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重奖犯众怒本发生难移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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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过度激励导致过度风险，中国是激励不足而创新滞后。中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体制改革上。

2008年，高盛、美林和大摩三大投行年度奖金支出总额高达130多亿美元，占公司薪酬总支出的1／3以上。就连亏损277亿的花旗银行，去年拿到100万美元以上奖金的雇员也有738人。

今年，美国各大银行的账面收益有大幅度增长，从业者期待着丰厚的奖金。

华尔街高薪高奖的传统，从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合伙制。这些公司上市之前，华尔街的主流文化是摩根家族的传统，股东兼经理人。关键岗位的雇员在公司制下是股东，在合伙制下是合伙人，关键时刻有责任出资帮助公司周转现金，承销业务中公司承接的份额往往也是由股东或合伙人分摊。在承销业务和经纪业务占主导的时代，关键岗位的雇员和公司是利益共同体，高薪高奖体现了这种利益共同体的传统。公司改制上市后，为了稳定团队，也没有很大的改变。

但随着这些公司上市后经营业绩压力不断增大，各大银行特别是投资银行的盈利重心逐渐从传统的中介服务费收入，转向跨市场的做市商交易业务，又在各种创新易业务基础上不断引进高杠杆的衍生产品交易，交易员的直觉判断和操盘技巧对交易业务的收入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种商业模式之中，各大机构对资深操盘手、明星分析师和金融工程师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尔街的猎头公司乘虚而入，挖角和跳槽之风盛行，而且经常发生跳去调回工资翻番的案例，无形之中鼓励了关键岗位雇员的流动性和身价。

特许交易员在公司中的形象很像是电视剧中王宝强演的那个狙击手，成败一念之间，情绪反复无常，合同收入若不能兑现则会拂袖而去，过一个月就出现在另一家公司的特许交易桌上成为杀手了。可想而知，美国政府官员和议员们对华尔街的高薪高奖义愤填膺，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最多是公司的高管们做做姿态，给政府一个面子，降降高管薪酬。

现代金融业已经从传统的中介服务业升级为风险经营业了，交易导向型的业务模式高度依赖于技术分析和杠杆投资。这也大大提高了对金融机构的交易业务实施有效监管的难度，这也是格林斯潘时期对金融创新产品疏于监管的原因之一。

交易导向型的业务模式提高了金融交易的风险，交易员们在高薪高奖的激励下，经常会超限使用杠杆，结果是过度激励导致过度风险。从这个角度看，奥巴马政府的限薪令是无效的，而且还会导致资深交易员和明星分析师从被监管的机构流出，跳槽到监管较少的对冲基金和非金融业公司的交易业务部门，市场的总体风险反而因此上升。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在制度上提高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交易和产品设计的透明度，有效控制金融杠杆的超限使用。

高薪高奖惹众怒，本性难移华尔街。中国金融业的问题不是杠杆率过高，而是杠杆率不足，所以货币的流通速度慢，金融的生产效率低。因此不应该跟着欧美政客研究薪酬问题，而要从金融海啸揭开的迷雾之中，发现金融产品创新的方向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思路。在我看来，美国的问题是过度激励导致过度风险，中国的问题却是激励不足导致创新滞后，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