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转型举棋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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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北能源新秀，陕西榆林是经济高速成长的资源型城市。当前，尽快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寻找替代产业，显得非常紧迫而重要。面对 “资源诅咒”，它们将如何破解？又如何实现成功转型？

我们深入正在高速发展的榆林，探求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验与教训。

煤炭采空区超过500平方公里；市政府所在地面临悬城之虞；深陷“采煤综合症”……这里就是位于陕北、一度被称为“中国科威特”的榆林。这样的现状，让正在工业化进程中加速飞奔的榆林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

然而，往哪个方向转，榆林近年来一直左右摇摆。

这是否意味着榆林不需要转型？如果需要，榆林的转型之路又将迈向何方？

资源综合依赖症

如果去过榆林市神木县至府谷县的S301线（又称府店公路），你一定可以确信：世界上最繁忙的公路和世界上最庞大的运煤车队就在这里。

千方百计运出去的背后，是榆林市煤炭工业突飞猛进式的大跨越。

2011年，全市煤炭产量达到2.8355亿吨，同比增长11.8%，约占陕西全省煤炭产量的70%，占全国产量的8%，稳居全国第二产煤大市位置。

“看一看马路上连绵不绝的运煤车，再看看我们煤炭外运的一串串数据，很多人都会吃惊：榆林市会否重蹈山西省资源综合依赖症的覆辙？”榆林市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如此感叹。

但部分主政者认为，榆林刚刚进入工业化阶段，未来仍要加速实施工业化，而工业化的核心，就是挖煤。

资料显示，榆林54%的土地面积含煤，预测储量2714亿吨，占全国储量近1/5。显然，在当地主政者看来，年挖煤不过2.8亿吨，这一数据在总储量2714亿吨的大蛋糕面前，榆林的煤炭产业还可以延续1000年。

当地发改委官员说，预计榆林未来的煤炭产量仍将加速上升。换言之，如果仍然一味拉出去卖掉，则无论修多少条高速公路，榆林煤炭产业粗放式发展的“黑老粗”帽子都无法摘去。

左腾右挪的转型之路

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乐际显然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2007年甫一履新，赵乐际就对榆林市煤炭工业发展提出了“就地转化”的新思路。

2009年2月，赵乐际在会见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董事长吴耀文、总经理王安一行时，赵乐际就希望中煤集团公司能够兼顾企业、地方和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好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同时延长产业发展链条，加强资源深度转化，提高产业附加值。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入驻榆林，让煤炭资源就地转化全面加速。中煤集团在2009年即表示，2009年至2016年间，该集团要在陕西完成控股和参股建设12个项目，总投资2278亿元。

“中煤集团让榆林大力提升煤炭资源就地转化率的梦想正在逐步落地。”当地政经观察人士称，正是中煤集团的示范，也快速促成了神华集团榆林煤化工项目的快速落地。

2009年3月，陕西省与神华集团签署关于陕北能源化工基地综合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仔细研读这份协议，不难发现，煤炭资源转化率不低于50%成为最核心话题。

“此后，凡是来榆林想开采煤炭的各路煤企，都遭遇了陕西省‘煤炭资源转化率不低于50%’的硬性要求。”榆林市发改委副调研员李生润表示，这一思路无形中拓宽了榆林市产业发展模式，也为将来可能全面铺展的城市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无论如何，从原煤到煤化工，这一发展道路是否就是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之路，对榆林来说，这显然不是标准答案。

区域中心梦难圆

实际上，对于如何转型，榆林近年来一直都未停止思考。

2008年，“榆林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战略论坛”鲜明提出，榆林要从单纯的战略资源型城市迈向区域型中心城市。

随后，成形于2010年年底的《榆林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最终稿）（下称《规划》）显示，这座地处陕北的能源新城正式提出了其宏伟目标：建设陕甘宁蒙晋毗邻区域中心城市。

“榆林市处于鄂尔多斯盆地腹部，从地理位置看，虽然与甘宁蒙晋4个县区毗邻，但在它的周边，绝对强手如林。换句话说，我们又凭什么成为5个省区毗邻区域的中心城市？”当年曾参与了上述《规划》讨论的一位榆林市人大代表称，仅一个鄂尔多斯，榆林就无法超越。

彼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宝通对此重大举动解读称：“榆林未来的定位非常清楚，它将成为陕甘宁经济区，即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所涉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显然，张宝通规避了鄂尔多斯。也许是规划者刻意忽略了其近邻鄂尔多斯的存在。以2009年度GDP对比，当年，鄂尔多斯地区生产总值2161亿元，同比增长23%。鄂尔多斯当年的GDP已接近榆林市一倍，其中心地位要远胜于榆林。

此外，仅在陕西省内部，榆林市要实现陕北区域中心城市的定位，就难以逾越延安的政治地位强势。延安石油资源富集，外加红色革命圣地的招牌，让这里在10年前长期是陕北的代名词。

“延安比榆林更强势的资源配置是政治地位。长期以来，延安市委书记一直是陕西省委常委，但榆林不是。”当地一位政经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源于政治地位的差异，导致在陕西省内部，榆林也不大可能直接成为陕北区域中心城市。

在2012年的陕西省“两会”上，榆林建设区域中心这一提法遭遇否定：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仅表示“支持榆林持续发展”。尽管在讨论期间，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榆林市榆阳区委书记王成继、府谷县委书记张惠荣、神木县委书记雷正西等当地官员均向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省长赵正永提出，“《报告》能否将榆林或陕北描述成为全省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但显然，榆林市这一诉求没有得到回应。几乎同时，榆林市市长陆治原向赵乐际诉苦说，李金柱副省长（曾任榆林市委书记）要求我们2012年完成超过16%的经济增长速度。

由此便不难理解，陕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何以对榆林只谈“持续发展”，不提“区域中心城市”，更遑论“城市转型”。

正因为此，榆林已然被绑架在了高速发展经济的战车上。陕西省对其定位是：一方面要求经济快速膨胀；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不可榆林“坐地称王”。这一窘局，导致榆林难言转型，甚至噱头式转型成为“黑老粗”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