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邻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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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入夜时分，忽接约稿电话：“周汝昌先生去了，不写点什么？”我忙问：“什么时候？”“就在今天凌晨。享年95岁。”老人高寿，有此结果不算意外，患何疾病似已无需多问了。

以我和周先生的过往关系，没有泣下沾巾，清泪如雨，却是怔怔地坐了好长时间。说黯然神伤，说悲从中来，是准确的。叹息着所认识的文化大家中，又失去了重量级的一位，我又一次感受到“逝者长已矣”的悲伤、失落和遗憾、怅惋。

我与周先生虽然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但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尽管居处楼对楼、窗对窗，却相识较晚，来往也说不上密切。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便都从分散的住房迁入新建的宿舍小区。当时我还在职，早晚赶班车直来直去。离休后出入小区，也是独来独往。春节时走动一两家，记得亦不曾去过周先生那里。那时周先生视力、听力尚可，有时由女儿周伦玲女士陪同，经常也独自在小区内绿地散步，迎面遇到当然会打个招呼。

直到1999年底，晓航到文化部领取他的《西厢记集解》获得的文化部科技成果奖二等奖，同时与会领奖的周先生于众多获奖著述中，独独青睐这一部，从后排特地踱步过来找傅晓航，问：“傅先生，可否送我一本《集解》看看？”晓航忙说：“当然，一定。”回来即请我帮他办理。

我向来是轻易不愿去打扰老先生们的，因此没有登周府门送书，而是把书包装好，放在收发室待分发交换。时当1999年12月31日，是为世纪之交的新年除夕，因随书奉上贺卡一张，便笺一纸，以示对长者的敬重。

就在次日——2000年元月1日，新千年肇始之际，我接到收发室知会，拿到了周先生亲笔写就的信件和他的大作《胭脂米传奇》_J部。信封正面写：“本楼傅晓航、张宏渊先生”，背面则用红笔端端正正书出“恭贺新禧”4字寸楷，是聊代贺卡之意。信内上款写的是“张宏渊女士”，右下角注有“惠札31日览”字样。忙看落款，竟是“盲人周汝昌”，时间为“1999.12.31夜”。就是说，周先生在收到我们的书信后，当即写了满满3页的回复文字。先生费力书写的情状很难想象，作为晚生后进，真是始料不及。

周先生在信中“感谢”了“美丽贺柬”之后，对晓航的书作了评价：“傅先生的《西厢记集解》功力深厚，风格典雅，我很喜爱这样的书。”晓航看了自是高兴。

信中又说：“我的拙文集除《晴影》外，还有一本叫《胭脂米传奇》。您有便来小斋赐访，十分欢迎，当嘱家人拣寻存书，如有即奉赠求正。”信中还附有周伦玲一短函，说是送来此书。那是因为我前数日从报刊书讯上得知周先生又出《岁华晴影》一书，从书名上看不出内容，曾向伦玲表示过很想拜读。

周先生在信中道及：“燕大校友编《人物志》，曾一再来信函索要简传，我忙乱中疏忽未能及时回信——所以连《人物志》也未见到。”又告我：“最近拣齐了拙著23种，赠与燕京研究院《校友文库》，正在等待来取。”这也有个前因，是我获赠燕京大学校友会主编的《燕京人物志》，遍找目录及正文，未发现有周汝昌先生小传，曾专门电询过周伦玲。

至于周先生信中所谓“承您告诉我很多津门情况，我愧不知”，说实话，此事我今已记忆不清，想不起当时跟他说了些什么。出于习惯，我见到有关天津的书一般都会购下收存。原天津市委统战部周部长曾特地赠我天津市政协编纂的《天津文史参考资料简辑》之一《天津“家”及其后裔》、之二《北洋政府人员在津后裔情况》，我五外公梅贻宝先生所著《天津梅氏的来历》等资料我处皆有存藏，近年才复印给别的天津籍友人，此前似乎未曾复印过，也不记得将其中相关内容告诉过谁。周先生信语所指为何，再三思量，终究无法确知。

其实周先生来信的重点是忆旧、怀旧、叙旧。他祖籍天津，青年时代就读于燕京大学，是时任燕大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抗战时期在成都曾任燕大校长）的五外公梅贻宝教授的学生。知道我是津门梅氏家族后代，老先生触动了真情，深有感触地表示：“天津梅氏出了很多超众的英才……梅贻宝先生是我恩师，抗战胜利后我重返燕大，正是梅先生任文学院长，他见我所写的奖学金申请书，夸奖我是‘才子’。我一直怀念他老。”走笔至此，周先生忽然感慨起来：“住在一处为邻，未能早日拜识，以至于今——还要靠笔墨，思之令人‘不太相信’。”随即注明寓所电话，称：“您可随（时？意？）拨动。”

读至此不禁汗颜。久闻周先生为人谦和，热情提掖后进。此言恐不只是怪罪我不去主动“拜识”，或者还有些许自嘲之意。我当然深感不安和自责，咫尺为邻，屈指已有十余载，竟未曾移步前去拜望老先生，哪怕只是礼节性的，真有点说不过去。

当然这也是有缘故的，有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甚至是受到震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奉公派搀扶大外婆、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出席清华大学建国后首次纪念梅校长的活动。在工字厅会场外迎候的人群中，一位年近八旬的资深名教授在口称“师母”深鞠一躬后，复又躬身称我一声“师姐”。我时年40出头，对这一声“师姐”毫无准备，一时竟不知如何答对。这件事使我了解了那一代人的尊师情结，以往讲“天、地、君、亲、师”，把“师”提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高度，对师门的阿猫阿狗也不敢轻慢。老清华人自不必说，和燕京学子黄宗江先生、西南联大杨毓珉先生等过往时也大抵如此。自此后我对待这类事情愈发谨慎，三缄其口。未能尽早拜望周先生，多少也与我这种心态有关。

为了弥补这种不恭带来的缺憾，此后一段时间，逢年过节我都会记得问候一下周先生。再次在小区遇到时，周先生的耳、目已愈来愈差，听不到声音，看不清来人，我只得和一旁扶持的周伦玲打个招呼，算作对先生的问候。而伦玲女士在周先生出新书时，有时也记得送我一册。以此我保藏有八九册周先生的大作，虽然早年的很少，也没有大部头，但却弥足珍贵。每获赠一部新作，我都会放下别的书刊，即时细读。周先生渊博的学识、深邃的见地、广采深索的精神、平易而亲切的文字风格都令我深为崇敬，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收益。

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周先生特地问道：“您对《红楼梦》有兴趣吗？”这个问题我不知如何作答才算恰当。没兴趣怎么会转业到艺术研究院来？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已经懂得蹬着梯子从书架高处取下线装的《绣像金玉缘（或“良缘”）》，把绣像插图小心撕下来用线单独装订成册私下里自己保存——毁了一个不知什么版本，然后把“袭人”念作“龙人”，开始生吞活剥地读《红》了。小孩脑子好，章回目录、诗词倒背如流，人物、故事情节如数家珍。之后我读的是大达书局供应社版，之后对红学研究的人物、动态、新著，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着、追踪着，提起来绝不陌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两次与红学研究专业失之交臂。这些我能跟周先生去说吗？以我的业余爱好水平，絮絮叨叨地和红学大家谈专业，岂不是扫老人家的清兴？既是不可说，那也就不必说了。

但我还是去“拜识”周汝昌先生了。两千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到东岳庙逛民俗文化庙会，在后罩楼上发现有位画家出售的作品中有一幅钢笔速写的“燕京大学校门图”（其实即今北京大学校门），感到似曾相识，颇觉亲切，当即购下。没下后罩楼即已决定，此幅画与其自己保存，不如赠送周先生更为恰当。于是配了个不错的镜框，择日登门，送到对面二楼周府。约好时间，报门而入，在那书房客厅合一、亦客厅亦大书房的一间见了面，我微笑致意，伦玲向周先生比比划划大声说明。先生抚摸着画框，很明白、很喜欢的样子，随后又请女儿找出新书签名相赠。

或许这便是我仅有的一次拜望。

惊闻周先生仙去，怔坐半日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翻找周先生写给我的信。还好，在应该存放它的地方找到了，保藏完好，没有散佚。

重睹此信，再次认真辨读，体会出周先生当年书写时已是相当吃力了，一下笔写上款即不成字形，“张宏渊女士”的称呼在旁又重写了一遍。信文则是后行挤向前行，下字重叠上字。最后先生自己说明：“目坏甚，难多写，务谅。”幸而绝大部分文字我都能辨识，虽然周先生耳目失聪，却头脑清晰记忆超群，一封信几乎囊括了与我的主要交往和对我的全部印象。我当时读毕即备受感动，特将信妥为收藏，以“文物”视之。

翌日清晨我致电周伦玲女士，请她节哀，并表示要送花圈。伦玲说：“谢谢！父亲没有什么明显的疾病，只是老了。平时不肯看病，一直坚持工作，直到最后头脑都很清楚。遵嘱不举行仪式，不设灵堂……”

我黯然无语。人固有妍媸贤愚，天分、智商、机遇可以大不一样，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应该是相同的。周汝昌先生以惊人的毅力，毕其一生做着自己想要做、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研探有得，辄欣然忘倦，不锱铢计较于琐屑得失，乃至浮云生死，坦然面对大归，这是读书读通了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吧。周先生的成就固然令人高山仰止，他的精神却更值得学习。

又一位大师陨落了，象征着过往时代的大家纷纷离我们而去，令人情何以堪！

尊敬的周先生，您一路慢行，此去前尘如梦，青埂峰下风日正好。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