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诱惑侦查”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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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胡家庙派出所“设伏抓嫖钓鱼执法”的相关案件有了最新进展，原胡家庙派出所所长、教导员等6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出庭受审。（《华商报》12月18日）

“设伏抓嫖钓鱼执法”，似乎并不是什么新闻。2011年8月，媒体就披露西安一市民称自己遭遇韩森寨派出所警察“抓嫖”，被罚3000元，而在2005年，当时的西安市中山门派出所，就曾为给“鸡头”和女定罪，采用网上钓鱼的方式，用女钓嫖客。类似的事件在其他地方也曾发生过。

所谓的“设伏抓嫖钓鱼执法”，正式称法是“警察圈套”或“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暴露型”，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本身有犯罪意图，警察所做的只是让其意图暴露出来；另一种是“诱使型”，也就是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没有犯罪意图，警察制造要件、采取行动，诱发其产生犯罪意图。前一种的“诱惑侦查”通常认为可行的，但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而后一种的“诱惑侦查”是诱惑人们犯罪，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然而，胡家庙派出所使用的正是后一种。

也许立法者已经关注到诸如“设伏抓嫖”“钓鱼执法”的泛滥，于今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警察圈套”作了规定，“为查明案情，在必要时，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但要遏制诱惑侦查的滥用，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首先，新刑诉法对使用“诱惑侦查”的批准还是规定为“公安机关负责人”，这表明今后这种手段的使用还是内部人的监督，而实践证明，由内部人进行监督，手段是乏力的，更无法监督官员。例如，太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为了掩饰其子殴打交警和醉驾的事实，竟然对被打的交警的电话进行全天候的监听，而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也是滥用监听技术为己所用，谁能保证“诱惑侦查”不会被某些官员所滥用呢？

其次，滥用“诱惑侦查”所获取的证据，虽然法律规定可以排除，但实际上法律并没有规定严格的排除和举证程序，许多被侦查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诱惑侦查”了，也就无从提出排除的意见。滥用“诱惑侦查”所获取的证据不能得到排除，又将更大地助长某些侦查人员滥用“诱惑侦查”。

第三，一些警察因为“设伏抓嫖钓鱼执法”被，主要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滥用“诱惑侦查”的事件，在打击犯罪的名义之下，并没有得到惩处。滥用“诱惑侦查”付出的成本并不高，并不能遏制他们滥用的冲动。还有，刑诉法对于“诱惑侦查”的规范，仅是适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像胡家庙派出所“设伏抓嫖钓鱼执法”，却是使用在治安案件中。目前，在治安案件中如何使用“诱惑侦查”，法律并没有明确规范。

要防范“设伏抓嫖钓鱼执法”，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还必须两手抓，一方面要加大打击力度，对滥用的行为严惩；另一方面则还是要织密法网，完善法律，要实现“诱惑侦查”司法化审查，将批准权交由法院，同时规定对治安案件等不能适用“诱惑侦查”。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