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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这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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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穿着母亲做的鞋,走进“知青”厂。鞋有点不争气,不太合脚,脚尖抓住前面,恐怕走路甩出去。“知青”厂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条件的单位利用自己的优势,把高中毕业的、招不上工的子女拢在一起,办起附属小厂,解决就业的难题。

我去的是一家银行印刷厂,由于刚建厂,连厂房也没有,裁纸机安在办公大楼的一楼,印刷机装在旧锅炉房。是一位姓周的科长领我报到的,他戴着一副墨镜,在瘦削的脸上,一点也不合适。后来听人说,他有一只眼睛,是在抗美援朝时丢在战场上了。

锅炉房特别的高大,两扇灰色的木门,漆皮剥落,门拉手上的镍,被无数次地触摸,布满伤痕。离得很远,我就听到机器的轰鸣,跟在周科长的身后。我知道从这时开始,就得和冰冷的印刷机天天在一起了。门把学生时代挡在门外,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我绊了一下,差一点撞在门上。

锅炉房里采光不好,放了两台印刷机,空间就不大了,机器前有一盏扭动的工作灯,可以调解灯光的角度。我对印刷机太陌生了,上学的时候,书包里装满了书和本子,未想到多少年后,我会成为一名印刷工。

锅炉早已拆走,墙壁的红砖,挂有烧锅炉时留下的灰痕,临窗的地面,碗口大的下水道口现在不排水了,还是用铁篦子盖住。窗边有一个椅子,累了我就坐在那里向外望去。马路对面的延吉电影院,大门上悬挂大幅宣传画,每天吸引很多的人来。学校组织看电影,全年级的学生排队、唱着歌来这儿的情景,一下子离得远了,如同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我现在接触的是油墨、机油、纸张、工友、平板印刷机。嘈杂声中,特别想念上学的日子,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注视黑板上老师写下的粉笔字,人有了忧郁,突然就长大了。

机器的轰鸣,淹没了说话声,两人说话时必须敞开嗓门,才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什么。操作工一张张地续纸,被笨重的滚筒里的牙叼起,通过传纸的竹拍子,送到机器的后面。我第一天站在机器边上,熟悉运转的规律,一会儿到后面,把印出的半成品拿下,摆到一旁。

我的新工装有了油墨,已经上班一段时间了。每天尽量早去,拿起长嘴油壶,尖尖的嘴对准机器上的油孔,前后有十几个,一个个打一遍。机器上的两个轨道磨得锃亮,车床子载着铅版,反复机械地运动,每天得多上油,如果油少了,轨道磨不平了,铅版和墨滚接触不一,印出来的东西就会花哨。学徒工天天做准备工作,然后等师傅们上班。纸是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它柔软无力,无一点个性,毫无反抗的意思。来到“知青”印刷厂后,我对纸发生了相反的印象。纸看上去弱不禁风,随意任人捏拿,其实个性极强,它是太极高手,以柔克刚,稍不注意就被它割一下。撞纸是基本工,一摞参差不齐的纸,撞得整齐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印票据的拷贝纸,如果有静电,两张纸吸在一起就更难闯齐了。纸是一头不好调教的野马,暗藏锋利。我初来的几天,手指常常被割破,血从缝隙中渗出。看着血色的花朵,一点点地绽放。我用纸擦掉,瞬间又开出一朵,小小的血花,有一股淡淡的腥味。我用纸一层层地缠住,压住伤口,血被纸征服了,我不想再看到往外涌的血。

靠墙的白茬桌子,下面有两抽屉,装满乱七八糟的东西。左边的抽屉装着一圈白胶布,一把剪子,还有一盒蛤蜊油。手止住血后,剪一块胶布贴在伤口上。我是在师傅的教授下学的撞纸,在不断受伤的情况下,纸在手中被驯服了。案头的工作,一天比一天熟悉:折纸,撞纸,看色。

水房在楼的南侧,里面灰气缭光,潮乎乎的,靠墙有一排水龙头,下面是水泥池子。油墨沾在手上,肥皂洗不干净,必须使一团稻草仔细地搓。这里听不到机器声,显得格外安静。关不严实的水龙头,滴落的水珠,发出清脆的落水声。我从学校出来,直接到了“知青”厂,还未经历劳动的磨炼,我的学生手第一次染上油墨,费了很长时间才搓掉。水房里的光线不足,只有顶棚吊挂的白炽灯,我来到门前对着光亮,察看搓红的手,眼睛中装满了手的纹络。中指有一个小坑,那是长期握笔压出的,自从进了“知青”厂我很少摸笔。这是学生时代的纪念,对过去的怀念。

有时离开了轰鸣的车间,来到院子里,那里有一堆红松圆木。我爬到木垛顶上,向远处的大街望去。电影院刚散一场电影,人群从敞开的大门,潮水一般地退出。莫名其妙的忧郁,像纸割破的伤口挤出的血花一样。我在学校写的作文《我的理想》中写道:想做一名记者,背着相机走遍大江南北,把对祖国的美好情感写出。粗大的红松原木,散发浓重的松香味,围绕鼻子转悠,带来了森林的气息和安静,烦躁的心情变得平稳了。我半躺在木堆上,眯起眼睛望天空,似乎走进了原始森林中,听到鸟儿叫,闻到了草的清香。我越走越深,被浓郁的松香味吸引。朦胧中有人叫,我吓了一跳,自己在秋阳照耀下,竟然在圆木堆上睡了一觉。

秋天雨水多,一连几日铅云密布,见不到一缕阳光。一个阴沉的日子,全厂职工乘坐两辆大卡车,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抢割过冬白菜的工作。车厢里无遮挡的东西,车一开动,风劈头盖脸地扑来。顾不上男女之分,人们互相拥挤抵抗寒风。我夹在这群人中,头发被吹得蓬乱,随风飘游,一张张脸变得僵硬,无任何表情。整个上午天空阴郁,人们奋力地抢收秋白菜。因为是“知青”厂,大多数是年轻人,平日凑在一起嘻嘻哈哈,那天也没了欢声笑语。一个个低着头,精神委靡不振,挥动手中的刀。我的鞋上沾满了泥,走一步滑一下,迈不动步子,不时找碎瓦片和树枝蹭一蹭。菜地被雨水泡得太暄,运输车一进去,轮子就陷在泥土地里,全靠人力搬。在泥泞的菜地一趟趟往返,衣服的前襟被染湿。开始数得清次数,渐渐脑子麻木了,机械地走动。我感到精疲力尽,很想找一块干净的地方休息,或者回家脱去脏衣服,躺在温暖的被子里。

中午我们到附近的老头沟镇,在一家饭店吃饭。普通的小店,卫生条件差,恐怕未接待过这么多的客人。一伙狼狈的人进来后,店就显得小了。柜台上半头砖似的录音机,播放着一首流行的电影歌曲,马上就被杂乱的说话声淹没了。屋子里还没供暖,里外的温度差不多少。人们喝酒取暖,我浑身冷得打颤,拿筷子的手夹不住菜。同事劝我喝一点酒,我不知酒的力量,看着杯中的酒,我抵不住寒冷和好心相劝,喝下了人生第一口酒。辣辣的刺激嗓子,一会儿的工夫,思维和身体的感觉不一样了。

院子里的一株老榆树,在承受一场场深秋吹袭的风,干枯的叶子,风吹得满院子都是。车间开始准备过冬了,天好的时候,车间熬了一锅面浆子,搬出白茬桌子,裁成一条条的报纸铺在上面,用板刷刷上浆糊,贴到窗缝间,每到这个季节,家家都要糊窗缝。老人常说,在冬天“针鼻大的窟窿,斗大的风”。这个形容绝不是夸张,寒冬腊月的日子里,屋子密封不好,有一点不严实的地方,风是鼓足劲往里吹。车间里支起了大汽油桶改制的炉子,不久就下了第一场雪。

车间里轮流值班生炉子,每天早到一个多小时把屋子烧热。车间温度低,墨滚着色不均匀,印出来的产品,色泽深浅不一。我家离单位很远,步行四十分钟,每天清晨五点,急匆匆地起来,脸也不洗,背上昨天夜里装好的早饭。推开家门,冰冷无情的寒冷扼住脖子,我几乎喘不出气。无数根寒针刺在脸上,屋子里的热气,一瞬间被寒冷吞吃,夜里降雪了,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我一步步离开家,向黑暗的深处走去。

来到街上有了灯光,昏弱的光线下,马路印下杂乱的脚印,它陪伴我,我陪伴它。空荡荡的街头没有行人,偶尔有空罐头盒子,让风吹得到处乱跑,咣啷啷地响,非常吓人。我总觉得身后有人来,不时地回过头,只有无形的风跟踪。我在雪中艰难地行走,想快一些到单位。

我看到大门,心里踏实了,身后有人追的感觉也无影无踪了。身体松弛,精神放松,棉帽子里装满了热气,这时才发现自己走了一身汗。车间里安静,没有平时的噪声,反倒不适应了。屋子里冰窖似的,手都不敢伸出。我必须点燃笨重的炉子,让热气冲散堆积的寒冷。炉子里的灰是昨天烧的,我要用铲子掏尽,塞满废纸,上面放上劈好的子。纸上沾满易燃的油墨和机油,一触到火星就燃烧得凶猛,长长的烟管,把烟送到寒冷的天空。

我倒掉煤灰,用一轮独轮小车,去煤堆推煤。炉子旁的装煤的木箱子,是废旧包装箱改造的,上面有列车运输的标签,一小车的煤正好装满。

烟筒被风抽得呼呼作响,炉子的热能,一团团地滚动,把屋子里的冷气烧尽。我不断地往里添大块的“蛟河”煤,投进舞蹈的火焰中。炉子烧得旺了,我拿出饭盒做早饭,里面放了切好的豆腐块、油和酱还有调料,倒进水坐在炉子上。炉子的铁皮不一会儿就烧红了,屋子里暖起来,酱木力汤开了,飘出了酱的香味,我坐在白茬桌子上,铺一张纸,开始吃早饭。天一点点地放亮,早饭也吃完了,收拾利索,换上工装,准备新的一天的工作。

我给机器浇上油,合上了电闸。一阵轰鸣声敲碎了车间的安静,我站在旁边,看着飞速运转的机器。饥饿的钢铁野兽,身体里爆发出疯狂的热情,在高速的跑动中捕获到猎物――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我们青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