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失望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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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5日，一个初冬的清晨，大概是6时许，从上海开到南京的客船“吉和”号，就在船快要入港（采石矶附近江面）时，一个穿着简陋、清瘦憔悴的青年男子――年仅二十九岁的青年诗人朱湘，伫立在甲板的边沿，一边饮酒，一边吟诗；猛然间，他往前一跳，投入滔滔长江，当即亡命浪底，尸骨无存。据目击者说，他自杀前还在朗诵德国诗人海涅的诗作。在他身后，留下苦命的年轻的妻子，与一对可怜的幼小的儿女。

据说，他的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而他手头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然而，这位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是在生活潦倒、爱情无望的境况下，手持海涅诗集和自己的诗作投湖自尽的。而他的那些牵扯人间烟火的诗歌，在冬日的清晨里也变得冰凉了――尽管满是爱情的味道。

他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当年《广州日报》上曾有一篇文章说：

朱湘是位才子，在清华，年纪轻轻的他便已文华了得，《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上都有他的作品出现。十八岁的年纪，却有着与年纪相反的情绪，这也许是每一个诗人的命中注定。“蜻蜓红的绿的小的大的，都好看，都有掠微波的薄翼。荷叶半卷的全开的，都可爱，都是蜻蜓的小绿伞。”小时候的那句诗歌，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一个大男人讲起话来，居然如此细细碎碎、柔情似水，怎能不吸引女孩子的注意和钦羡呢？

新文学自诞生至今已历九十余年，新诗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功绩尤不可没。而在新诗诞生初期数十位可圈可点的诗人当中，有人认为有四人是缺一不可的，他们是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和朱湘。就诗的风格而言，郭沫若的诗如不羁的烈火，徐志摩的诗若璀璨的宝石，闻一多的是澎湃的江河，朱湘的则好比无瑕的美玉。还有人说，朱湘是20世纪20年代清华园的四个学生诗人之一，与饶孟侃、孙大雨和杨世恩并称为“清华四子”，后来与其他三子成为中国现代诗坛上的重要诗人。这些，已足以说明朱湘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与地位。

朱湘曾经慨叹过人生有三件大事：朋友、性、文章。但由于他抑郁、孤傲和乖戾、褊狭的性格，友情和爱情都最终成了镜中之花。最后留给朱湘短短二十九年人生历程的，只有诗了。朱湘对诗，可谓全身心地痴迷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清华时他就为诗忘却了一切。后来他赴美留学，为了诗更是全无顾恋，甚至连学位也不屑一顾，毅然决然提前回国。朱湘说：“博士学位任何人经过努力都可拿到，但诗非朱湘不能写。”

朱湘在清华的同学梁实秋说他是个“神经错乱”的人，性格孤傲、偏激、敏感。不过，就他写给妻子的一百零六封书信来看，却没有半点自负和萧瑟之感。文字清丽、幽雅，其中丈夫对妻子的款款深情，常使人潸然泪下。

朱湘两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他；十岁那年，父亲也跟着离开了人世。他是由哥哥养大的，却因为彼此年纪相差太大，有些隔阂和代沟。他的童年孤寂，没有享有父慈母爱。后来，他开始写诗表达自己的心情，并渐渐在当地文坛有了些名气。这时，一位女子的出现，搅乱了朱湘平静的读书生活，她便是两年后成了朱湘妻子的刘霓君。

他接受了

由旧式包办婚姻

演变而来的爱情

朱湘与刘霓君由双方家长指腹为婚，按理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可言。朱湘从懂事起，便极力想摆脱掉这场包办婚姻。父亲去世以后，他趁去清华上学的空当躲过了这次包办婚姻。在北平，大哥前来探望他，兄弟两人在旅馆里一阵客套寒暄。突然，朱湘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刘霓君。刘霓君大胆地望着朱湘，诉说着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朱湘的诗歌，言语中流露出崇拜和爱意，但是朱湘打断了她的话。因为，她的出现惹怒了他。

冲动的朱湘断然离去，只留下旅馆里的刘霓君独自伤心哭泣。朱湘回到学校后，把摆脱这桩包办婚姻的希望寄托在赴美留学上。他认为，离家远了，时间长了，刘家便会自行解约。但就在此时，他竟见清华学堂里贴出了开除自己的布告，而此时距离留美仅剩半年时间。他因为抵制学校的早点名制度多达二十七次而受到这一处分（此前已被记了三次大过），也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后来，有同窗好友试图为他游说，但他拒绝了。他说：“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的，而清华只重分数；人生是变换的，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只是隔靴搔痒。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脱一个假，矫揉！”

在1923年冬日的寒风中，他离开了清华园，离开了北平，只身来到上海，开始将大部分精力倾注在新诗的创作上。

朱湘刚到上海不久，便从大哥口中得知刘霓君也来到了上海。大哥告诉朱湘，刘霓君的父亲不久前去世，兄长独占了家产，她只能一个人跑到上海来找工作，希望自己能养活自己。这个情况激发了朱湘的同情心，他觉得不管婚事成与否，去看望一下刘霓君，应该在情理之中。

1923年冬日的某天，朱湘穿过由几间旧房构成的厂区，来到离房不远的一排工棚区――这是纱厂的洗衣房。他一看刘霓君在这个洗衣房洗衣，还有低矮的厂房和各种气体冒出来，心理开始发生变化。两人见面，长久地沉默。最后，刘霓君冷冷地对朱湘说：“谢谢你来看我。”见朱湘一个劲地摇头，她转身低着头走回洗衣房，消失在白腾腾的雾气里。

这一刻，在与刘霓君的婚姻问题上，朱湘开始动摇。后来他向刘霓君表示他愿意接受这份由旧式婚姻演变而来的爱情。他快步拉着她离开纱厂宿舍，他决定与她马上结婚（一说他们是在南京举行的婚礼）。从厌恶到同情，从同情到相爱，朱湘的情感世界发生了彻底的逆转，爱到至深。

穷困的生活和渐去的爱情打倒了他

1924年年初，夫妇俩住在上海宝山。

翌年，他们来到北平。1926年，朱湘再入母校清华学习一年，拿到了毕业文凭。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非常器重朱湘，说他“绝顶聪明”。所以尽管过去开除了他，但又给了他一次机会。

在此前后，刘霓君为朱湘生下了一对儿女。

然而，这场婚姻在若干年之后，因为生活的贫困遭遇到巨大的挫折。

结婚后，朱湘进入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不久后又出版了他第二部也是最成熟的一部诗集《草莽集》，并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人一起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发表诗文，成为“新月派”代表诗人之一。

1927年9月，朱湘留学美国。脆弱而敏感的他，因为无法忍受外国人对自己的歧视戏弄，激发了其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频频转学，先后在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等课程。他幻想回国后开“作者书店”，使一班文人可以“更丰富更快乐的创作”。

在此期间，朱湘给妻子刘霓君写了一百零六封情意绵绵的书信，寄托自己的异国相思之苦，成为朱湘与刘霓君亲密而又有点苦涩的情感生活的重要见证。其实，这些信除了称谓略显亲热，并没有多少甜言蜜语，并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关照叮咛，夫妻间的体贴呵护，至今读来仍使人感到温暖和亲切。

留学生活进入第三年，因经济拮据，朱湘未能完成学业，便提前于1929年9月回国，先是来到安庆担任安徽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富足生活。但不久后，因为校方拖欠薪水及他对学校的一些现象不满而被迫辞职。这时候，刘霓君生下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同时由于朱湘失业，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完全是过分的奢侈。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其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著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久，他们的小儿子夭折。他未满周岁，没有奶吃，哭了七天后活活饿死――这很像“诗圣”杜甫诗中描述自己生活的悲惨情景。刘霓君开始怨恨丈夫的无能，夫妻关系逐渐恶化，婚姻几近崩溃，爱情亦杳杳远去。

他们时常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把家具、摆设砸碎，待和好后再去买一套新的回来。家庭不睦，反复无常，缺少温情，无法给心灵一直流浪的朱湘提供稳定和安宁的归宿。

之后，朱湘辗转漂泊于北平、上海、长沙、武汉、天津、杭州等地谋职求薪。他性情孤傲，易得罪人，结果四处碰壁，只能依靠写诗卖文为生。最后，连诗稿的发表也越来越困难。此时他罹患了脑充血病，加上谋职和离家的精神折磨，文思已大不如前之敏锐精进。各报刊又大都是刊出文稿后才支付稿酬，而稿酬也是杯水车薪。1933年冬天，暂居上海的朱湘，穷困到只剩了一堆书籍和自己亲手写下的那些诗稿，几近乞讨，他内心越来越愤懑与失望。

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神情高傲的“海归派”大学教授，后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穿着旧棉袍，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被人扣留行李，押着颜去找友人，低声下气地借钱以还旅馆欠账。这对于清高孤傲的诗人来说，是沉重的嘲弄和打击。

见丈夫整天守着诗稿无事可做、坐吃山空，刘霓君便托朋友帮他找了一份工厂里的临时工作。但遭到“生无媚骨”、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的朱湘的拒绝。只会写诗作文的朱湘，因为把诗歌看得与生命一样重要，因而与曾经患难与共的妻子之间矛盾越来越深。

朱湘根据我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创作的长诗《王娇》里写道：

他还历历记得那时的妻：

一阵红潮上来，忽睁眼皮，接着喉咙里发响声，

沉寂――颤摇的影子在墙上面移。

三十年的夫妻终得分开，

在冷雨凄风里就此葬埋；

爱随她埋起了，苦却没有，

苦随了春寒依旧每年来。

妻子去了，女儿也已归阴，

我在人世上从此是孤零，

这样生活着有什么滋味？

等着罢，等我与你们同行！

这简直就是他本人与妻子的悲剧故事的“翻版”。

他纵身一跃，投江自绝

在离开人世的前一晚，朱湘用口袋中仅有的一些钱（这些钱据说是亲戚接济与刘霓君打工所得），拿出一部分买了去南京的船票和一瓶酒，剩下的则买了一包妻子平日里最爱吃的饴糖。

江上的雾气已经消散，但寒风依旧。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朱湘纵身跃过船舷，淹没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这一年，他才只有二十九岁，风华正茂。

朱湘自杀后，其妻刘霓君不久便削发为尼，进入长沙市图书馆旁边号称“平地一声雷”的一条小巷内的“斗姥阁”，遁入空门，从此再无音讯。一双儿女则被迫送了别人。一说是被送入了南京的贫儿院。

而据赵景深、柳无忌、罗念生等人的说法，她并未出家，但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只好靠缝纫和刺绣来维持生活”。

为纪念朱湘，1934年12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朱湘致刘霓君的一百零六封情书，书名定为《海外寄霓君》（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致许广平的《两地书》、徐志摩致陆小曼的《爱眉小札》、郁达夫致王映霞的《达夫书简》、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湘行书简》等，都被视为现代情书文学的经典。而朱湘的这些书信，足可与他们媲美。朱湘生前并不打算公开这些情书，因此，我们今天“偷窥”之下，一个真实的不加伪饰的朱湘，便活现于眼前。时至今日，这种委婉动人的古典式加西方式的情书，已成绝唱。

朱湘自杀之谜

一个人自杀轻生，总有他一种情势的急切逼迫，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尤其是一个诗人的自杀。当他做出这个最激烈的行动时，我们应考虑到这并非疯狂下的错乱，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一种诗人的预谋。中国自古是诗的国度，但两千多年前，屈子自沉汨罗后，整个古典时代少有诗人采取如此激烈的形式。相反，从近世以来，诗人自戕倒不绝如缕，王国维、朱湘、海子、顾城等相继自杀。作为一种诗人的自杀，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现代现象。流亡诗人布罗茨基在评论曼德尔施塔姆时说过：由于一种奇怪的原因，“诗人之死”这一说法听起来总是比“诗人之生”更为具体些。

现在谁也无法明了，朱湘在投江自沉时心里怀着的是何种秘密。如同王国维之殁，朱湘之死多少给中国现代精神史投下了一道难解的阴影。越是那种难以言明的、晦暗的、极端个人的、不合常理的现象，就越难以被我们所接受、认知。朱湘因而成了一种见不得光的怪癖，不是让人可怜就是让人可笑，总之就是不能被理解。

朱湘和他的死，仿佛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精神的诸面相：既有慈悲者，也有刻薄者，既有叹其“苦命”的，也有说其“严肃的狂妄”的，甚至诬其为“神经病”。此外，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社会打击、家庭失衡、生活艰难……种种说法都有。

他清华的老同学梁实秋猜测是因为他性格怪僻，“朱先生的脾气似乎太孤高了一点，太怪僻了一点，所以和社会不能调谐”，“应由他自己的神经错乱负大部分责任，社会上冷酷负小部分责任” 。看来，连同是才子的梁实秋，亦未必真正理解朱湘“孤高的真情”。

同是清华老同学的闻一多感叹：“子沅的末路实在太惨，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不比死去更痛苦呢！”

他的好友、学者柳无忌称朱湘是“诗人的诗人”，并认为，不为写文章，“也许子沅不会这样悲伤地绝命”。

女作家、他的湖南老乡谢冰莹断定，朱湘自杀“是为穷”！确实，朱湘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的经济窘困。但这是主要甚至唯一原因吗？

曾是他安大同事的女作家苏雪林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

朱湘死后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其同窗好友罗念生说：“英国的济慈是不死的，中国的济慈也是不死的。”

余伟文认为，朱湘自杀“完全是受社会的逼迫”，“正是现代社会不能尊重文人的表现”。

何家槐认为，混乱的社会“使他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使他不得不用自杀来解决内心的苦闷”。

罗皑岚不明白：“朱湘虽不是见面向人问好的交际大家，难道竟无一个朋友？”

还有人说，五四时代是一个自传的时代。朱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又一零余者、多余人、失败者，是诗人钟鸣所说的那种“旁观者”。他之死，是死于一个渐趋圆滑、势利、浮纨的“强人时代”。

朱湘之死，开了中国现代新诗人自杀的先河，引起当时文坛的深切悼念和一场大讨论。先倒是热闹了一阵子，但不日便忘记了他，大家仍各去经营自己的了。诗人自尽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著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她还认为，他的三本薄薄的诗集，是拿性命兑换来的。

如此讨论来讨论去，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他这样写道。对于朱湘来说，没有了爱情，灵魂将无处安放。这颗敏感、脆弱和不成熟的心灵，只好寻找另一种方式来永远解脱。

当然，孤僻、脆弱、阴柔、决绝、敏感、狂狷、清高、刚正……这些是诗人典型的性格。这样的天才，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被接受，从屈原到朱湘，诗人的命运大抵如此。可是，如果一个国家与时代，把异端的思想家、另类的诗人、狂傲的艺术家全逼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那么，这个国家与时代也就要完蛋了。

不过，这世界并不是绝对的精神世界，诗人有权选择失望、落寞、死去，正像活着的人有权利追求幸福。这是人生的太仪两极。

但更可惜的是，诗人所在的时代，今天已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商品经济、物欲功利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与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国考”试题，为考GRE和托福或国家公务员而努力。打开“水木清华”BBS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