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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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控制权的最后决战中，职业经理人通过股权投票方式获得留任，家族一方也得以否决稀释家族股权的增发计划。对股东和企业来说，是“赢”还是“输”尚不明朗，但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来说，其“示范”效应则如同余音绕梁。

当初，大股东力排众议留用职业经理人，最后却被“落井下石”，让部分家族企业心头一紧。2008年末，黄光裕被捕曾一度引发国内富豪移民潮。因此亦有人担忧，黄陈之争可能对中国家族企业引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进程产生负面效应，以致阻碍中国私营企业长远发展。

当蒋经国的特使向南怀瑾咨询3位“储君”谁可担当大任的时候，南怀瑾想了想，平静地说到，“李登辉吧，他没有后代。”就国家政权而言，中国人早已经抛弃家族继承制，但对企业来说，中国家族企业的公众化道路却充满坎坷。

“挺黄”声后的忧思

屁股决定脑袋，支持黄光裕的企业家明显占多数。

2010年8月4日，身陷囹圄的黄光裕发出一封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罢免陈晓的函件，拉开国美控制权之争的帷幕。之后的两个月时间内，双方展开电视辩论，还利用网络为自己造势，更不放过对对手人品和行为方式的指责。除了没有奥巴马那样的天才演说家被发掘之外，不论从本质还是形式来看，黄陈之争无异于一场股市的总统大选。

两个月以来，在浙江私营企业界各种沙龙和论坛上，到处可以听到对黄光裕的同情之声和对陈晓的口诛笔伐。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对记者表示，根据一项对浙江家族企业的调查，大多数老板都对黄光裕报以同情，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很明显，一些家族企业开始有担忧。”杨轶清说，很多老板在关注黄陈之争时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问题，有的索性把引人职业经理人看成“引狼入室”，担忧职业经理人“夺权”对家族造成的伤害和富二代“崽卖爷田心不疼”没有任何不同。

和潮商、晋商等商帮相比，浙商应该说是中国家族企业中最开放的一个群体。本世纪之初，正是这个群体最早提出了对“富二代接班”的质疑，同时很多浙商企业开始“百万年薪”招聘职业经理人到家族企业担任要职。

目前，据浙商研究会的数据，浙江省的私营企业中，70％是家族企业，只有三成左右开始引入职业经理人，包括CEO和总裁这样的“二把手”“三把手”职位。“空降经理人在浙商企业发挥得并不理想。”去年年底，浙商研究会计划发动一次名为“最佳拍档”的评选活动，最终评选出浙商群体中“合作最愉快”的家族企业拥有人和职业经理人搭档。这个活动最终胎死腹中。经过在浙江省内外的多次调研，研究会发现这个活动根本做不下去，并非活动缺乏资金，而是实在选不出这样一对“最佳拍档”。杨轶清介绍，有的企业家一点也不愿意谈和经理人的关系，看得出来，并不融洽，有的甚至坦言希望合同终结让职业经理人走人。

“浙商都在关注国美，国美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国内最早提出“浙商”概念的杨轶清认为，家族企业标准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资本家族化，根据家族占据股权和投票权的比例判定，一个是管理家族化，即家族成员占居要职，只要符合其一便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国美基本上符合两个标准。

包括杨轶清在内的一些学者表示，目睹了国美的控制权争夺风波，国内私营企业的创始人群体可能不再会像以前那样热衷引进职业经理人，这可能是黄陈之争最大的负面效应。目睹陈黄之争的大戏，有浙江企业家坦言，职业经理人毕竟是“外脑”，不懂得创业的艰辛，也不知道守业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职业经理人普遍缺乏信托责任的情况下，更是应对职业经理人提高警惕。让“富二代”得到更多的历练，培养成CEO，可能是目前最为安全的方式。

广东地区的一些潮商则更加尖锐，有人认为国美是潮商企业中最公众化的企业，黄光裕在公众化的道路上走得有些远，超出了潮商所能够驾驭的范围，所以才会有控股权之争的风波出现。还有家族企业人士的话更值得玩味：中国社会只有官商传统，而没有信托责任传统，职业经理人恐怕只有两种，一种是学历造假分子，还有一种是野心家。“挺黄”声后的种种担忧看似不无道理，为本来充满荆棘的中国家族企业公众化前路蒙上一层阴影。

矛盾的潮商黄光裕

实际上，潮商企业的确是中国家族企业中最重财富延续、最具家族色彩、最重乡土情意的企业家群体。不论是之前注资重组中关村项目，还是随后的增持国美股权以备战最终投票，潮汕商帮都对黄家尽可能提供支持。

潮人是对潮州和汕头地区外迁族群的统称。虽然该地区隶属于广东省，但潮汕人既不会说也听不懂粤语，同时，虽然潮汕方言属于闽南语系，但潮汕人同样也不会说也听不懂福建话。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说潮州话的潮汕人总是很团结，漂泊在外经商比较容易组成潮汕商帮。很多潮汕人聚在一起只需喝上一杯功夫茶，就会找到合作赚钱的机会，就像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见到了北美商学院的MBA校友。目前，全球潮人近3000万，多以经商为业，不论企业规模大小，都多以家族企业为主。

多年研究潮商企业的汕头大学华商研究所所长、教授黄燕对本刊记者表示，在浙商、晋商、徽商等中国各大商帮中，潮商最精于发挥家族力量，企业资本结构和实际管理中的家族色彩也相对较重，但黄光裕属于开明并且有气度的一种。

暂且不论国美最初上市初衷为何，从国美IPO之后的道路来看，黄光裕本人并不排斥公司公众化和职业经理人制度。2006年，黄光裕在并购了永乐电器后，决定留用“败军之将”陈晓作为职业经理人。其时，黄光裕家族的好几位成员都表示反对，认为不应当把这样重要的职位留给外人，即便不任用家族成员，也应当任用一起创业的“旧部”。同时，一些熟悉黄光裕的潮商朋友也对黄光裕进行“劝谏”，认为作为上海人的陈晓可能过为“精细”，未必适合在潮商的家族企业发展。

4年后，陈晓在黄光裕身陷囹圄之时倒戈伐黄。陈晓和国美管理层的一系列动作都相当“精细”，以港股适用的法律来判断，陈晓关于股票增发等一系列“去黄化”动作却都属合法。9月28日的最后股权投票最终对决亦是英美证券法律常有形态，在跨国私募资本的指点下，“海派”的陈晓深谙此道。

尽管是“开明派”，但黄在引入职业经理人和现代企业制度时也只是有“形”无“神”。声音略有点粗，说话语速急促，惜字如金，参加电视节目，会被漂亮的主持问得像一个腼腆的男孩，这是国美内部对黄光裕的印象。但黄流传最广的形象则是梳着标志式“老大头”，看得出来用过很多摩斯，让人容易联想到旧版的电视剧《上海滩》。江湖气重，讲义气，黄光裕也用这个经商和管理企业。

对经理人，黄光裕以义气笼络。黄光裕给自己配迈巴赫轿车，也依同样配置给陈晓买一

辆。考虑到上海人吃不惯北方菜，黄还让家庭厨师每天给陈晓烹制南方菜。但实际上，国美的大事还是由黄光裕最终“拍板”，陈晓一定程度上只是执行者。在黄光裕眼里，自己看中企业的规模效应和资本运作的威力，属于战略家，而精明的上海人陈晓注重门店盈利和供应链管理，属于战术家。

义气取代公司制度，基本的公司原则也被腾挪换位。黄光裕入狱前，一直极力扩充董事会的权力，包括股东大会关于增发的一般授权也授予了国美董事会。但董事会权力过大，当自己沦为阶下囚失去对董事会的控制时，董事会就会反过来驱逐自己，在很多人看来，黄光裕最后作茧自缚。

此外，被黄家诟病的股票期权激励早在2005年就在国美内部有过相关计划，但黄光裕并未“兑现”。黄家和管理层从此亦心生芥蒂。黄入狱后，陈晓随即对管理层重许期权，黄氏“旧部”焉有不从之理。熟悉国美的人对记者表示，从国美上市开始，黄光裕其实是―个矛盾体。他想做大，想扩张，引入职业经理人要走公众化的道路，但他也不愿意放弃对家族企业的控制权。

制度是家族的“防火墙”

2010年9月28日，中国家族企业治理历史上的重要节点。

在当天股权投票中，网络对陈晓聒噪的指责和对贝恩资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转化为实打实的股权投票。除反对增发的提议之外，黄家绝大多数提议未获通过，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其提名不当。股民买的是国美未来，邹晓春律师出身，行业经验远不能和陈晓并论。同时，在受够了大股东的“气”的小股东看来，黄燕虹如果加入董事会，则会让本来已经公众化的国美走向倒退。

显然，家族企业公众化就如离弦之箭，伴随着职业经理人逐渐“做实坐稳”，想要收回无异于在21世纪复辟“帝制”。实际上，“背叛”黄家的并不只是陈晓一个人，而是包括黄光裕旧部在内的集体“背叛”。黄光裕入狱后，包括王俊洲和魏秋立等在内的黄氏旧部都转向陈晓，总共105名职业经理人集体倒戈，黄家痛心不已。在黄家后来的声明中，不难从措词中看到对“背叛”那种难以抑制的愤怒。

有人尖锐地指出，如果真是针对黄家的夺权，不可能所有旧部都“背叛”，最终的结果是股东的理性选择。股价似乎说明一切，就在股东投票结果出炉的28日，香港市场上国美股价一度大涨6％，至收盘涨4.62％，报2.49港元，成交7.65亿港元。

观察家认为，如果是10年以前，出现企业创始人被逮捕的情况，这家企业八成会倒闭，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史就是这样一部“倒闭史”。但国美创始人坐牢，企业却可以正常运转，这说明国美的职业经理人和现代公司制度保护了国美，也保护了黄家所掌控的那一部分股权不至于贬值。

潮商研究专家黄燕对记者表示，就企业公众化而言，黄光裕是潮商的表率。整个潮商群体来看，引入职业经理人远远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企业发展。以深圳为例，尽管深圳有约200万潮汕人，但真正的“大老板”并不多，较大的企业一般都是8000万到1亿以内的企业。对此，一名潮商曾对记者表示，当企业做到一定阶段，必须要采用IPO，以及并购等融资和扩张手段，但一些家族成员的财务能力仅限于“管账”，要去资本市场搏杀还有相当距离，最终索性也放弃了做大做强的念头。

说到潮商，除了李嘉诚、黄光裕、泰国正大的谢氏家族之外，恐怕就要算中国互联网产业“一哥”马化腾了。马化腾的成功刚好是因为其有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和职业经理人制度。腾讯内部根本看不到潮汕企业的痕迹。腾讯的股票中，马化腾本人所持股份不到10％。公司战略上的整体运作主要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刘炽平。腾讯的市值数年内暴增，也正是始于其大规模引入职业经理人，开始向互联网纵深层面加速扩张。

除对于企业本身的发展之外，职业经理人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护家族成员。美国投行被称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但并没有几大投行CEO被收监的例子。正是因为黄家并未建立完全规范的公司制度，也没有让职业经理人真正承担应有权责，所以才导致家族成员个人和一些商业违法行为“脱不了干系”。在这个意义上，黄光裕的3项罪名和14年刑期应该是给那些排斥现代企业制度的家族企业最好的提醒。

“比尔・盖茨的儿子可能对写软件代码一窍不通。”杨轶清说，黄陈之争会引发家族企业对职业经理人的担忧，但企业自己最终是家族化还是公众化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客观的需求。

成长，不只在中国

李志军

人们喜欢拿“成长”来形容中国。

而其实，换个角度，如跳出中国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笔者刚拿到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截至9月26日，中国股市(上证综指)今年以来的跌幅已经达到－20.57％。而同期，却仍有一些市场在以欣欣向荣的姿态展现本国的经济发展，比如巴西的跌幅只有－0.57％，俄罗斯的股市涨幅为3.34％，而印度的涨幅更是喜人，达到14.77％。

的确，这就是令世界投资者为之兴奋的新兴市场的典型代表。而加上中国，这四个国家被称为“金砖四国”。全世界的成长，不只在中国。

人们常说“狡兔三窟”，说的是，天上有老鹰，地上有野兽，兔子为了生存，通常要在觅食的区域内挖有多个洞穴。而投资亦是同样的道理。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尽管第一批QDII的出海或许让很多投资者依旧很受伤，但从趋势讲，走出去是正确的选择。投资者需要加以鉴别的，是入市的时机以及投资的市场。选择更加细分化股市相关度又不高的投资标的，才可能在获取收益的同时，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事实上，2008年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的恢复呈现出两种局面。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复苏进程十分缓慢；与之相反，以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即“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呈现出快速而强有力的反弹。把时间拉长至过去的十年中，“金砖四国”中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的股市，都获得了接近甚至超过A股的收益率。而从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来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复合年化收益率分别是29％、11％、20％和21％，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标普500指数复合年化收益率只有－1％。

目前，主流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比较乐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已经将全球2010年经济增长预期由3.9％上调至4.2％，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3％，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将超过6.3％，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真正的“领头羊”。

这一切，都在朝着高盛公司在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靠近。预言说，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重新洗牌，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将变成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和俄罗斯。

而你，缺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