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政府应该下决心自我改革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吴敬琏:政府应该下决心自我改革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他是一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数十年坚持着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独立思考的风格，从不动摇。改革初期他大声疾呼，强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大多数专家学者保持沉默时，他用专业精神戳破了基金黑幕和股市泡沫。

吴敬琏，这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日前就“2011年的宏观经济态势与展望”这一课题，发表了最新观点。

凯恩斯主义处理的是短期问题

从2009年到2010年，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标志之一就是资产价格剧烈上升，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和泡沫出现，另外就是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这导致一个两难状况：一方面是内在动力不足，想要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有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货币超发的后果显现出来了，不能继续用扩张性的政策来支持增长。

碰到这种情况，首先需要研究这种现象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从2008年开始，我们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通常用所谓“三驾马车”的说法，认为今后中国经济怎么走就看“三驾马车”，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分析的结果就是，为什么2008年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三驾马车”中有两驾已经不行了，出口遇上了金融危机，同时消费也上不去。很明显，“三驾马车”的分析法是凯恩斯主义分析宏观形势的方法。

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来处理长期问题。我们的长期发展存在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两难困境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西方国家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也就是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特点就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这种模式存在很多弊病，因为它要靠投资来驱动，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最终需求日益不足。我国前几个“五年计划”，走的就是这条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学习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用进出口来弥补内需的不足。采取出口导向政策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一些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大量闲置劳动力得到了就业机会。

可是我们看到，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高速增长之后都出现了问题。

出口导向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汇率本币低估的政策。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有效的，但当这个政策执行了10―20年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上的优惠，也就是补贴，创新的动力就会削弱。有些经济体就此变成了一个劳动密集专业户，不再搞创新了；更重要的是，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将会大量增加，这就造成本国货币的升值压力，造成贸易摩擦。这时就需要选择：其一，让本国货币升值。如果本国货币升值，出口导向政策就会持续攀升，追求外汇结余肯定就不行了；其二，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保持本币的低估，因为改变这种本币低估状态会涉及很多的利益，比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如继续保持本币的低估，采取中央银行干预的方式，让央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是收购外汇来支持外币汇率，压制本国货币。这样，央行就只能被动超发货币。货币多了，无外乎就是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流到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到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快速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

改革遭遇“体制”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两难困境呢?在我看来，就是把长期和短期、把“标”和“本”结合起来治理。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而又充分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人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一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软着陆”这种可能性仍然很大。所以，要用稳健、灵活的财政政策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同时，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第一年，“十二五”规划的主线，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发展服务业。有人说服务业在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服务业就脱颖而出，并很快超过了制造业。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都是三大产业中份额最大的，比如香港地区的服务业占到了90％。特别是生产业，它的发展是和分工同步的，随着分工的细化而深化――服务业中有很多领域都不是为消费者服务的，而是为生产者服务的。分工继续深化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战略型新兴产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其实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解决呢?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可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现在的产权结构使得政府手里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支配的资源一土地。各级政府很容易用低价把土地拿到手，变成可以用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我们的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支配信贷资源方面也有相当大的权力。有了这些权力，各级政府就会用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策，由于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GDP的增长，因此，这一体制成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巨大障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步履维艰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而是朝着相反方向走，强化了政府对资源的支配。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技术创新似乎也非常困难。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技术创新的主要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那么，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已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依然非常困难，原因就在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还没有建立起来。很多技术有了发明却变不成产品，有了产品却不能发展成为产业，一些企业勉强在市场上站住了脚，却总是长不大，而现代技术的进步非常快，几年过去以后，原有先进技术又沦为二流技术了。

此外，由于法治的地方化、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企业家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你就告不了我，我有地方保护。所以，虽然想转变发展方式，但是因为体制上有障碍，尽管费了很大劲，却始终转不过来。

“十二五”规划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本动力是改革，因为只有坚持改革，才能解决体制；只有改革，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为此，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

全面改革要有顶层设计

为了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改革要有顶层设计”被提了出来。现在国有部门的财税体制、金融市场、法治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的任务庞大而艰巨。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要有顶层设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国家有了非常大的发展，但在新的平台上又面临新的选择。这就需要由我们的执政党在顶层设计上做选择，在这个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要有这样的设计，包括经济系统、法治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等等。

从经济方面来说，有以下几个突出问题有待解决：一是国有经济，如何真正完成“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改革目标，二是财政体制的完善，如何实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对应；三是金融体系建设，如何解决好我国的金融体系开放不够与金融创新不足同时并存的问题。在金融体系建设中，有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系和政府监管体制下，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如果小企业没有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都会碰到很大障碍。所有这些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才能促进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此外，所有这些改革的关键都在于政府自己，政府应该下决心进行自我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