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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中和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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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和”问题又称“未发已发”问题。人的感情表现在外,符合了中的原则,便是和。掌握了中和的原则,天地万物便有其根据,天下可得到治理,人的道德也可达到圣人的境界。故中即是“未发”,和即是“已发”。

[关键词] 朱子中和说;中和旧说

在经过“丙戌之悟”的短暂欣喜和自信之后,朱熹在儒释之辩、整理二程遗书及不断地反省、操存、体验的过程中,对旧说愈加不自信,实现了其“中和”思想上的第二次飞跃。对于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朱熹在《中和旧说序》中也作了详细说明,序文云:

乾道己丑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言之,问辩之际,予忽自疑,斯理也,虽吾之所默识,然亦未有以告人者……至于推类究极,反求诸身,则又见其危害之大,盖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

朱熹称这次思想新悟为“中和新说”,由于这次新悟在己丑之春,故又称为“己丑之悟”。

朱子“中和新说”的发端与完成尽展现在他的一《说》二《书》中,即《已发未发说》,以及《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和《答张钦夫书》。现据此一说二书及相关的材料来看朱子“中和新说”的几点要义。

“中和新说”的义理要旨,是未发指性,已发指情,而心贯通乎未发已发。也就是说:未发已发不是指心与性的区别,而是指心理活动的两个方面,“未发”是指思维尚未萌动时的相对静止状态,“已发”是指思维已经萌动之后的运动状态,心始终贯通于未发已发两个阶段。这可从以下书中明显看出,

如《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曰: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

这就是指喜怒哀乐之未发已发,是指心之体用。未发指性,“当此之时,却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已发指情,“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情发焉,而心之用可见”,而心主性情,“因复体察,见得此理须以心为主而论之。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条不紊矣。”未发已发未始相离也,寂然感通,周流贯彻,心之体是寂然不动的,心之用则感而遂通。新说承认心体寂然不动,意味着心有“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因此,“求喜怒哀乐之未发”就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儿。同时,这种以心之体用释未发已发,就使性情问题有了着落,《中庸》中喜怒哀乐本来就涉及到情的问题,但过去人们太执着于“未发”,而使这个问题差不多完全被忽略了。按朱子的新说,在寂然不动的心体里面,天命之性当体具焉,它们构成了喜怒哀乐之性,随着心体的感而遂通,喜怒哀乐之性发而为喜怒哀乐之情,因而有种种欲望活动。从这种论述中可以看出,朱子后来所特别重视的“心统性情”,也就顺理成章的出现了。

与旧说相比,“中和新说”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他的工夫论。旧说主张在已发处用功,先察识后涵养,新说则认为无论是未发已发,都必须先涵养后察识。前面说到,因“中和旧说”主张先察识后涵养,而在新说中,朱熹承认心有寂然不动之时,因此求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成为可能的事情,前面的工夫论就有了问题。故在《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可见,在新说中,朱子以为在随事省察,求有所觉知之前,必先有一段涵养主敬,而后才能“察其端倪之动,而致扩充之功”,才能“随事省察,即物推明”。既然存有未发之静,那么察识的工夫,如只及于已发之功,这是由于工夫中偏于动,而造成气象之偏。关于静中的涵养工夫,朱子又提出必须“敬以待之,使此气象长存而不失”,一切动时的随事省察,即物推明,都必须以静时敬的涵养为主,这就是朱子的主敬说。朱子对敬非常重视,

“盖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者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

人心的本体是大易生生流行之道,它是感而常寂,寂而常感的,“敬”就是此心专一天道的状态,就是此心朗然明觉的状态,朱熹认为不论人心已发还是未发,都必须要“居敬”。未发之前纯是天理流行,本身就是敬之体,所以不需再以主敬之心以存之,只需涵养便是。已发之际的察识是察识道德本体,它是发于人心的“求放心”之心,而求放心之心就是此心对道德本体的提撕,就是“居敬”。所以“居敬”是始终一贯的工夫,不论动也好,静也好,涵养也好,察识也好,都必须主敬,这样才能致中和而止于至善。敬虽非朱子首倡,但从以下对小程“主敬”说的高度评价中,可以看出“敬”字在朱子“中和新说”及其整个思想中的作用。如:

“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要义,彻头彻尾,不可顷刻间断。”

“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到程子始关聚出一个敬字来教人。”

“因叹敬字工夫之妙,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者,皆由此。”

朱子高足李果斋就这样总结乃师的一生:“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阈得,无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敬者又贯通乎三者之间,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朱子年谱》卷四)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第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26.

[2]蔡仁厚.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207.

[3]严正.论朱熹“中和”学说的理论意义与现代价值[J].中国哲学史,1997,(1):49-50.

作者简介:宋秀清(1980—),女,山东寿光人,潍坊科技学院思政部讲师。研究方向: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