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务农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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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卫芳在河北大学校里显得有些突出。头发花白、脸上已爬了些皱纹的他和一群90后的学生一样，围在人工湖边读书。但一身灰蓝色的外套又脏又旧，手边装书的是一个买菜用的布袋，这让他看起来也不像大学老师。

事实上，苗卫芳是2011年在这里毕业的近代史专业研究生，2012年41岁。2012年10月12日，他因为一段视频短片成了全国媒体的新闻点――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因此绝望服毒。

那些天，苗卫芳每天要接受全国两到三家媒体的采访，几乎每位记者都会问他：“你觉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吗？”

“从我这个悲剧来看，不能。”但在苗卫芳看来，自己的人生又很难有另外一种选择。

要成为一个文化人

苗卫芳的老家在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柳树沟村，这是太行山深处一个不足百人的村庄。当年，苗卫芳念书好，小学毕业后考上了乡里的重点初中。整个村的人都称赞，老苗家出了个天才啊！这让他的父亲苗风山高兴坏了。从此，苗卫芳成了全家的重心。每年家里有三四百块钱收入，其中二百多块专用于苗卫芳的学费和零花钱。

初二后，苗卫芳挨了家里很多打，因为不管怎么努力，他的理科成绩就是上不去。既然“考不上大学了”，苗卫芳在父亲的默认下，干脆辍学到县城打工。搬砖、拉水泥，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是，他手里总拿着本书来看，“没书看难受，睡不着觉”。不多久，苗卫芳觉得，或许有朝一日自己还能上大学。于是，他捡起高中的数学课本，没日没夜地看。

1997年，苗卫芳第一次听说成人高考。他觉得机会来了，于是“脱产”复习了三个月，转年，顺利地考上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管理干部学院。

整整两年，3000元的学费，苗卫芳只凑够了400块钱，为此，他到现在都没拿到毕业证。但苗卫芳还是心满意足，“这下，我就能找个跟知识有关系的工作了”。毕业后，他回河北老家，在县里的中学做代课老师。

代课老师每个月工资只有240元，还不如当农民工赚的多，但他干得起劲儿，“要成为一个文化人，父辈不是，自己要是”。苗卫芳觉得，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

要当能做主人的老师

当代课老师，苗卫芳的生活只是从集体工棚搬到了集体宿舍，但他的心态有了很大变化，“教师这个职业可是神圣而高尚的”。很快，现实打消了苗卫芳的憧憬。

做了一年代课老师后，为多赚钱，苗卫芳开始去私立学校任教。在私立学校，学生是上帝，老师没地位，他干了六七年，几乎一年换一个地方。苗卫芳觉得，私立学校老师本质上跟农民工没有任何差别――流动性大、不稳定，“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他把社会上的所有工作分成两类――打工的和能做主人的，区别在于后者不会“随便就被开除”。苗卫芳希望当一名“能做主人”的老师。

2008年，苗卫芳37岁了，他考取了河北大学的全日制研究生。他觉得自己光耀门楣了，而此时，苗风山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考上，就去读吧。”村里人的反应也出乎他意料：“都这个岁数了，考上研究生有什么用？”

这么多年来，村里有人通过其他途径改变了命运。如今，整个村子十几户人家都是砖瓦房，只有苗卫芳一家还住在土坯房子里。面对这种“竞争压力”，苗卫芳试过做生意，可屡屡失败。成为研究生，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成了他超越别人的希冀。

从研究生二年级开始，苗卫芳就开始找工作。按照他的规划，最理想的是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但不管是公务员招考还是一般单位招聘，苗卫芳都远远超过了年龄的上限。

苗卫芳毕业了，公立学校的工作还是没找到，又在私立学校勉强干了几个月后，他决定回家种地。这虽然憋屈，但顺理成章，“父母身体不好，干不了活了，只能我来”。

但这也成了压倒父亲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老俩口因为治病和儿子上学，几乎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到头来，无论苗卫芳的命运还是全家人的命运，都没有任何改变，父亲绝望了。

2012年5月25日，苗风山吞下100片安眠药求死未果。有拍客闻讯来了。很快，这个标题为《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亲气绝服毒》的短片招致了众多关注。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异类

事件爆发后，嫂子觉得他“自己做事不脚踏实地，还家丑外扬”；父母也不堪骚扰，躲到了女儿家。苗卫芳回老家拾掇这一季的玉米时，父母甚至轰他回城里，“快走吧，找工作去吧”。

事实上，苗卫芳也觉得在老家呆不下去，全家人除了自己连小学文凭都没有，跟他们聊心事，没人能理解，就连吃饭也吃不到一块，见识多的苗卫芳喜欢粗粮，但老父母吃了一辈子粗粮，好不容易有能力吃上细粮白面，怎么能倒退呢？他跟村里人说，种地不要用化肥、除草剂，这样的食品才“绿色健康”，周围人都把这当成笑话。

苗卫芳觉得自己已经不属于农村，可读了研究生拿到了城市户口的他，在城里也找不到位子，就像“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异类”。他还是起早贪黑地读书复习，和20年前一样。他的目标是考取县城公立学校教师岗位――他认定了，这是自己命运获得改变的标志，是一份“做主人”的工作。

毕节五童最后的时光/王鹏 陈洁

寒冷的雨夜，贵州毕节五名流浪儿童钻进一个白绿相间的铁皮垃圾箱，试图熬过漫长的夜晚。他们生起了一个火盆，却没能等来温暖的世界。

从事发地步行几分钟，便是毕节学院。学院两侧，小商贩沿路排开。他们成为五少年生前的最后见证者。

2012年11月11日前后，少年们第一次出现在商贩们的视野中。五人个子都不高，身材瘦弱，衣着单薄，全身脏兮兮的。

他们整天在学院附近徘徊，没人看见这五个孩子要过钱。不过，经过路边水果摊时，有的孩子会顺手扯一两根香蕉，或者拿一个柿饼。“太可怜了，我们都不吼。”卖糖果瓜子的老杨说。有的摊主还会主动给点吃的，他们拿了就走，也不怎么道谢。

11月12日，几名孩子去捡硬纸壳，这与一位捡垃圾的老婆婆形成了竞争。她开玩笑：“给我嘛。”孩子不肯：“我们要卖钱。”

纸壳最终没有全部卖钱。烧烤摊主老孟说，那天晚上，他看到孩子们蜷缩在公交车的候车亭内，那些纸壳成了被子。

毕节地处山区，夜晚寒风刺骨，孩子们开始不断变换住所，从拆迁工地的窝棚到公交站，最终他们选择了路边的垃圾箱。垃圾箱约一人高，宽约1.3米，孩子们可以蜷缩着挤在里面。

11月14日深夜，有人路过时听到里面传出了孩子们的聊天声。

11月15日，五少年生前的最后一天。中午，一名孩子捏着不知从哪里得来的20块钱，买了一碗三元的糯米饭。伸手拿筷子时，摊主还抱怨道：“你先买袋洗衣粉洗洗手。”随后，孩子又用找零的两元散钞买了四个馒头。其余四个孩子站在旁边，直勾勾地盯着馒头。

午后，捡垃圾的老婆婆孙庆英发现，垃圾箱对面的废弃木屋内，五少年正在烤火。“你们在地上捡柴来烧，不要去敲（屋顶的木头）。”孙庆英耳朵很背，所以喊声比较大。孩子们吃了一惊，飞快跑掉了。

“，快点整碗土豆给我吃，我太饿了！”下午4点左右，一个孩子向流动小摊的女摊主央求道。等不及对方盛，他用竹签急急地在滚烫的油锅里戳土豆往嘴里塞，一口气吃了四五个。接着，小孩发现了货摊上的火腿肠，抓了一根，跑了。

晚上8点多，他们出现在老杨的摊位旁一两米处，开始踢皮球。

天空下起了毛毛雨。深夜11点多，即将收摊的老孟看见，几个孩子还在街上走来走去，捡一些泡沫板。他猜测，这是因为天气太冷。

“你们的家在哪里？”老孟问。孩子答：“大方（县）。”老孟猜，孩子有家不回是因为家庭原因，便问：“你家是后老妈还是后老爹？”孩子答：“后老爹。”

他是世上最后一个与他们对话的人。而他得到的答案，多是随口乱说。

16日清晨，老婆婆孙庆英开始捡垃圾。翻到第三个垃圾箱时，她看到了五个孩子，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垃圾箱中，双手环抱，小小的头低垂着，两错摆放，看上去犹如熟睡。他们的脚旁摆着取暖的小火盆，尚有余温。

孙庆英推推孩子，对方毫无反应。“几个娃儿睡得跟猪儿一样。”孙庆英对凑过来的行人说。之后警方赶到，确认五少年已经死亡。

后来有外地人来打听情况，一饭店老板娘一直冷着脸，半天才插一句：“听说你们大城市连流浪狗都不会死，我们这死的可是娃儿。”

11月19日，毕节市政府公布了死亡少年的具体信息，五名孩子都姓陶，年龄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是堂兄弟，都住在一个距离城市中心直线距离约25公里的小山村里。村子通往外界的山路崎岖难行，五少年的老屋内家徒四壁。

五少年的大伯陶进财回忆称，孩子们是在11月5日不见的。当天，12岁的陶中井离开学校后，便和其他四名辍学的兄弟离开了村子。孩子们身上都没有钱。

事实上，五少年中有四人的父母在深圳打工。孩子失踪后，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曾来家探访，陶进财也曾打电话询问亲戚，但没有第一时间报警。

家长在外打工，这些留守的孩子没有人管，有时陶进财会买一点米。孩子们都是自己做饭，但只会煮点稀饭，就一点盐巴或辣椒，几乎没有下饭菜。

就这样，很快，五人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浪少年。

事发后，当地官方的公开资料显示，少年们曾多次前往外地，被警方送回。

2011年11月，五少年流浪第六次被发现时，其中的陶冲称：“妈妈已经嫁人了，回家要被爸爸打，只要你们叫他接我，我就要逃跑。”然而当时，陶冲的父亲陶元伍在电话中称：“我不要了，他们爱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现在在外边打工也难。”最后，在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劝说下，他勉强同意先让同村人把孩子领回去，过一段他再接孩子去深圳。

陶冲最终没有去深圳，他和其他辍学的兄弟们每日在山野中奔跑玩耍。他们辍学的原因，也与无人看管有关。学校的老师曾表示，这些孩子太野，不要了。而直到现在，五少年中有四人没有上户口，因为“上户口要钱”。

11月5日那天，住在陶进财家旁边的吕婆婆看到，五少年往山外跑，期间，还试图叫她的孙子一起。“出去混。”孩子们豪气万丈地说。

那天后，孩子们走出大山，来到城市，十天后变成了殡仪馆内冰冷的尸体。

微博上，有人找到了一张疑似事发前一天，路人拍下的孩子们的照片。五个孩子散坐在路边的台阶上，笑容是那般阳光、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