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里云和路,一次折戟的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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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4日，一辆救护车驶进香港机场的停机坪，停在了刚抵港的菲律宾航空公司班机前。我在救护员和航空公司职员的护送下，被抬上了救护车。至此，结束了我23小时的飞行，将近35小时的难忘之旅。

坐飞机对我来说，算是家常便饭了，不仅常常使用轮椅服务，也试过打着石膏上飞机。可像这次，在进行了髋关节全髋换置术的第三天，就飞这么长的旅程，确是有点惊心动魄。

我几十年的病痛生涯里，也算是受到过许多次打击，但从未试过这种震撼，好像一个等待释放的缓刑死囚，突然得知要马上执行死刑。

故事要从美国时间9月9日说起，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美国东部巴尔第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出现在赛纳医院四楼手术等待室。登记小姐看见我一个等待做大手术的病人却拖着一大堆行李来，不禁一脸的惊讶。我把大件的行李交待给登记小姐，自己在等待室里找个位子坐下。这个中央大厅里坐满了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像我这么单身孤影，绝无仅有。我等待这一天等了多少年了！

我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很轻微，原本可以照样享受生活，但因生不逢时，一场浩劫，把好医生从我身边，带去了牛棚。我的一生从此和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已经搞不清开了多少次刀，也知道再开多少次也无法逃离骨质老化、磨损的命运。最严重的是左髋严重脱位，多年来过量的操劳使磨损异常严重，日夜疼痛，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人工关节。因为人工关节的寿命有限，所以我一直遵守医生的嘱咐，要忍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可开刀。没想到，真到了这一天，香港医生权衡再三，认定我肌肉力量太差，属世界性的疑难杂症，不肯担风险，很坦白地说他们不会做这个手术。

在美国的堂妹把我接了过去，安排我咨询那边的医生。怀着试一试的心情，我去了，并不抱有希望。我在她那儿住了两个多月，一边等待就诊的日子来到，一边为我的新书收集资料。谁料到当我看到医生肯定的目光，听到医生说，过了手术后关键的6个星期，就不用再担心时，我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忽然抓住了救生圈，兴奋无比。我不想再等待，当医生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动手术，我说越快越好。

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24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2.5万美金

现实毕竟是现实，要抓牢这个救生圈，不可缺少的要有两大条件：庞大的医疗费和休养的地方。对于前者，我寄希望可以分期付款，听说这在美国医院是很普通的事。对于后者，我坚决倾向于回香港。亲朋好友当然不同意我这种冒险的做法。于是，我借故采访，离开了东岸马里兰堂妹的家，来到西岸。这时有了意外的好消息，医院行政口头上同意我可以分期付款，医生也为我安排了手术日期，2002年9月6日星期五。

我欣喜若狂，马上买了机票，准备回到巴尔第摩，为了不惊动堂妹，我在网上根据美国的邮政号码，找到一家离医院最近的、最便宜的旅店。我只订了两晚，谁知，却住了五晚，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

原来，医院董事会不同意让我分期付款。到了医院我才明白，手术费并不贵，7000美金，但住三晚医院，费用却高达18000美金，平均每晚6000美金。根据医院政策，没有买保险的病人更要事先一次性付清医药费。

怎么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筹集这么多钱？我准备放弃，因为美国经济下滑得厉害，就是向亲朋好友暂借，也不好意思开口。朋友们却劝我实在不应该放弃。我要求见主诊医生芒特，我的决定应基于他对手术的信心。芒特医生告诉我：星期五的手术取消了，因为董事会主席说了“不”。在经济方面他无能为力，但他对手术绝对有信心。芒特医生诚恳地对我说：我尽全力做好手术。我无奈地答道：我会尽力去凑钱。终于，24小时内，大家从不同的州，帮我凑齐了2.5万美金。全部用的是信用卡。这个人情，我永生永世都还不清。

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怎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22个小时？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人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要是脱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赛纳医院是一家犹太人开的医院。手术后，我被送入其中的一间单人病房。第二天一早，芒特医生的助手莱蒙医生高兴地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他说：“你今天就可以坐起来，可以的话你还能够走路。”

我不是十分相信，伤口还在流血，身上多处还插着管子。我还十分担心出院的问题。因为自从芒特医生同意我手术后直接从医院坐飞机回香港，全医院的人都在骂芒特医生疯了，怎么能让一个手术后第三天的病人，单独坐飞机飞行22个小时？谁都知道，全髋关节换置手术后，人不能坐直90度，最易脚部血栓，要是脱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认识的所有人，没有一个不对我这种做法作出强烈的反应，连我敬重的一位华裔美国陈医生也强烈反对，是他把我推荐给芒特医生的，他坚持要我在美国起码住上两个月。一位在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高层做事，专门和医院打交道的朋友还在电话里向我大叫：“你不了解美国文化，产妇流着血，他们也会签字让她上飞机的！”

说实话，我心里也紧张，虽然我知道，只要回到香港，就可以入住医护条件一流的护理医院，但路上会发生什么事，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一路上我是否能照顾自己，还是个疑问。我买的是菲律宾航空公司的来回机票，必须回到旧金山上飞机，到马尼拉再转机回香港。而由巴尔第摩去旧金山，还必须在匹兹堡换机。全程加上时差，整整两天时间。

吃完早饭，一位金发年轻女子来到我的房间，自称是物理治疗师，不由分说把我从床上拖起。我有些惊惶，连连说：“还未坐过，怎么就走？”居然，我扶着助行架，走出了几步！

下午，芒特医生穿着手术服，趁着手术间的空档来看我。他叫着我的名字：“Adeline,不要太担心了，手术做得非常好！”我衷心地感谢他，因我已明显地感觉到，以前令我日夜坐立不安的痛患处，如今却出奇的舒服。不过，芒特医生听了我的长途旅行细节，不禁也皱了皱眉头。原来他的病人最远是回到加州，5小时的旅程。“会有办法的。”临走，他拥抱了我。

我的事传遍了医院，连着两天，进出我病房的人没停过。当医院的社工丽莎、顾客服务部的敦能、芒特医生

办公室的护士长依瑟、病房护士邦妮和我，5个女人在一起叽叽喳喳讨论研究的时候，我心生歉意，我是不是太疯狂了？不料她们异口同声地说：“不，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

医院额外替我输了500CC的血，是为了增加我的体力。除了用药物防止血栓，医院还送了我一副单拐，鼓励我在飞机上行走。考虑到机上和机场的坐椅和坐厕，都不符合我这类病人使用，她们又自制了加高坐垫，又怕那些椅子太硬，还找了一个厚厚的软垫让我带上。

上机了，果然我用助行架无法走到自己的座位，惊动了机长和乘务长。我说出了拐杖的遭遇，机长果断地说：“开舱！”在等待拐杖的那会儿，我向身后看去，包括头等舱的客人，长长的旅客队伍排满了登机的走廊，安静地陪我一起等待。

9月12日，我真的要出院了。清晨6点半，莱蒙医生就来和我告别。看得出，他有些担心。珍妮，芒特医生办公室的护士，她最心疼我，曾打算把我领回家。那天是她的休息日，她还是开车回到医院，和丽莎一起打点一切。医院付钱为我叫来了出租车。丽莎恳切地对我说：“千万不要失踪，尤其不要在马尼拉。”带着她们的祝愿和忧虑，带着芒特医生对航空公司的保证和建议，带着许多辅助装备，我上路了。

我从匹兹堡抵达旧金山机场的时候，离起飞时间还有5个小时，航空公司柜台还未开始办理登机手续。用轮椅推我的地勤服务员，一个墨西哥老头，不满意我给他的小费。我向他解释我从医院出来，已搭乘了两程机，真的没什么钱了。他硬要把我撂在航空公司的柜台前，并要拿回轮椅。这人蛮横不讲理，英语又不好，我无法和他沟通。急中生智，我找到附近的航空公司的办公室，他们的主管知道我，也收到由总部转来的医生信。总算解决了轮椅问题，但他不让我随身携带拐杖上飞机。我向他解释，我必须要在机上行走，助行架在机舱里打不开，我只能用单拐。可他坚持说这是“911”后采取的安全措施。我问他，难道你认为我这个只剩下三分气的人，还有能力用拐杖去劫机？但他不容我分辩，就把拐杖寄舱了。

好在这次推轮椅的墨西哥人是个善良的老人家，他不介意只有一元小费，服务热情周到。知道我想吃一碗中国面，把我推到机场唯一的中国餐馆，为我买了一碗香港特色的鱼蛋粉，并嘱咐我慢慢吃。

上机了，果然我用助行架无法走到自己的座位，惊动了机长和乘务长。我说出了拐杖的遭遇，机长果断地说：“开舱！”在等待拐杖的那会儿，我向身后看去，包括头等舱的客人，长长的旅客队伍排满了登机的走廊，安静地陪我一起等待。

飞机起飞了，加速，一次，两次，都不成功，只能回到停机坪。看到地勤修理人员拿着工具，匆匆忙忙地上了飞机时，我真有点后悔平时没什么信仰，搞得现在想祈祷，也不知哪方菩萨神仙肯受理。我怕万一修理不好，换机就麻烦了；我又怕就算修好了，也迟了，到马尼拉，赶不上下一班回香港的飞机，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两小时，终机可以起飞了。而我从医院出来，也已经折腾了将近20个小时，还未能离开美国领土。我又累又痛，加上又惊又担心，真有点支持不住了。菲航对我算是不错，另外送我三个位子，使我能在机舱中间的四个连子上平躺下来。我不敢睡觉，因为手术后为了防止脱位，严禁病人交叉双脚，所以睡觉时两腿之间要绑上一个特制的海绵大枕头，因枕头实在太大了，我只能寄舱。所以，我不敢吃止痛药让自己熟睡。我请空中小姐帮我换过新鲜的冰袋，敷着冰，听着音乐，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度过了13个小时。

在马尼拉转机很顺利，不过我到香港时，人好似虚脱一样，以至菲航的香港工作人员上机看我时，坚决拒绝我去移民局过关，他们指挥救护车开到飞机下面，并派人去领取我的行李，警察在机舱口拿取了我的资料，帮我办理入境手续。香港的那位顾问医生出的证明，使救护车能第一时间把我送进有着我全部病历的医院。

躺在救护车上，看到天空的蓝天白云，想着这一路的风和云。表面看，我孤身上路，但背后有多少人在护航，我才能不畏这漫漫八千里云的密、路的长，我才能有惊无险地回到香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