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怎么“涮”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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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眼见国家败亡，柳如是劝老公钱谦益：“大厦将倾，国将不国，您是大明的重臣，只有以身殉国，才能保全名节，流芳百世啊。”听罢此言，钱面色惨白，默然无语。柳如是十分失望，于是疾步冲向栏杆，欲投身院中荷花池里自尽。情急之下，钱一把将其抱住，声泪俱下，苦苦哀求，并满口答应一定殉国。钱于是遍告亲朋故旧，亲自率领家人载酒泛舟，并于船上宣布：将效法屈原，投江报国。一番豪言壮语之后，钱谦益开始寻找跳水的地点，然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游荡了一天，也没找到合适的地方。眼瞅着夕阳西下了，钱谦益凝望着西山的落日风景，伸出手摸了摸湖水，嗫嚅道：“水太凉，怎么办？”

裁衣与任职

嘉靖年间，京师有个姓周的裁缝，技艺娴熟，颇有声名。有个御史慕名前往，让他做一件圆角领（明代官员的一种礼服），周裁缝问御使的任职年限。御史不解，问：“做衣服为何要问这个呢？”周裁缝回答说：“小人问这个，正是为了裁剪衣物的需要。如果是初任官职，定会意气风发，身体就会微微后仰，做衣服时就要后短前长；等在职一段时间之后，心态稍微平静了，衣服就要前后一样；等任职时间久了，又想升迁时，就会表现得很谦卑，身体容易前俯，衣服就应做得前短后长。所以小人要问大人的任职年限，否则做出来的衣服恐怕会不合身。”

洗马，洗马

景泰年间，兵部尚书（别称大司马）陈汝言退朝时，遇到了太子洗马（太子的随从官员）刘定之。陈于是戏言：“你在洗马所供职，每天洗多少马？”刘定之答道：“马厩里的马都洗了，唯独大司马洗不得。”闻者为之绝倒。又一日，兵部侍郎（又称少司马）王伟亦戏之：“先生一天洗几匹马？”刘定之答道：“大司马已经洗干净了，少司马正在洗，还没洗干净。”闻者为之噱然。杨文懿任太子洗马时，有次请假回家，路过一个驿站，驿丞不知洗马为何官，问他：“公职洗马，日洗几马？”杨文懿说：“勤则多洗，懒则少洗。”

微历史

明朝人，好口舌

悦读|随笔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诗经》无处不充满对光阴的警觉与热爱，提醒同胞惜时和勤勉，比如这首《唐风·蟋蟀》，即在冲人喊：蟋蟀已跑你屋里了，天凉好个秋，赶紧寻乐吧，别磨磨蹭蹭啊。蟋蟀躯微，入室难见，但可聆察。虫鸣的意义在于醒耳，耳醒则心苏。

在我眼里，史上最伟大的田园诗要属《豳风·七月》，它不仅是一年农事的全景画，且是一部旷野奏鸣曲。除了天上飞的，我尤喜地上的那一小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在音乐未诞生前，世上最美妙的动静，竟是从虫肚子里发出的。小小软腹，竟藏得下一把乐器。

古人不仅崇拜光阴，更擅以自然微象提醒时序，每一季都有各自的风物标志。秋呢？谁是它的形象大使和新闻发言人？“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韩愈）。古人鸣秋，借助最多的即虫，“梧桐飘落叶，秋虫情更痴”，秋风萧飒时，虫是旷野最生动的音符。

秋收后，天空疏阔，旷野清朗，突然，丝丝缕缕、高高低低的“瞿瞿”“唧唧”飘来（这时，很像发生了一件事，有人将一根手指竖立唇边：嘘——），世界便一下子静了，一年的尘嚣都涤散了，吹远了。

论精神线条和心灵耳朵，古人比今人要敏细、精巧得多。试问，我们能识几种虫语？谁配做一只蟋蟀的知音？

明人袁宏道在《蓄促织》中，论虫语之异：蝈蝈“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金钟儿“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见暗则鸣，遇明则止。”

虫微弱，和鸟兽的张扬不同，其性谦怯，其态隐忍，故生命触须极细，对时令、天气、晨暮、地形的体察极敏，这也是其声幽的原因。所以，凡悟其语、知其音者，耳根须异常清静，心灵须有丰富的褶皱与纹理，方能共鸣。

几千年来，古人的生活美学和精神空间里，虫鸣文化一直是重要构件。“怀之入茶肆，炫彼养虫儿”，“燕都擅巧术，能使节令移，瓦盎植虫种，天寒乃蕃滋”，在《锦灰堆》里，大师级玩家王世襄忆述了亲历的京城虫戏，从收虫、养虫到听虫，从罐皿到葫芦的植术造式，淋漓详尽。

想想吧，大雪飘凌、风号凛冽，而斗室旮旯里，清越之声蓦起，恍若移步瓜棚豆架……而且此天籁，取材皆于大自然，几尾草虫、半盏泥盆、一串葫芦，即大功告成，成本极低。

有句话叫“入葫听叫”。太美了，正可谓一葫一世界、一虫一神仙。秋虫和葫芦，动静搭配，皆出身草木，多像一副妙联的上下句。

那年逛地坛庙会，我购得一玩意儿：一对乌色的草编蟋蟀，翘翅攀在半盏束腰葫芦上，神态警觉，栩栩如生。作者亦有来头，裕庸先生。该翁曾拜师北派的齐玉山、南派的毅正文，被誉为京城最后的草编大师。

至今，它仍摆我书案上。冷不丁搭一眼，心头滑过一句“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或“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甚是惬意。

城市豢养的器官是迟钝的，知音秋虫者，寥寥无几。

王世襄先生乃其一。这位大爱大痴的老人，那种蚂蚁般的天真，那种对幼小和细微的孜孜求好，那种茂盛的草木情怀和体量，当世恐难见其二。他在《锦灰堆》里回忆的那番青春好风光，乃中国养虫人最后的黄金时代，亦是虫鸣文化的绝唱和挽歌。

此后，水土、心性、耳根、居境、世风……皆不适宜了。

空间越来越只为人服务，环境侍奉的对象、卫生标准的主体，都是人。比如水污、地污、光污、音污，比如农药、化肥、除草剂，其量于人不足致命，于虫则不行了，虫清洁成癖，体弱身薄，一点微毒即令之断子绝孙。

古时秋日，不闻虫语是难以想象的。那是耳朵渎职，是心性失察，是人生事故。可如今，一年到头，除了人间争吵和汽车喇叭，我们什么也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