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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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地，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而妈可能早有预感。她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的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嘛？”

……

我算是大不孝了。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列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左右一旁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哈尔滨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顾的自己鼓劲。可是我在哈尔滨给她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我在哈尔滨待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几天里她就颤颤巍巍地驼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肯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或者我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不管我多么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否则为什么一见妈那个样子走路我就心里发紧？心里越是发紧，才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她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痛；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也许她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那个时候她大概就知道，她其实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能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列队，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她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对我的一种背弃。两只眼睛，也总是老泪凄凄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有两次胡容来看她，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他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担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节选自《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心灵物语

很多人都会慨叹，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对待自己的父母，等到亲人老去，甚至一病不起的时候才突然惊醒，自己曾经亏欠了自己的父母很多很多，而此时，很多事情已经来不及做了。女作家张洁记录下自己和母亲最后的那段日子，回忆了母亲与病魔抗争的经历，与其说是纪念母亲，不如说是忏悔，但是忏悔也无力补救母亲，因为“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已经去了”。所以，天底下的儿女们一定要珍惜和亲人在一起的日子，好好尽上自己的一份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