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焚书”与《金楼子》几个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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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代史籍对梁元帝萧绎“江陵焚书”卷数的记载存在歧异，通过比较分析相关史料，认为“江陵焚书”十四万卷为确切之数。以此伸展分析，《梁书》、《南史》、《隋书》及《志》不载和散见《金楼子》是因为在唐史馆臣在编修贞观诸吏时未见《金楼子》一书。《金楼子》复出的时间约在唐中、晓时期(约八至九世纪)，两宋时期已入秘府收藏。探讨“江陵焚书”的卷数，还有助于明晰当代历史文献学对这一图书厄难史实的歧异。
[关键词]萧绎 江陵焚书 金楼子 梁书 南史
[分类号]G256.1
《金楼子》是南朝梁元帝萧绎(508-554)的传世之作。《金楼子》体兼释老玄道，杂糅儒、墨、名、法，涉及古代政治、军事、哲学等多学科方面的内容，不仅引录我国中古时期以前的许多历史文献片段，而且记载了南朝齐、梁二代大量秩事，为后世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化状况、生活概貌提供了原生态研究资料。笔者拟从萧绎“江陵焚书”人手，探讨《金楼子》不见载于初唐诸史、往后诸史失考而生歧异以及《金楼子》复出的时间等几个问题。
1、“江陵焚书”多少卷
对“江陵焚书”及相关史籍的考述，有助于明晰《金楼子》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思路；同时，也可以大致界定这场图书厄运所毁损典籍的数量，纠正当今历史文献研究中对这段史实的歧误。
1.1 萧绎其人
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自号金楼子，梁武帝萧衍第七子。天监十三年(514)，封湘东郡王。初为宁远将军、会稽太守，入为侍中、宣威将军、丹阳尹。普通七年(526)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围攻建康，次年3月，侯景攻破台城，梁武帝殍。天正二年(552)，萧绎遣将平定侯景之乱，即帝位(年号承圣)于江陵，遣其大将王僧辨收集梁都“文德殿”国家藏书及部私籍7万余卷送往江陵庋藏。承圣三年(554)昭明第三子岳阳王萧督，引西魏军攻陷江陵，萧绎命舍人高善宝焚烧江陵所藏图书出降，遇害。次年，其子萧方智在建康称帝，追尊为孝元皇帝。萧绎著述颇丰，据《金楼子・著书篇》载，著有《汉书注》115卷、《梁元帝集》52卷、《金楼子》10卷等，共38种、677卷。
1.2 历代史志对“江陵焚书”记载的歧异
关于萧绎“江陵焚书”的最早记载见于唐贞观年间编纂的《隋书・牛弘传》和《隋书・经籍志》，唐代中叶时期的两部书法史学名著《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也有记叙。五代和北宋的两部唐史《旧唐书・艺文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在叙述秦汉至唐的图籍兴废时均未提及，而同时代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在《资治通鉴》中则有所载。明代万历年间的文献学家、藏书家胡应麟在其《经籍会通》卷一略有评论。郑椎《通志・艺文略》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未见记载。为便于比较分析，现将有关“江陵焚书”的史料俱录如下：
据《隋书・牛弘传》载，隋代秘书监牛弘(544-610)在其上表的《请开献书之路》中总结并提出隋代以前5次较大的图书厄难，其中第五厄为：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因江表图书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
《隋书・经籍志》序所记相同：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之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张彦远(818 907)《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云：乃景之平，所有画书皆载入江陵。为西魏将于谨所陷，元帝将降，乃聚名画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舍人高善宝焚之，帝欲投火俱焚，宫嫔牵衣得免。吴越宝剑，并将柱，乃叹日：“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矣!”于谨等于煨烬之中，收其书画四千轴，归于长安。
稍后的《书法要录》亦云：侯景篡逆，藏在书府，平侯景后，王僧辩搜括，并送江陵。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城陷，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遗迹，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日：“萧世诚遂至于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周将于谨、普六、茹忠等捃拾遗逸凡四千卷，将归长安。
《资治通鉴》卷165梁纪21载：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日：“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
《经籍会通》卷一与《隋书・经籍志》序所叙述相近，胡应麟略作了简短的评论：齐、宋兵火延烧内阁，书籍煨烬，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之籍归于江陵，凡七万余卷，盖佛老之书杂于其间。乃周师人郢咸自焚荡。案，此序记累世藏书卷轴多与《隋书》不同，盖当以此为正。
从上述记载来看，“江陵焚书”事当无疑问，但是焚书卷数却有较大的出入：有“七万卷”、“二十四万卷”、“十四万卷”三种说法。笔者认为“十四万卷”为正确之数。
1.3 江陵藏书的确切卷数
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自谓：
初出-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琅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口写得书，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又得南平嗣王书，又得张雍州书，又得桂阳藩王书，又得留之远书。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藏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萧梁一朝，藏书极为丰富。民间、帝皇官府和蕃王藏书构成了萧梁朝的藏书主体。《隋书・经籍志》序云：“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除国家藏书“文德殿”以外，各蕃王还广招文人学士著书撰述，抄书誊写，其藏书数量不在“文德殿”之下。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详细地记叙了其在蕃时聚书的经过，可以确定萧绎在蕃荆州时聚得藏书“八万卷”。这里还重复两点：一是承圣元年(552)萧绎平定侯景之乱后，收梁都“文德殿”国家藏书及部私籍7万余卷送往江陵收藏；二是《金楼子・聚书篇》所记“八万卷”是萧绎在蕃所藏，因而与西汉河间献王相比，故自得如山。
对此，余嘉锡先生在研考《金楼子》成书时间说：
考王僧辨以承圣元年元年(552)三月平侯景，十一月帝即位，三年(554)帝崩，年四十六，文德殿之书必已早送江陵，安尚祗八万卷。《聚书》篇于所数皆记之，何于此事独置之不言?且其文自比河问之侔汉室，明是未即位时语。“今四十六岁”，及“聚书四十年”句必传写之误。
余先生的疑惑是对成书的时间而言的。余先生所考也佐证了萧绎在蕃时历四十年藏书已达“八万卷”，显然不包括台城文德殿藏书。
林庆彰先生(台湾)在其《知识的水库――历代对图书文献的整理与保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节也
提及：“到了梁元帝平侯景之乱，王僧辨将建业文德殿所藏的书籍七万余卷，全部运到江陵。这样，连元帝自己所藏的，就有十五万多卷了”。由于叙述过简，并未引起学界的关注。
因此，承圣元年后，萧绎遣将(王僧辨)收梁都“文德殿”公私籍7万余卷送往江陵，加上其在蕃藏书8万卷，江陵藏书应达15万余卷。承圣三年西魏军攻陷江陵，萧绎“咸自灭之”，也当在“十四万卷”以上。
2、《金楼子》为何不见唐初贞观诸史
笔者上述辑录关于“江陵焚书”之事及其卷数的相关史料，是为了探讨、明晰《金楼子》不见载《梁书》，散见于《陈书》、《南史》、《隋书经籍志》等史书的原因。
2.1 不见载《梁书》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金楼子》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的原因有三：《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人秘阁，姚察不得见；姚思廉续补时，监修史官魏征所谓《金楼子》“驰迂之说”、“骋末学之传闻”不刻意搜求，或姚思廉恐“千虑一失”而将《金楼子》未列于《梁书》。笔者认为并非上述原因，而是《金楼子》在“江陵焚书”中散佚，在唐初修贞观诸史时未现唐修史馆，诸史馆臣未得见。
在探讨问题之前，先叙述唐初诸史的修撰时间。唐贞观三年(629)，重修前五朝史，由魏征监修“总知其务”。撰修时间如下：《隋书》，629-636；《梁书》629-636；《南史》，643-659；《隋书・经籍志》，641-656。
如果《金楼子》此书已为唐府所搜集，那么为何：①《隋书・经籍志》序只记录梁“文德重本七万卷”?②《隋书・经籍志》卷三又载：“《鬼谷子》三卷(皇甫谧注。鬼谷子，周世隐于鬼谷。梁有《补阙子》十卷，《湘东鸿烈》十卷，并元帝撰。亡”?③《隋书・牛弘传》之“前图籍第五厄”也仅载“七万卷”?诚如“《金楼子》自成书即遭厄运，遇江陵亡陷而难以流布，恐自开皇三年(583)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天下异本图书后始得入随内府，继而得以著录”，那只能说是隋、唐两代知其书目，而不见《金楼子》一书。《隋书・经籍志》云：“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遣使人搜访异本……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牛弘作为历史文献学家，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中古以前图籍兴废的历史，还编有《开皇四年四部目录》和《开皇八年四部目录》。显然，《金楼子》未在这次诏书中入隋秘府。《隋书・经籍志》系由魏征、长孙无忌等奉敕修撰，李延寿、敬播二人纂编，据《隋大业正御书目》和梁阮孝绪《七录》增删而成，同时李延寿也是《南史》的撰者。假若《金楼子》在隋代访书时入隋秘府，那么命运多舛的《金楼子》也是再一次散佚在隋末战乱之中。
2.2 散见《南史》的原因
《南史》卷八《梁本纪》列梁元帝著述时载有“‘《玉韬》、《金楼子》、《补阙》各十卷’，与《梁书》不同”，是因为《梁书》成书早于《南史》、《隋书・经籍志》两书约20余年。《南史・刘铄》卷四十：“有文才，未弱寇，《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迹亚陆机”。而《金楼子・说蕃篇》有“刘休玄少好学，当为《水仙赋》；当时以为不减《洛神》，《拟古诗》，时人以为陆士衡之流”记载。如果李延寿修《南史》时已见《金楼子》一书，作为严谨的修史者，无疑会著录《水仙赋》；此外《南史》对《拟古诗》有“三十余首”的确定，明显不是参考《金楼子》。李善(629-689)在作《文选注》时已辑录到有关刘铄的文学史实，并注刘铄《拟古二首》，所以“题下引沈约《宋书》依然无《金楼子-说蕃篇》篇所载这一段”。李善是唐高宗时代的人，《文选注》成书时间与《南史》相近，说明整个初唐(至公元7世纪末)尽管唐史臣不断搜集民间图籍及文献史料以撰《五史》，但《金楼子》还是未入唐府囊中，仍深藏于民间。
3、《金楼子》复出的时间
3.1 《金楼子》在唐中、晚时期重现
钟士伦先生认为，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朝廷仍藏有《金楼子》，并引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辨，《枫窗小牍》为宋徽宗崇宁(1101)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文人(有学者考证为北宋袁裂)所作。他在《金楼子研究》一书中，主要是考述《金楼子》一书版本流传情况，所以未探讨该书复出的时间。笔者认为《金楼子》一书在晚唐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为民间藏书家所收藏。晚唐藏书家张彦远即是一例。
张彦远(815-876)，字爱宾，蒲州猗氏(今山西省临猗县)人，是晚唐代杰出的绘画理论家和美术史论家，其家世显赫，祖辈三代为相，学识渊博，擅长书画，官至左仆射补阙、祠部员外郎、大理卿；著有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历代名画记》及《法书要录》、《彩笺诗集》。其《历代名画记》卷一“叙画之兴废”，第一次记录了“江陵焚书”“二十四万卷”。稍后成书的《书法要录》却载焚书“十四万卷”(均见上文)。可见，《历代名画记》之“二十四万卷”当为“十四万卷”之笔误，亦确证了“十四万卷”数目之实。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考汉魏六朝至唐中晚的历代书画作品及其作者极为严谨，并有“元帝雅有才艺，自善丹青”的记叙。笔者断定，《金楼子》或《金楼子・聚书篇》重现的时间约在唐中、晚时期(约8至9世纪)，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公元847年之前，《金楼子》一书已被张氏所睹或收藏。
3.2 《金楼子》在北宋已流传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的史学家，治史严谨，《资治通鉴》堪称良史。《资治通鉴》之所以不采用《隋书》及《隋书・经籍序》所载的“七万卷”之说，决非疏忽之故，而是参考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和《书法要录》；再者，北宋初年，皇帝颁诏访书天下，《金楼子》正是此时由民间收藏转入北宋秘府。北宋官府同时编纂的两部大型类书《太平广记》(977-983)和《太平御览》(977 983)均散见《金楼子》原文，《太平御览》尤多。从司马光的治史态度来看，尽管引抄了张氏“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宝剑斫柱”、“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但他决不可能仅凭张氏两书的孤证而将之人史。他极有可能将张氏二书、《金楼子》和《隋书》等加以印证考辨，择其史实而人之。
3.3 《经籍会通》失考
明代万历年间的藏书家、历史文献学家胡应麟在撰《经籍会通》时本来可以考证此事件的。明朱棣钦修《永乐大典》(1403―1404)，辑录了“恐超过今六卷的数量”(今《金楼子》为清乾隆《四库全书》六卷本)”。其时，民间已有多种《金楼子》版本流传。遗憾的是，胡氏过多地关注隋代嘉则殿37万卷的去向，即“广陵焚书”事”，而忽略了萧梁的“江陵焚书”，继牛弘的“前五厄”，提出自己的“后五厄”。我国近现代历史文献学专著和相关研究论文，对萧绎焚书卷书的记载多以牛弘、胡氏前后“五厄”为据，这也是后世文献学对此表述不一的原因之一。
《金楼子・立言》篇云：“周公没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没五百年有太史公。五百年运，余何敢让焉?”自魏晋以来，朝代更迭不断，社会支离破碎，思潮思想迥异，《金楼子》杂糅百家，正是历史经过漫长的大分裂后对大一统的渴望。萧绎自比周公、孔子、太史公，客观地说，也包含儒学“修身、齐家、平天下”的理想，由此，也可窥南朝儒学回归之一斑。然而，“帝性残忍……及魏师围城，狱中死囚且数千人，有司请释之以充战士；帝不许，悉令桔杀之，事未成而城陷”。萧绎焚书出降后，魏将于谨遣使者或问“何意焚书”，帝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能不说是他自知民心已去的自我焚书?侯景之乱时，他坐视父、兄之困而不救，弑骨肉叔侄，戮忠信等，难责其焚书之咎。明清思想家王夫之一语中的：“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王氏又曰：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闻，淫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日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
《金楼子》是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历史的珍贵文献，它的遭遇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然而，如果仅从《金楼子》及文学作品来看萧绎的话，无人不会被其深深地误导：从《金楼子》的《序》到《立言》无不充满人伦哲理，其文学词赋清丽幽兰，堪称佳作；萧绎著述与聚书不可谓不勤，这一切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皇中，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极其复杂性格的人，导致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的一大浩劫“江陵焚书”。难怪胡应麟叹云：“独湘东以文士甘心焉，罪浮政矣”。同时，我们不妨疑问，为何这么长的一段历史(554-9世纪初)《金楼子》都落寞无闻?为何隋、唐二朝多次帝皇诏书，而民间不献?这可能与萧绎是亡国之君以及他“俨然上比孔子，尤为不径”、“性过抑扬，恒欲权衡称物”有关，在儒家伦理的教化下，在科举取士的功利之下，不仅为封建王朝所不容，也为士人所不耻。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古代民间藏书对中华文化传承的巨大贡献及其所呈现出的坚韧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