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个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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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我，身材已发展到不用在腰上绑枕头就可以装扮圣诞老人了。我们的圣诞节，也已经有蓝山咖啡、勃艮地红酒和各式各样的新奇玩意相陪伴

第一次接触圣诞是1982年。

此前，只在革命电影中看过美国人向朝鲜发动什么“圣诞节攻势”。直至1982年，其时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一些新概念和新物质都忽明忽暗地进入国内。那一年我13岁，正读初二，处于想追星而没有星追的年纪。

一位姓陈的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台单声道盒式录音机，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们，今天是外国的“生蛋节”，搞一盘邓丽君的磁带，今晚好好庆贺一番。

盒式录音机乃稀罕之物，邓丽君的歌正处于半禁半开，而“生蛋节”更是闻所未闻。三奇相加，自然让我们这群想“哈”点什么的小青年兴奋异常。当晚，在川西小城外西街一座古老院落里的灰砖房里，我们五个初中生用被子蒙住头，神秘兮兮地将邓丽君的歌声灌入耳中。那阵，我们感觉像做了一件天大的坏事一样，惴惴不安地听着从盒式录音机里流出的有些沙哑的声音。那单声道的音乐，比所谓敌台里传出来的飘渺的靡靡之音清晰得多。不知道是被子捂得太紧还是心里太激动，我们一个个脸红耳热满头大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充满了不安与惶恐，担心自己会像报纸和广播上讲的那样，因为听了靡靡之音而变坏。

第二个印象深刻的圣诞节和一棵腊梅树有关。其时已是10年后的1992年，此时，我已23岁，刚参加工作。和大多数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入不敷出却玩兴甚浓。

这时，我们已依稀知道过圣诞节应该有树，而且树上应该有灯和各种小玩意儿。电视上正热播《成长的烦恼》，其中就有一段关于圣诞节的情节：一个心理有障碍的年轻人装扮圣诞老人向幼儿园的小朋友讲比萨饼的做法，这显然引不起小朋友们的兴趣，他很灰心丧气，决定“从心理医生家的烟囱里跳下去，头先着地！”这成为当年圣诞节前后最热门的一句对白，就像后来几年的“大话西游”中的台词。

那年12月24日，从下午我们就开始奔忙。有人买蜡烛，有人买铃铛，有人买充气圣诞老人。当然也少不了大家最喜欢的烟和啤酒。但大家却把最重要的准备圣诞树的任务交给了公认做事最笨的一个胖娃，结果这家伙吭吭哈哈地从郊外弄回来一棵腊梅树。我敢打赌，在这个圣诞节，再没有比这更怪异的圣诞树了。

时间一晃又过了10年。这是新世纪的第三年，大多数中国商家和青少年已开始认同圣诞节这个概念，并火上浇油地开始炒作。各种酒吧和歌厅，自是不会放过这难得的赚钱好时机。早在十几天前，便开始用泡沫制成的雪花以及各式各样的圣诞树、真真假假的圣诞老人将店堂装点出浓浓的异国味。大街上，卖充气棒子和榔头的小贩们在经过了长长一年的等待之后，终于赢来一次数钱的机会。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充气榔头和棒子在天府广场上翻飞着。等待了一年的大学生们挥舞着大棒相互嬉戏着、击打着，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打人的还是挨打的，都笑逐颜开地相互祝福。这种场面，在其余364天的街面上是难以想象的。但这种狂欢，因为稳定的原因，在一年后被禁止了。

如今的我，身材已发展到不用在腰上绑枕头就可以装扮圣诞老人了。我们的圣诞节，也已经有蓝山咖啡、勃艮地红酒和各式各样的新奇玩意相陪伴。但我们依稀忆起那些早已沉入记忆深处的盒式录音机、邓丽君和笨笨的腊梅圣诞树，隐隐然竟有许多温暖又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