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户籍改革过程中三方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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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辽宁省户籍改革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本身各有不同的利益取向，三者在各自利益的驱动下进行着博弈。本文以辽宁省的户籍改革为依托，在对各自利益取向剖析的基础上，以通过建立各博弈方之间的博弈模型，可以寻找出制约破产博弈均衡结果的相关因素，以此给我国其他省份的户籍改革一点启示。
【关键词】户籍改革；博弈；用人单位
一、引言
我省户籍制度改革采用的是逐步使社会福利与户籍差异脱钩，不断完善和增强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拉平城乡福利水平的策略，如今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辽宁省实有人口服务管理办法》，但是这种方法通过不断扩大公共服务范围，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来实现市民化又存在时间和空间上挑战，不能解决急迫的现实状况。辽宁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多有闪光点。但是近两年却鲜有大动作。这一方面说明已有的改革力度较大，涉众面较广，解决了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暗示着改革遇到了“瓶颈”，难以继续大动作整体性推进，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扮演着公共政策制定和建构主体的角色。显然，不同层级政府对这项制度变迁的推进力度是有所不同的，最终的政策是政府基于形势判断所做的制度安排，是不同利益集团经过多方博弈的结果。
二、博弈参与人的行为取向分析
1.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在户籍改革方面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有没有能力承担大量人口进城后对城市就业、教育、卫生、治安、交通、环境等方面所带来的压力。如果降低城市户籍的门槛，人口大量流入就意味着巨大的公共财政支出。在社会经济发展难以提供充裕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在增量人口和存量人口之间进行权衡，当流动人口权益保护与地方户籍人口利益存在冲突时，地方政府一般会倾向于后者利益的保护。
2.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的思路是矛盾的。一方面，担心因户籍收紧招不到单位发展所需的人才，或导致未获得户籍的现有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又希望借助户籍制度的存在，通过以户籍为基础的城市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的排斥作用，充分享受非正规就业领域流动劳动力由于低工资和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权益而为用人单位发展带来的特殊的“制度性收益”。在这一点上，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
3.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收益是通过户籍改革营造出公平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户籍改革可能导致短期内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城镇居民总体失业率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
三、模型的提出
辽宁省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表现为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用人单位、多个利益集团组成的多方博弈过程，而最终的政策趋向取决于博弈各方对各种权利、资源、政策干预力量等因素的掌握。地方政府和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作的博弈关系。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通过合谋增加自身利益而损害中央政府的利益，当然，中央政府对合谋行为进行核查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博弈模型假设
（1）用人单位和地方政府不进行合谋假破产，且中央政府不核查，则用人单位、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支付分别为：0，-D（地方政府承担社会成本）、B（认为中央政府没有支付资金就等于收入）。
（2）用人单位和政府小进行合谋且中央政府核查，则用人单位、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支付分别为：0，-D，8-S（S为银行的核查成本）。
（3）用人单位和政府合谋，且中央政府不核查，则用人单位、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支付分别为：G、0，0。
（4）用人单位和政府合谋假，中央政府核查且成功，则用人单位、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支付分别为：C，0，-S。
（5）用人单位和政府合谋，中央政府核查且成功，则用人单位、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支付分别为：-E（合谋败露给用人单位带来的损失）。-G-D（G为合谋败露政府的声誉损失等），B-S。
（6）用人单位与政府合谋假的慨率。
（7）中央政府核查的既率。
（8）为中央政府核查且查证成功的概率。
（二）模型求解
（三）讨论及分析
中央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核查，反之就不进行核查。第一方与第三方合谋的概率（p*V）与第二方核查所支付的成本（S）成正比，而与第二方在核查中发现做假的概率（pa）及第二方收益（B）成反比。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些因素去影响合谋的概率。这就是说，当中央政府在核查中业务技能越高时，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合谋做假的概率自然就降低。另外，如果中央政府核查所花费的成本巨大，中央政府就可能减少核查次数，以降低成本，这样查实做假的概率也随之减少，自然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合谋做假的概率也随之上升。
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合谋做假的概率偏高，第二方期望的社会秩序收益及信用收益必定下降。这与社会实际现象完全一致.
地方政府才选择合谋做假。反之，则选择不做假。这是因为，做假而产生的损失G+D加大，只有当中央政府核查概率pc很低，并低于p*c时，地方政府也才敢合谋做假。因此，中央政府加大对做假的惩罚力度，是减少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合谋做假的关键所在。
3.如果大幅度提高C，则导致p*c提高。这表明，中央政府核查的纳什均衡概率也大幅度提高，要求实际核查概率pc要大于p*c。否则，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就有可能合谋做假。同时也说明，为什么在中央政府核查概率pc和核实概率pa都比较高时，仍有不少用人单位与地方政府合谋做假，这是因为利益较大的缘故。
四、结论
1.中央政府在监管用人单位过程中，应努力提高技术水平，改进监管方法，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核查特别是核实合谋做假的概率。
2.加大对合谋做假的用人单位及地方政府的处罚力度，使其合谋做假的成本增大。同时，用制度规范获利行为，规范地方政府收费标准，降低用人单位及地方政府铤而走险的预期值。
3.在良好的户籍改革机制中，用人单位及地方政府往往是最直接且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因此，要教育用人单位及地方政府要有长远观念，要遵纪守法。较小的道德风险往往能够大幅降低交易费用，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健康和规范的社会环境、公平市场、信用体系，才能与国际接轨，才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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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批准号：L12BRK004）。
作者简介：吴伟（1980-），男，满族，2001年毕业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硕士，现供职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