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飞机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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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各答比德里靠南，而且时间已经是1月底，所以比德里气温要高，白天外出穿件单衣就很舒适了。第二天我将离开加尔各答，临走前一天活动安排得很满。

上午10点多先去拉宾德拉・巴拉提大学戏剧系见辛哈教授，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约好下午6点半到他家，目的是见他的夫人：一位著名的印度古典舞演员。

从辛哈先生那里出来后有段空闲时间，友人达斯答应陪我去书市。这书市在加尔各答可不是寻常之事：一年一度，为期10天，被称作孟加拉人的节日。

一个西班牙书店里，年轻的小提琴手拉着悠扬的乐曲；一块草坪上，小伙子们围坐在吉他手周围，静静地听着弹奏。我们在书市里面紧赶慢赶地四处看，仍不可能都看遍。达斯说要避开下班高峰，所以5点刚过，我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书市。

顾不得吃晚饭，我们6点半准时到了辛哈教授家。

达斯早就告诉我，孟加拉人很好客。的确如此，我们一落座，一位女仆就端上了4种自制的孟加拉点心和印度茶。等了一会儿，漂亮的女主人盛装（身着纱丽）出场。

交谈中，当我说到一种印度古典舞剧和中国戏曲相像，我需要这方面的资料时，女主人马上拿出一本书，吩咐家里的男仆外出为我复印。辛哈教授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论文集，用孟加拉语写的。接过书我很感谢。

从辛哈教授家出来已经8点多了，达斯送我回到宾馆。达斯说，明天上午11点来车送你去机场，只有司机来，我就在此拜拜了。我急忙说，12点的飞机，11点来车可不行，他说那10点半？我说最迟10点，并告诉他在中国，总要提前两个多小时去机场的。最后说好车9点半来，便与达斯道了别。

第二天早上7点一刻，像往常一样报纸送到了我的房间。随后早餐也送来了，我边吃饭边翻看报纸。谁知刚看了一眼，心里就咯噔一下，赶紧仔细看：第一版通栏标题是巨大的黑字：全部机场停止工作。

我一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细看新闻内容，除了说明罢工的原因，还说这次罢工不知何时结束。报上有德里机场的图片：旅客拥挤不堪、警察扛着枪在维持秩序。我一时顾不得吃饭了，怎么办？给达斯打电话？他也使不上劲啊。最后决定按时退房，去机场再说。

9点半，前台来电话，司机准时到了。去机场的路上，一路风景虽好，可我无心欣赏，一直揪着心。40多分钟后，车停在了机场大厅外，我下了车，司机礼貌地和我说再见，我给他小费他还礼让了一番，仍是笑眯眯的。我赶快走进机场大厅，到里面一看，长舒了一口气，一切风平浪静、秩序如常，没有报纸上登载的德里机场的混乱情景。

此行的目的地是瓦腊纳西。从加尔各答起飞一小时后，到达一个叫帕特那的城市，从那里换飞机去瓦腊纳西。换乘时，飞机本应下午2点45分起飞，可实际延迟到快4点了才起飞，所以5点的样子才到达目的地。

我在瓦腊纳西的活动，都是由甘地研究所马里克所长安排。离开瓦腊纳西的日子到了，上午11点多，我退掉宾馆房间。约中午12点，马里克来了，我坐上他的车去了甘地研究所。

他的办公桌在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桌子上方墙上挂着甘地像，像上围绕着黄色鲜花编成的花环。他让我坐下，秘书端来了咖啡和点心，他一边办着手头的事，一边和我聊天，同时吃着喝着。

这时来了一位法国学者，找马里克谈印度的宗教问题，不时也问我一些中国的情况。交谈了一阵后，我心里开始不安了，看了一下表，已是两点。我下午要乘飞机去德里，航班起飞时间是4点。

我见马里克没有动身的意思，便插个空说，我的飞机4点起飞。他听了问道，你是不是觉得要动身了？我心想这还用问吗。嘴上只是温和地说，我想差不多了。

那位法国学者走后，马里克拿来留言簿让我写点什么。我写完后马里克说了声谢谢，站起了身。我想这回该动身了吧，没想到他说，走，带你去看恒河！说着叫来了平时总陪我外出的沙姆先生。我愣了，去恒河？两点都过了！

午后的恒河很静，岸边悠然地卧着几头牛，有白的有黑的；间或有几个人慢慢走过，除此之外只有静静流淌的恒河水。这景色和意韵很迷人，可我不敢多逗留，沙姆让我别着急，多看看，我心里不踏实，催着他走了。

回到研究所，我又问所长是否该动身了。马里克不急不忙，慢慢起身和我一起下了楼。我这才知道，他打算送我去机场。

车总算开了，可是没等我平静下来、车还没有驶出院门又停了，马里克下了车。我忙问堪博士怎么回事，她说，马里克要去拿书送给我。天哪，这时已是3点多，能赶上4点的飞机吗？

等了一会儿，马里克拿了书回来。车总算往机场开了，路上很堵，马里克问司机有没有别的路，司机说没有，我第一次体会到急得冒汗是怎样的滋味。

堪博士这时让我把机票给她看，说要给机场打电话。我赶忙把机票递给她，可机票上偏偏没有瓦腊纳西机场的电话号码。一番周折后总算拨通了电话，当我从堪博士嘴里听到“晚了”这个词时，一直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忙问晚多少，堪说飞机还在德里呢，而且这飞机不是直飞瓦腊纳西，途中要在帕特那停一下，大概6点或者更晚从这里起飞，我总算可以放心了。

这时我们的车忽地调了头，我又紧张起来，问，还回城里吗？马里克慢悠悠地说，不回城里了，你不是说印度饭好吃吗，在城外找个饭馆，再请你吃顿印度饭，这样也有时间在送给你的书上写上字。

吃完饭5点多，再次上车往机场去，到机场整6点。堪博士看了一下显示牌说，飞机还没有到，6点40进港，你有足够的时间。最终，我乘坐的去德里的飞机是7点起飞的。

到德里是晚上9点，在机场接我的，是在德里时我接触很多的那位司机，看到我，他面无表情地说，你的飞机晚了3个小时。

第二天上午，我要乘坐9点的飞机回国。回宾馆的路上，司机说，我明天早上8点来接你去机场，我又一次很惊讶，以为听错了，9点的飞机你8点来接我？我说不行，请你最迟6点半到宾馆。还好，第二天清早六点一刻，他就在宾馆大堂等着了。

在回国的飞机上，回想在印度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不禁在心里感叹，真是在对比中最能显出差异。在国内我应该不算最性急的人，可遇到不急不忙的印度人，我无法显得从容，相信其他中国人也会有同感。是性格差异？文化差异？抑或是国情不同？耐人琢磨。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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