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上帝和黑色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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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上帝”在以白人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美国如何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一个被“漂白”的文化符号，进而指出社区里各种人物对白色上帝的态度：并强调这些态度对主人公身份认同和构建的深层次负面影响，通过店主的眼光如何改变了佩克拉眼中蒲公英的形象，杰拉尔丁的猫如何在“基督的注目下”遭遇不幸以及老狗鲍勃如何在自诩上帝代言人的切丘手中一命呜呼等细节深入阐释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如何一步步在上帝意象间接影响下从积极肯定转向否定破灭。最后，文章通过分析在自我构建方面相对成功的麦克蒂尔夫人的宗教观念和相应做法为美国黑人的文化归属提供借鉴。
关键词： 白色上帝 佩克拉 文化身份认同
对于上帝的形象，黑人中的知识分子早已有了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著名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a）和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都曾在各自的作品中点明圣经是白人书写的，上帝是白人的白色上帝①。对此，托尼·莫里森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中也有揭示，只不过用了更含蓄的方式。小说通过乔利·布里德拉夫的心理活动刻画出了被广为接受的上帝的样子：“上帝是一位善良的白人老爷爷，留着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一双蓝色的眼睛在有人离开人世时显得悲伤，在有人为非作歹时显得凶恶”（Morrison The Bluest Eye②134）。圣经中对上帝的形象没有直接交代，比较近距离的描述也仅限于着装和头发：“那位万古永存者坐在其中的一个宝座上。他的衣服像雪一样洁白，头发像纯白的羊毛。”（但以理书7.2）。显然，圣经里并没有规定上帝的种族特征，没有说明上帝有白皮肤和蓝眼睛；白衣卷发并不能证明上帝是白人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上帝在黑人眼中往往是白人的形象呢？费尔巴哈（Feuerbach）曾精辟地揭示，“虔诚者把一切都放到上帝里面去，只除了他自己鄙视的东西”（94）。长期奴役黑人的美国白人曾一度认为自己天生是上帝的选民，而黑人是和动物一个级别的，是理所当然的奴役和鄙视的对象③，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上帝当然不可能是黑人的样子。罗杰·巴斯特德（Roger Bastid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西方绘画史都见证了基督被努力从一个闪米特人变成一个亚利安人，被刻意变白或漂白的过程……必须让这个人，这个上帝的化身，尽可能远离一切跟黑色有关的东西，哪怕是间接相关也不行。”（qtd.in Wilmore124）
更为可悲和可怕的是，由于被白人主流文化所同化，黑人内心接受了“以白为美”的审美标准，他们和白人一同给上帝这个文化符号注入了“高贵的”白色。小说中乔利（Cholly）脑海里的上帝形象就是证明。莫里森没有提到十几岁的乔利信仰基督教，但却特别交代了乔利的成长地—美国南方乔治亚州基督教氛围浓厚。他的抚养人吉米终生守贞，最终去天堂做了“基督的新娘”。在这样环境中长大的乔利就算不去教堂也应该能随地看到基督的画像，形成对神的直观认识。乔利脑子里的上帝形象只可能是他周围人顶礼膜拜的上帝形象。可见，黑人们信奉的上帝一直都是白人的样子。上帝的白人特征对他们是毋庸置疑的。
小说中唯一与佩克拉直接接触的白人是店主雅克鲍斯基（Yacobowski）。在描述他鄙视佩克拉时，叙述者用讽刺的口吻反问：““一个嘴巴里品着啤酒和土豆的味道、头脑在有着大大的蓝眼睛的圣母玛利亚身上打磨过的五十二岁的白人移民店主如何能够看到一个黑人小女孩呢？”（MorrisonBE48）这里除了年龄、性别和阶级优势之外，读者还可以看到雅克鲍斯基从宗教中滋生的高傲心理。如果有着麋鹿一样迷人的大眼睛（doe-eyed）的圣母是美丽、圣洁和令人崇拜的，那么从处处充满二元对立的基督教文化的视角看，眼前这个黑乎乎的小女孩自然是低下的和令人鄙夷的。“打磨（hone）”一词值得玩味。此词的本意为把刀剑等工具在磨刀石上磨砺使其更加锋利，当隐喻式地用到人的头脑上时，磨砺出的应该是一种判断力或鉴赏力。有了这种“鉴赏力”，店主瞬间断定哪怕“瞥一眼佩克拉都是浪费精力”（ibid.）。这样说来，玛利亚的形象促使雅克鲍斯基练就的就是白人至上黑人低等的意识，也就是把歧视黑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识。
店主的目光对佩克拉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身份认同的含义十分复杂，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话来说，“身份认同建立在因与另一个人、一个群体、一种理想共有某种特征或起源而产生认同感及由此形成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彼此团结和忠诚的基础上。”（2）在本文中，主要指黑人对主流群体的文化种族和自己原本的非裔种族特征的心理接受和认同情况。在去小店的路上，佩克拉对自己原来的种族属性持积极肯定态度，这点可以从她对路边蒲公英的态度中看出。蒲公英虽是花儿，在当地却被人们当做野草除去。佩克拉欣赏她们的美丽，为它们的悲惨命运惋惜不平。小女孩对花儿的欣赏也就是她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叙述者不失时机地总结说“拥有它们使她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使世界成为她的一部分”（Morrison BE48），可见佩克拉和蒲公英花内在结合成了一体，她从花儿中发现自身的美丽，肯定了自己原有的黑人属性。然而在遭遇店主的冷漠和歧视之后，蒲公英的形象在小女孩的眼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刚才美丽的花儿变成了丑陋可鄙的野草。对蒲公英的否定意味着佩克拉对自己天生特征的唾弃。流连于圣母玛利亚形象的店主的目光瞬间摧毁了佩克拉原本脆弱的自我意识，扭转了她身份认同的方向。
助长白人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加剧了黑人的自卑感。小说中杰拉尔丁（Geraldine）和波琳（Pauline）都是基督徒。杰拉尔丁是中产阶级黑人女性的典型代表。借助佩克拉的眼睛，读者看到她家墙壁上挂着一幅精心装饰的基督画像，餐桌上摆放着镶了金边的圣经，给人庄严神圣的感觉。画像和圣经的显著位置说明上帝是杰拉尔丁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信仰上帝似乎是她努力把自己变成白人一分子的手段，因为从后来对佩克拉的残暴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贵妇人性格残忍，毫无基督的仁慈怜悯之心，却无时无刻不在标榜自己的非黑人身份。肤色稍浅的她处处与黑人划清界限，比如说给儿子涂增白霜并禁止他与黑人孩子玩耍。其实对于黑人而言，越是试图远离黑色越是对自己原有身份的贬低和疏离。杰拉尔丁的黑人人性和黑人文化身份成为她献给白色上帝的祭祀：她从不大声地哭或开怀地笑，她也不高声歌唱，甚至与丈夫时也表现得像个木头人，难怪林登·皮切（Linden Peach）说她是“已经脱离了非裔美国文化之根的中产阶级女性”（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