则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讲的就是演绎法。然而《易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和象征，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当人们在试图破解李约瑟难题、寻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终极原因时，从《易经》带给国人的文化思维习俗去解读不失是一种路径。

一、《易经》简约化表达方式不

利于科学缜密思维方式的形成

其一，《易经》符号简约化。《易经》仅用阳爻和阴爻二个基本符号，用三个爻的不同组合形成八卦，再由两个八卦的重组得出64卦。不同的卦象均由阳阴两个基本符号在易变中演生而来。比如泰卦，上坤下乾。坤是地，乾为天。古代人迷信，认为地在上天在下，天气下降，地气上升，是天地交通之象。《易经》仅用二种符号来预测事物的发展、变化和运动规律，而不是采用每一具体的符号对具体事物进行定格；仅用极少的几个符号表达变幻不拘的具体事物的表象。用极其少的质料因来简约一切实际问题，缺乏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具体性质具体表征。符号简约易于拘泥于简单的符号组合，忽略事物真实的面目。试问人的名子符号能够穷尽作为自然人的思想及个性吗？代表表象的符号不能透视事物内部的规律。运用简约的符号只能便于对事物进行记录和描述，只能从最简明和简易的方面去刻画，至于表象之内的东西，仅靠简约后的几个符号进行提炼是很困难的，必然采取与简约相反的路径去探测。比如用系统化、整体化、有机化比较简约化更复杂更科学的路径去探索，可能要比从表象对事物进行简单的认知更深入、更深刻、更透彻。因此，化繁为简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只能代表着简易和粗浅。古代先民采用简约的符号，具有特定的历史性，反映了中国文化在《易经》中所表现出的简单性、直观性和象征性。而西方文化在对事物作以区分时，总是以特别明确的符号进行标注，每个意义与事物都非常的确定和清楚。比如“”代表推理的结果；“+”代表数字累加。符号意义非常的确定、唯一和具体。而《易经》64卦象符号是在两个基本符号的易变下赋予不同的表象，不仅难以理解而且也难以记忆。不仅会给人造成形似、大致、模糊、笼统的错觉，而且使人的思维停留在一种简化、简单、近似的塑化环境中，进而习惯于“掌握表象等同于完成了对事物整体认识”的简约思维。在符号的选择上，《易经》文化走上的是一条看起来非常简单，实质上对事物的描述和表达却不是一件很简约的事。在简约符号的文化积淀下国人的思维和注意力往往放在对事物表述的简单刻画上，忽略了符号背后事物之间的逻辑性、思辨性和实证的思维联系，没有形成追求确定不疑的知识文化精神。而这三者恰恰是西方科学的本质特征。

其二，语言文字简约化。“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育的年代。”[1]在这一过程，中华文明始终贯穿着文字及语言简约的价值取向。因为语言的简约化可以重点表达语言的发音量和文字的表达效果。比如说“爸”和“爸爸”，当喊出声时，前者声量必定有力有声有色，后者则被第二个爸字轻音弱化。中国古文堪称语言文字简约化的代表和典范。为了使字词更简约、更精美、更上口，中国古文往往不遵循现代语法逻辑结构。杨振宁先生认为世界各地的原始语言和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结构，而汉语中的单音是仅有的。如64卦的卦名乾、坤等，读起来声音洪亮底气足，有力有份量，它适宜中国古人对体内过剩能力的发泄需要，因此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元、利、贞、吉、凶、阳、阴等这些单音节字一直被保留下来，足以说明语言文字的简约化是受到《易经》的影响。中国先民为了语言文字的简约化，往往不注意语言的系统性和表达的逻辑性。有时为了力求字词的简约化牺牲了语言的规范性和准确性，造成在语言文字运用方面非常的不确定性。象征意、通借字、引申意、扩展意等等从表象来看难以确定，根据不同人的心情和思绪会产生不同的意义。而英语却不同，比如word是单词、言语、消息之意，前头加上the 则变为圣经的意思。英文多以复音出现，不同的词代表不同的意义，非常的精准。比如respectable（应受到尊敬的）；respectful（尊敬的人）；respective（各自的）。即使它们是同词性的词，符号表达不同，音节读音不同，意义不同。结构区分相当清楚，意义区别相当明显，不存在词性不清楚，结构不明确，意义混乱和笼统问题。《易经》语言文字以简约化著称，它淡化了人们逻辑一致性和系统性的思维观念。在意义方面某种程度上《易经》带给人们的不是确定性的真理，而是思维的随意性，缺乏理性，主客不分，天人一体的幻境。从中国古文诗辞歌赋中可略知一二。中国诸子百家格言警句多，但之间联系不严密；《道德经》隽语名言多，但缺乏系统性；《论语》言语简明但不规范。既然《易经》文化表达了一种简单和大致能够描述事物表象的价值倾向、一种简练和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缺少精准性、系统性和逻辑推演的科学探究理路，那么要让《易经》文化担当起培植科学发展精神的给养和土壤，恐怕它难负此任。

二、《易经》简约化类比方法

不优越于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

首先，简约化类比方法不是一种严谨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爱因斯坦说得好，“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2]《易经》简约化思维在构建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联时，不是主要采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而是采用与归纳和演绎相比具有简约特征的类比法。因为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而类比推理被视为与归纳和演绎并列的一种推理方式，是从个别到一般或一般到一般。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与不完全归纳一样是或然性的。类比推理看似有归纳的影像，但不是归纳，它偷功省力，不象演绎那样进行的严密和扎实，采用牵强附会的思维达到对另一事物进行推理。“《易经》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不如说是类比；与其说是归纳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犯的错。归纳是一种科学的推理方式除了不完全归纳外，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而类比思维就不同了，得出的结论只是具有或然性。而且由于类比思维的滥用，造成中国科技上比附大行其道，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蜕变。”[3]简约化类比即简单类比是《易经》的根本思维方法，代表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类比、比喻、象征等思维形式，从本质上看，是同一形态的东西。比喻是类比的表现形式，象征即是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三者都建立在经验的、具象的基础上，都是主体借助一定的物象或原理，以阐明特定的情感意志的一种方法。”[4]简约类比主要表达主体的情感意志，常被用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理解为修辞手法更为恰当，感性的因素多一些。而归纳和演绎，尤其是演绎，它是在大前提下透析一切内涵的有效推理手段和渠道。“类比推理前提不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类比推理所依据的是两事物一部分属性相同，进而推知另外属性也相同，这样，前提不能蕴含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不能保证结论必然正确。”[5]这种方法容易在不同类别的事物之间通过牵强的类比，形成表象的、非本质的、错误的联系，用在科学研究中是不能推出正确的定律和定理来的。《易经》在逻辑方法上这种简约化，使原来可以初见科学的演绎法自然发展下去却被简约的时尚思维环境裹挟在垃圾堆里，只计简便、可行、实用，而不再付出求真、探秘和创新的坚持。后来这种简约化的类比方法被儒学吸取，天与人的关系被类比为合一一体。到了汉代董仲舒时期，《易经》文化中的简约化类比方法被比附歪曲到天人感应的地步。

其次，简约类比方法是一种原始思维方法，缺乏严密的分析和推理。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把握，往往使用更容易表达的想象力。只要有一个类似的点，古人就爱发挥想象和幻想，在似是而非的记忆中，对似同相同的东西复现就会感觉到安全。对于事物出现的原因及结果，在飘渺不定的幻觉下很难实现理性的分析。醉酒人不理智，脑际中晃忽出现曾经发生过的同类事件，比如勾起使他不快乐的往事。这是人类本能就会的原始类比思维起到的作用。这种方法把事物之间的相同假设当成真理，而不去考虑进一步地验证，缺乏科学理性和科学实验，不是促成科学萌芽的根本方法。列维·布留尔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了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认为简约类比方法容易产生因果不分，“他们把原因与前件混淆起来了”[6]。中国先民富有想象力的类比方法，对一种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科学技术，仅靠简约类比的思维方法是不能催生出近代科技的。“《易经》的类比思想对中国古代科技既有积极的影响，也阻碍了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研究”[7]，因为易经采用的推理方法是一种原始的类比方法，用玄乎至今没人说清楚的阴阳五行是什么来类比天道、自然和社会，并主观地取象作比，为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在观念上编织了一幅象征感应之网。用卦象的意义把人世和自然界嫁接起来，忽视严密的演绎和归纳推理。沈致远说：“中国传统思想缺乏严格的逻辑推理，许多重要发现都停留在孤立而未形成体系，阻碍了科学的发展，现实是非常可惜的。”[8]因此可见简约类比思维方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推进作用不如严密的推理和实验优越。如果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把科学思维熟掌于心，变成身体技能的一部分，这样才能驾驭科学技术的发展列车。

三、《易经》简约化价值取

向不施惠于科学精神的发展

一方面，《易经》以简约化画像和文字展现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作为古代神秘文化原是用来调适古人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而不是用来帮助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吴国胜认为“人的先祖，为他的巨大的心理能量所困扰，……充满了恐惧、愤怒甚至绝望的情绪”[9]。古人不是因为没吃没喝而恐惧，而是因为内心巨大的能量不知如何释放而恐慌。 “为了调适内在的恐惧心理，必须得做一些文化上的功课。第一步就是制造各式各样的人类符号，制造意义世界。”[10]人类早期的基本活动主要是跳舞、典礼、巫术、图腾等仪式表现。这些仪式都是有意义的简约文化。而“《易经》肇始于原始宗教的巫术活动，从本原和本质上说是一部预卜算命、推断祸福的经书，是古人占筮后，根据卦象所写的档案性的记录。”[11]因此，《易经》作为一种用简约化的符号，反映先祖渴望战胜内心不安通过简单而玄妙的手段而被保留下来，是人类早期进行物质文化活动基本内容的记忆，跟近代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没有多大的相同之处。然而它的简单而实用、奇妙而无科学性的非理性的文明趋向，在人们爱幻想的本能下以及占卜文化的影响下，被国人一代又一代地继承下来。

另一方面，《易经》中简约类比表达一种简单而实用的价值趋向。其影响根深蒂固地凝集在国人的血液里。如“划繁为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搞这么复杂，简单一些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体会到《易经》简约化思维和价值观的存在。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里，愚民文化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易经》中玄乎糟粕思想也始终没有得到清算，《易经》中归纳、演绎方法因简约化类比方法占据上风而没有得到弘扬。对玄妙不可说清楚的符号人们可以通过类比来预知未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国人的视野，蒙蔽了国人的理性，削弱了国人的斗志，麻痹了国人的科学精神。简约类比之风胜行，让国人处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人对枯燥无味的实验知识和试验技能乐此不疲。所以中国人可以用简单实用的类比方法去沟通人世间和自然界，使原本不同领域的规律和现象用“通感”的方法联系在一块。简单实用，排斥复杂性和庖丁解牛式深入探究，并拒绝进一步追问知识的真实可信是《易经》简约价值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在源头《易经》那里所表现出来的简约价值倾向塑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和中庸的行动取向。“实用取向，即直接功利性，从事物的表层关系判断利益得失。所以中国人很难怀着虔诚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进而把对象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探讨。中国人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急于用一种现象解释另一种现象，压抑了对一种现象深入研究的可能性。”[12]因此，在《易经》简约价值影响下，中国人在演绎推理、试验探究方面缺乏优势；在理性选择、主客二分方面朦朦胧胧；在思维表达方面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而是用臆想笼统、实用简单的价值观去对待人与自然和社会，同科学技术的理性精神相差甚远。

总之，《易经》简约化文化表达方式、简约化类比方法和简约化价值取向体现着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简约”《易经》精神。其特征与实证检验、具体系统、准确标准的科技理性不相符合，然而这种简约化文化精神恰恰影响了近代中国科技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振宁：《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自然》2005年第1期。

[2][8]沈致远：《抽象继承——兼论关于〈易经〉的争辩》，《科技文萃》2005年第2期。

[3][7]许外芳：《略论《易经》的类比思维及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学术探索》2007年第5期。

[4]李宗桂：《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5]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逻辑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1页。

[6][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7页。

[9][10]吴国胜：《技术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1、53页。

[11]李皙：《〈易经〉是否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萌芽》，《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2]许秀林：《略论类比思维方式》，《南通职大教学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