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安琪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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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安琪的《喜帖街》不仅仅是拿奖大户，更是代表着香港流行音乐全面转向社会化题材。香港歌曲不再一味小情小爱，而有了城市心态和社会现象的大命题。
“这不是一首情歌，它其实是一首励志歌曲，是专门写给香港的。”2009年1月3日，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TVB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现场，黄伟文从颁奖嘉宾手里接过年度最佳填词奖奖杯，如孩子般得意地笑了笑，然后深情地发表了如此一番获奖感言。
黄伟文获奖的歌曲是《喜帖街》，演唱者是谢安琪，一个对于内地听众来说比较陌生的女歌手。不过，从去年年底的新城劲爆颁奖礼到今年年初的叱咤乐坛颁奖礼、TVB十大劲歌金曲，谢安琪风卷残云般抢走了14座奖杯，把踌躇满志一心要打破梅艳芳纪录的当家天后容祖儿甩在了身后。
从某种意义上说，谢安琪这14座奖杯都是靠《喜帖街》获得的。这首歌不但在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上获得全场份量最重的“金曲金奖”，而且是香港2008年当之无愧的“年歌”――无论电台播放率还是街头巷尾传唱度都无人能及。
直面社会和诠释人生
“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歌词里唱的“这一区”，就是“喜帖街”。
“喜帖街”的正式名称叫利东街，位于香港岛湾仔区，是香港的著名印刷品制作和销售的集中地，尤其以印刷喜帖著名。“喜帖街”在港人记忆中的地位，不仅源自其“功能性”，也因为围绕其拆迁改造的问题曾在香港引发过大讨论甚至抗议示威。2004年港府启动利东街重建计划以来，全港已发生多次抗议活动，最激烈的一次是在2007年10月，12名抗议人士被捕。同年12月，一位年近六旬的妇人为抗议利东街重建绝食至昏迷。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谢安琪这首歌在香港那么深入人心。香港以往各大颁奖礼总免不了传出各种买奖传闻，口服心不服的报道比比皆是，但是这次对于谢安琪，从对手到舆论都一致认为实至名归。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奖不仅仅是颁给谢安琪的，更是颁给香港人自己的。
其实，2008年香港流行音乐并不只有《喜帖街》这么一首直面社会的歌曲。林海峰演唱的《我大家》，跟谢安琪一起获得叱咤乐坛年度十大金曲。林海峰的专辑一向以嬉笑怒骂的顽童形象著称，这次创作《我大家》，更是巧妙改编了香港特区成立十周年纪念主题曲《始终有你》，结合近年来香港发生的各类社会事件(比如“华仔，一班Fans已经杀到”)，4分钟浓缩港人心态。此外，2008年还有关怀精神病患的何韵诗、继续为草根歌唱的农夫组合、以ABC角度看香港的欧阳靖(MC Jin)、观点尖锐的香港说唱教父MC仁等等。
直面社会之外，也有人在“诠释人生”。2008年整个香港都在唱“人生”，黄耀明在唱、陈奕迅在唱、容祖儿在唱、陈慧琳也在唱。叱咤乐坛颁奖礼专业推荐至尊十大金曲，只有方大同一首《Love Song》是“纯爱”，题材，剩下九首歌，林海峰、谢安琪直面社会，其余全都是“诠释”人生。就算是张敬轩和杨千的作品貌似谈情说爱，但也不再如从前那般卿卿我我、黏黏腻腻，而是寓理于情，把爱情上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连出道以来始终以苦情面貌示人的女歌手关心妍都改唱“孩子都知道世界那么差，惨不到下世吧”(《庞贝21世纪》)。
变化只在两三年
仅仅在两三年前，香港流行歌曲还是内地文化人的批判对象。2005年，一群诗人、乐评人、文化人在黄山开了个批判流行歌词的研讨会，与会的知名人士有卢中强(现为唱片公司老板)、王小峰(知名乐评人)、翟永明(诗人)、尹丽川(诗人)、朱大可(文化评论家)等。在这次被戏称为“黄山会议”的研讨会上，林夕和方文山一起成了“反面典型”。
在香港本土，唱片工业内部也在不断自我检讨。笔者曾采访过香港知名词人陈少琪，他早年为达明一派填了大量的社会性歌词而颇受好评。陈少琪认为，香港的音乐人也看到了问题所在，创作多样化题材的作品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如果再一味K歌下去，大家都要一起死”。
陈少琪所说的“K歌”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盛行的爱情歌曲，内容简单易懂、旋律朗朗上口。这种歌曲伴随卡拉OK风靡整个华语地区，造就了香港流行音乐的辉煌。但进入21世纪，在台湾流行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港式K歌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周杰伦、S.H.E、蔡依林、五月天甚至陈绮贞都成为香港市场的抢手货。另一方面，四大天王逐个减产之后没有得力的接班人，港式K歌在本土市场越来越不好卖，在内地市场也开始边缘化。
2004年，陈冠希推出专辑《Please Steal This Album》，由陈少琪填词，《香港地》等歌曲放眼香港社会大环境。2005年，陈奕迅推出专辑《U87》，以人生为主题，叫好也叫座；林海峰的专辑《三字头》把三十岁人的人生境遇和麦兜故事结合在一起，成为当年一大话题。另外，林一峰的《你今日拯救佐地球未呀》、何韵诗的《梁祝下世传奇》等专辑也因为题材有趣而为人津津乐道。当年不得不提的专辑是卢巧音的《天演论》，内容涉及社会、人生、宗教、政治、戏曲、哲学，成为达明一派1990年的专辑《神经》之后最耐人寻味的一张粤语专辑。
2005年之所以被香港乐评人看作是香港乐坛的“拐点”，还因为谢安琪、王菀之、张继聪、方大同、侧田等新人的出道。这批新人不再遵循老一辈的K歌路线，尤其是方大同和侧田这种有国外生活背景的歌手，更是有自己的一套创作思路。新世代年轻人鲜明的个性让他们喜欢在创作中融入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谁持有购买力?
说到这里，还是要提回谢安琪。2006年，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Ksus2》，这张专辑里每一首歌内容针对的都是香港人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比如菲佣、茶餐厅和小巴士。这张唱片不但销量突出，一周内卖断货，还被赞为“最能表现香港生活气息的音乐”、“真正代表了香港本土音乐”。2007年，农夫组合同样凭借香港社会现象成功上位，以及2008年谢安琪空前大热，正是香港流行音乐社会化的延续。
为什么这种玩深沉的歌曲会比通俗易懂的K歌更受欢迎?并不能说“社会歌”就比K歌更受欢迎，只不过，“社会歌”满足了部分听众的需求，而这部分人的市场之前一直被唱片公司忽视。按照西方唱片业的分类，这部分听众应归入“成人流行乐”市场。所谓“成人流行乐”，目前国内还没有约定俗成的定义，姑且认为它是针对23岁以上成年人创作的音乐。“成人流行乐”的听众有自己固定的口味以及对高品质音乐的追求，他们购买音乐的标准是音乐品质本身，而跟人没有太大的关系。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香港乐坛培养了大批的听众，这些听众听了多年的K歌已经对音乐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发烧碟的听众)。而新一代的听众受互联网影响，接触国外高水平的音乐作品比较多，对音乐品质的要求一开始就比较高，也容易对空洞无物的K歌产生厌倦。
2005年的拐点之后，高品质的本土音乐让香港的“成人流行乐”听众又有了买碟的兴趣。这批人本身就有较高的购买力，于是推动了唱片市场的复苏，古巨基的《Guitar Fever》和李克勤的《演奏厅Ⅱ》在发烧碟市上的热销就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而唱片市场的复苏无疑将让尝到甜头的唱片公司乐意放手让歌曲进一步社会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