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陈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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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商做投资很早，投资模式里有一个原则是作为被投企业的少数关键性股东，追求投资成功率和对企业长远发展达成的切实帮助。
基于市场对创新的渴望以及风险投资家们对早期项目越来越关注，效仿硅谷，中国的投资界逐渐出现兼具投资人与创业指导身份的“创业导师”，这一概念同样受到推崇。
当然并非所有手中掌握资本的投资人都愿意并有能力胜任“创业导师”这类角色，在资本业界年历资深的陈琦伟正试图做好。
在亚商集团宽大的会议室里，挂着他自国外拍得的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是欧文·诺曼(Irving Norman)取自著名的“摩西十诫”题材而创作，作品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讽刺了现代人们对物欲的膜拜和人性贪婪。陈琦伟非常喜欢这幅油画的意境，屡屡与人提及。
陈在1988年就创立了亚商集团，从事证券咨询、上市重组等企业金融服务业务，2001年创立亚商资本。在中国市场拥有20余年的企业咨询经验和10余年的投资资历，与各级政府关系密切。在他的名片上几乎超过一半的头衔与金融管理领域专业相关。
“亚商做投资很早，我们对于赚钱并没有那么饥渴。我们的投资模式里有一个原则是成为企业的少数但关键性股东，追求成功率和对企业长远发展达成切实帮助。”学者气浓厚的经营者和投资人对记者说。
他曾指出，中国的企业总体寿命并不长。而PE的爆发更让创业者的心态变得浮躁，企业增值已不是靠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积累，更多人贪恋于资本游戏。
“六七年前，投资人去找一个好项目相对容易，价格也很好谈。但是近四年，我们发现每一个好项目几乎都有十几家PE去抢，而其中那些赶潮流、凑热闹的投资机构，抢的方法就是抬价格，价高者得，让很多企业陷入了拔苗助长的误区。”
事实上，在2009年，他认为国内的PE泡沫化已现端倪，即开始进一步推动亚商资本的转型。他的计划是要“像建蓄水库一样”打造一个平台，集中具有潜力的早期企业资源，将人才、服务、经验等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创业资源综合服务提供商”。
在其主导下，这个“资本+导师”的想法很快便吸引了包括杉杉控股董事长郑永刚、美特斯邦威创始人周成建、红杉资本中国创始合伙人沈南鹏等一批国内明星企业家和投资人共同参与，成立了国内首家以增值服务为导向的创新性风投基金—刨业加速器，由陈任董事长。
陈的理念是，加速器为创业和成长期企业提供天使投资和管理提升服务的专业投资及投资服务整合。在企业发展早期投资和介入，通过投资+贷款+咨询的模式，服务方式包括股权投资、贷款、管理顾问等。
“我们喜欢看到那些对投资人的专业服务比钱更渴求的创业者。”陈琦伟看着墙上的作品对记者说。
PE不是原创者，是市场正面力量
参与创业加速器基金的“大佬”们对于企业的共同认知是，创业者建立一个企业不是单纯为了赚钱，一个好的企业不仅要有核心产品或先进技术，真正根本的是企业家、创始人能够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具备公众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发展更为长久。
据说在当年创业加速器成立的酒会上，被问及为何决定参加并入股时，沈南鹏直截了当的表示：“我不知道陈老师喊我进来的原因，但我很了解我要来的原因。”
他们希望以自己多年积累的理念、服务、资源和价值观帮助当下的创业者们。
“创业加速器是以投资带动增值服务这种独特的创新投资模式去操作”。陈琦伟表示。
因着迷于经济改革研究，这位有着大学教授背景的商人围绕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从亚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到亚商资本创始合伙人，再到创业加速器投资公司董事长，陈琦伟身份的叠加也代表着企业本身的转型理念。
从20年前中国第一代企业到现在第三代科技型、创新型的企业，他很明显地看到影响这些企业的重要力量就是资本的力量。
“大多数参与股权投资市场的人，可能都还没有意识到，PE行业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陈琦伟对记者说。
在他看来，这个行业的爆发源自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和市场转型的需求。转型需要更多新的投资，以往新投资都以政府主导为主，但如今整体经济模式在转变。事实证明，政府投资在反周期的时候具有拉动经济需求的效用，但“政府投资始终如同分大饼，不拿白不拿，往往分下去后根本没有有效管理”，长期来说，过度由政府配置资源势必导致经济效率降低和浪费。
经济改革的层面应该是市场参与经济，从市场进入新兴投资，PE是最好的载体。
“PE的特点是专业团队做投资，实实在在的关注资金的安全性和回报率，关注商业模式的创新。每个项目都有专业团队运作和管理，本质上绝不可能乱来。因此这个行业也不会支持投机性、随机性、功利性的参与者。这将是中国经济转型和调整的最大支撑。”
他曾对媒体表示，亚商咨询服务的大多是行业龙头企业或上市公司，而亚商资本则是要投资中国未来的明星企业。
“PE不是一个原创者，而是为让企业健康发展起到正面的、具有建设意义的力量。”
目前，亚商集团净资产总额超过70亿元人民币，管理资本规模约30亿人民币。在股权投资领域11年来投资了70多家中国企业，约有20家实现IPO或退出，包括福建圣农发展(002299.SZ)、成都卫士通(002268.SZ)、深圳三鑫股份(002163.SZ)、四川升达林业(002259.SZ)、上海超日太阳能(002506.SZ)、苏州天顺风能(002531.SZ)、国腾微电子(300101.SZ)、7天连锁酒店(NYSE：SVN)等等。
他将成绩归结为对PE产业趋势和对自身模式的清楚认识。
中国式创新必须发生在非国企
在投资领域，亚商“每年平均回报率约为70％，总投资回报倍数近9倍。并且投资成功率非常高，70多家被投企业，最终投资未成功的仅有两家。”
陈琦伟和他的团队极注意控制风险，以稳健风格著称。此前大多投资的企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是“拿一份商业计划书讲故事的创业企业”，这也使亚商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优势并不明显”。
由于做企业顾问起家，关注行业较多，他们在投资领域覆盖面也很广。
采用的投资方式多是与地方政府或产业领头人合作，经由他们判断行业前景和市场分析，联手完成投资。他们在今年将继续启动与产业投资者的合作，成立一些主题性PE基金。
“投资上不限定领域，不仅仅依靠自身专业团队，增值服务模式越来越精致，这是亚商资本的特点。”
陈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加速转型，亚商将提升行业聚焦度，重点关注与中国内需市场相关、技术和科技进步、商业化效率高的行业。
如消费连锁、新型服务业及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医药物流及设备；清洁能
源、先进制造业、互联网及文化娱乐等。
“创新在中国，我们都关注。”尽管如是说，但事实上他对当下中国的创新模式看法保守。
“中国经济缺乏创新，其中一个关键标志，是国企的创新难。作为现在中国经济中最成功的板块，国企发展很快，利润和影响都很大，有国家的战略需要，有关键部门的控制和正规的宣传，有社会责任。但国企在基因上缺乏创新精神，从机制上来说是不正常的企业。”
他认为，从投资角度上说，关注中国的创新首先必须发生在非国有企业中。
其次国内目前主要看的是模仿式创新，如果创业者率先模仿了国外的创新商业模式或应用技术，能够成功移植到国内，依然是很有潜力的企业。
同时，由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更偏重创新的商业化应用价值，商业化效率高、半径短，以及在这方面的团队专业性和执行能力高的企业也值得关注。
创业加速器的投资思路也是如此，它关注所有领域处于早期阶段的快速成长企业。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落地的子基金，针对当地企业提供深度落地化的投资服务。率先模仿的，帮助进一步嫁接国外成功商业模式；执行能力强的，帮助其配套其它资源，包括融资、治理结构、市场开拓，加快企业技术规模化程度。
其所投企业不一定追求上市，陈琦伟曾表示，估计70％的投资项目在上市之前，创业加速器就将股权出售了，其中大部分将转给股东和其它战略伙伴。
不是“天才”。不迷信“明星”
2011年，亚商资本在考察的约500个企业里最终投资了27个项目，在各个领域分布较为平均。
“在投资领域，亚商从来不是天才。”陈琦伟对记者说。他对于那些天生直觉灵敏，相谈数次便可准确投资在金字塔顶端的投资人表示敬佩。
“中国的投资情况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的经验认为如果投50家企业，只要5家成功，45家失败都没有关系。中国则是80-90％的投资都不应该输。决策上要更重视风险控制，我厌恶风险。这决定了我们‘激情’不起来，得以取胜的是专业能力、价值观和模式。”
投资到一个“精彩”的项目，判断力和运气兼而有之。
此前领投福建圣农，正值禽流感爆发，很多投资机构对这类企业避之不及。亚商投资团队十几次深入山区，考察企业的管理模式、科技水平、疾病控制能力以及团队执行力，最终基于企业价值的判断和市场空间而决定投资。拿到的价格仅一两倍市盈率，而这个项目给亚商带来了时倍回报。
而有几类项目是他不愿意浪费时间考察的。比如企业的盈利原因是有几个大客户，而对少数客户依赖程度太大，意味着风险很大。或者企业的销售收入主要依靠政府采购。
“判断一家企业，我们希望是以市场的办法获得盈利，商业模式要有可持续性，有独特性和进入门槛。对于投资机构，企业家关注的是增值服务和专业服务，是他所不熟悉但在企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资金。”
在他与企业家的沟通中，非常重视企业家表现出来的事业心和意志力。曾经他们看中一个项目，产品极具优势，规模扩张后预计很快便能够盈利。企业的创始人很聪明，非常希望能够获得投资。“
谈了几次，我发现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赚到钱后不打算再继续做实业，也想去做投资。或许他的想法没错，但我们并无意投资一个只打算赚一轮钱的企业。”
这家企业最终没有通过投资决策。
陈琦伟一直将股权投资作为整体经济中的一个新兴行业看待，与企业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并不是送钱的，也不是沾光的”。
快速成长期的企业通常擅长技术研发，但对企业自身如何形成合理构架支持其快速成长比较欠缺。这对于曾为400多家企业和多个地方政府担任过企业管理咨询和财务顾问的亚商而言，是投资的核心优势。
“创业者往往依靠感性和直觉一边开发产品，一边开发市场。我们作为外部投资者首先要帮助企业建立构架，形成一个适合长远发展的市场策略和规划，包括销售对象的定位、业务板块分布、如何降低风险，增加应收账款回款率等等。财务管理上帮助企业配备优秀的CFO，合理使用资金。一方面保障投资安全，同时也让企业家明白，有了好的治理结构，公司本身就具有了阶值。”
越偏早期的企业，创业者越重要；越发展到后期的企业，制度越重要。亚商为数不多的失败案例令他印象深刻。有一家地方政府推荐的高科技企业，产品技术非常好。领头人是中科院的院士，“投资的目的就是准备让这家企业上市”。
但当创业者手里可以控制的资金多了，一言堂的家长作风越来越严重，资金使用不当，他的发明小组创始人最后全部离去，导致技术在规模化生产层面质量无法过关，最终没有成功。
“治理结构是一个管理和控制的体系，需要有透明度和可信度。人性本来就有权力欲望和控制欲望，如果没有任何约束，就不断渴望拥有更多的权力。许多企业的创办人本身已‘明星’，光环过大的背后，企业家个人的决策起到关键作用，而缺少合理的决策机制。这类企业有时成功效益会很高，但风险也会很大。”
陈琦伟谈到这家企业，仍然深感遗憾。他承认自己不大喜欢明星企业家，认为企业的成长主要还是依靠团队和制度的力量。这次经历也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投后管理的重要性。
“今后我个人三分之二的时间和精力都将放在投后管理方面。”他宣称。
陈琦伟一直坚持着亚商在被投企业中所占股权比例不超过20％，即所谓关键性少数股东。
“企业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创始团队，他们应当分享到主要利益。企业蛋糕做得越大，投资方的比例自然会增大。我们希望能从市场中分享利益，而不是一开始就在内部挤兑创始股东。”
投资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陈琦伟最近常说的一句话。投资的过程中与企业家的沟通，是互相体现价值的过程。
“这种成就感陶冶着自己的生活态度，这份态度让我们品味数钱以外的生活方式。”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