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雯 栗宪庭:从“伴儿”到“老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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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间有一种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默契。其中弥散的温情、趣味、依恋，在漩涡中心历经风雨，历经岁月，依然依然。

美术界把栗宪庭和廖雯称为“中国的萨特和西蒙波娃”。

萨特说：我们先签个为期两年的协议吧，然后分开几年，然后再在某一个地方相遇，这可以使我们彼此永不陌生，谁也用不着徒劳地企求对方的帮助，而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割断这条连接我们俩的纽带。于是，他和西蒙波娃的协议续签了一生。西蒙波娃在《我与萨特》中说：如果我们拥有整个世界，那么有什么必要非得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可呢？虽然我们人隔千里，但却心心相印，那又有什么可怕呢？

栗宪庭和廖雯虽然没有签一个这样的协议，但他们这样相处了十三年。他们都住在北京，他们热烈地相爱，但他们却各有各的家。廖雯说：“两情相悦想要持久，就必须保持独立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空间，不能跟着他的情绪走，不能围着他的节奏转”。

起初，廖雯从理性上不能马上接受老栗做为“爱人”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关系，她一直叫他“栗老师”。

15年过去了。

已过不惑之年的廖雯仍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栗宪庭的情形。“那时《美术报》采取不坐班制，所以我到了《美术报》一个月，只是远远地瞟见过老栗几次，从来没有说过话。有一天我上班，《美术报》的门大敞着，我从门外就看三个女人（其中有两个都是身材高大健壮的）正在对着门的桌前说笑。我很想和她们亲近，手足无措地说你们都很高大呀，她们的眼神却很不屑。我正为自己如此笨拙而无地自容时，屋内阴影里有个温柔的男声说，你没看见这儿有对比吗？循声看去，阳光没有照到的沙发里，盘腿坐着一个男人，站起来果然很矮，他很温和地看着我，微微仰着脸，把我的尴尬顿时变成了窘迫，我知道他就是栗宪庭，正在准备结束一段婚姻。这虽是我和栗第一次正式接触，但之前我对这个当时小有名气的男人是有所知的。我不知道栗是不是记得这一幕，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一刻起就喜欢我，可有种感觉在我的心里流动了留下了，有一种模糊的喜悦产生。”

或许是老栗先动了心，他不好意思当面告诉廖雯，就偷偷写了好多纸条，写完了又不好意思给她，就把那些字条给仍到纸篓里，却被同事捡起来传阅了。当然，该发生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那时候他们俩很谈得来，好像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人家下班都走了，还在办公室里聊。有天晚上他们像往常一样聊天，俩人的桌子之间有大概三四米的距离，背对着，聊天的时候就都转过身骑在椅子上。“那天我还像往常一样，胳膊搭在椅子背上和栗说话，也不知聊了多久，天黑了，栗开了他桌上的台灯，一时间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黑影中，黄黄的灯光柔和地把我们笼在了一起。我感到栗的表情变得有些羞涩，还没来得及细想，栗忽然走过来紧紧地抱住了我”。

在这之前，廖雯还没有跟别的男人有过这样亲密的接触，她没有想到两个人的关系有这样的本质的变化。感情上走到了这一步，但在接下来很长的时间里，廖雯不知道自己和他到底想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她甚至在潜意识里回避这个问题。廖雯从理性上不能马上接受老栗做为“爱人”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关系，她一直叫他“栗老师”。

直到1988年冬天。“我父亲去世了。我理智地为他料理完后事以后，觉得自己好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草，每天恍惚惚的，一时无法正常面对现实里的事物。那时老栗对我几乎是陌生人，也没有见过我父亲，但那个冬天，他用他厚厚的手紧握着我细弱的手，就这样牵着我，坐在离我家很近的地坛公园的长椅上，直到日落黄昏，不知多少回。公园里很冷，人极少，干枯的树枝像刻在昏黄的天空上。我语无伦次地讲述父亲的事，泪水被他的厚手擦了又涌，涌了又擦。那感觉烙在我的心底，很深，在以后很多艰难的日子里给过我支撑”。

廖雯说直到她现在有时候想起来，印象最深的还是老栗的大厚手。

“1988年11月，《中国现代艺术展》的筹备会在黄山开，这就是后来历史性的“黄山会议”，近百个当代艺术家云集黄山，很有点像梁山好汉聚义。我做为《美术报》记者先去了，两天以后老栗来了，会议已经开了一半。他刚离了婚，心情极差，一直低着头不发言。有些知道我和老栗恋情的艺术家朋友，很希望我可以给老栗安慰，他们和老栗有着很深厚的感情。老栗当时的状态沉重而悲哀，我也和他一起沉重而悲哀着。会议结束后，有人安排一些批评家游黄山，我被安排和老栗一起，我想他们是有意的。我游泳的水平不错，但爬山的能力很差，黄山看起来秀美，实际上很险峻，刚开始爬不久，我就不行了，很想放弃。还是老栗想到一个方法，让我用围巾拴住他的腰，我抓住围巾，就这样他把我拖上了黄山。那年老栗38岁，我26岁，路上游人搞不懂我们的关系，以为是父亲拉着女儿，老栗觉得赚了便宜，心情也好起来。山顶很冷，那时我很瘦，临风一吹就透了，僵尸似的，老栗把他的活面棉袄的芯掏出来给我穿，他只穿着单布的皮儿。冻得够呛，我们也没好意思当众拥抱一下”。

起初，廖雯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和他在一起。但是老栗有离婚的痛苦经历，他不愿意。这个磨合时期廖雯说她很痛苦。老栗更痛苦。

在接下来的十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以一种极其特别的方式相处，他们俩是各有各的家，虽然是挨得很近，但始终没有走入婚姻包括同居的模式中。

廖雯说“我和老栗的相处方式，在很多人看来是前卫的、时髦的，但对于我则是我和老栗这两个个体之间的特别选择，这种选择有很大程度的自主，也有很大程度的迫不得已，并且是逐渐认同的”。

最开始的时候廖雯很想结婚，从来没有跟一个人那么亲近过，特别是在她快30岁的时候。但是老栗那时还没有从过去婚姻的阴影里面走出来，不愿意再次走进婚姻。他有很多的道理，他觉得婚姻模式对他们两个不合适。可无论如何，廖雯从感情上无法转过弯来。毕竟还是在传统的教育里长大的，廖雯觉得爱一个人就应该和他在一起。廖雯说这个时期她很痛苦。老栗更痛苦。

离了婚以后，老栗对前妻和孩子有很多责任，还有很多良知的谴责。廖雯说后来她理解了，离婚对一个快40岁的男人，意味着整个生活规律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除了心里的波折外，还有好多具体问题。

老栗虽然离了婚，但是那时候孩子很小，才六岁。到周末的时候孩子的妈妈会带孩子来看老栗，遇到像开家长会什么的事儿，他们要在一起商量。廖雯说，每当和他们在老栗那儿碰到的时候，气氛总是很沉闷，四个人坐在那儿，都不吭声，都很痛苦，老栗尤其尴尬。“后来我想，如果我一个人走了，他们还是一家三口，可能会舒服一些，自如一些，对孩子也是一种感情的补偿。我就回自己家。后来的很多周末和节假日我都是自己过的。现在我成熟了不会觉得这样很为难，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份情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不能完全拥有，心里的酸楚是很煎熬的。”

最终，廖雯认为对于有独立意志的男女来说，保持各自独立的情感状态和私人空间，两个人才能相处得持久。

天天都腻在一起的日子他们也有过。最长的时间，一个星期，在她家，恩爱夫妻似的。

老栗喜欢做饭也很会做饭，挺温柔的。终于可以全部拥有心爱的男人，廖雯觉得很满足。但几天以后，就开始有些疲倦，甚至有些焦虑，因为两个人在一起除了亲近其他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老栗终于忍不住了，说：你说咱俩一天到晚的在一起，有意思吗？廖雯回答；你觉得没劲，我还觉得没劲呢，俩人在一起真误事。于是两人都笑了，于是老栗走了，回家各干各的，很愉快。这是好的时候。

也有不好的时候。“一个人情绪不好，两个人就一起陷落，很糟糕。有一段时间，我的情绪就是这样被老栗带着，他哀我哀，他喜我喜，疯疯癫癫的。后来我想明白了，日常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只是有的时候情绪不好，心里底子薄，承受能力差，如果两个人的情绪绞在一起，处在同样的状态，谁也无法承担谁。所以，两情相悦想要持久，就必须保持独立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空间，不能跟着他的情绪走，不能围着他的节奏转”。

这是一般女人所不知道的。

这一段时间里，廖雯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独处的日子往往是孤独的，但正是在孤独中我发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即便是不干什么，我也需要有大量的时间只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心，这是我自己需要。我和老栗的具体情况更让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是必需的。一则，我们都是容易感情冲动的人，情绪很容易互相影响；二则，我们的独立意志都很强，相互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三则，我们是同行，又在旋涡中心，朋友、工作甚至生活圈子都是共同的，但以我个人的性格气质，我不能容忍他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不能容忍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廖雯认为恰恰是因为有距离他们才持久。从开始到现在廖雯没要老栗给她任何承诺，她觉得没有这种欲求和需要。廖雯说：“我可以对自己负责。就凭我和老栗的脾气，如果我们早早结婚了，180回婚也离了。不要以为我这种在现实里‘不要负责’的女人好对付，因为我在感情和精神上要求很高很多，我要一直保持一种如初的感觉和精神状态，其实这个要求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比什么都难”。廖雯觉得跟老栗的关系更像一种亲密的“伴儿”，很多时候，他们两个人躺在床上彻夜聊天，上天入地地聊，都不知道在说什么，聊到天亮了，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那感觉真好。

成功是拿你的健康，你的亲情，你的个人情感，以及很多私人生活的东西和社会交换来的。

在常人眼里，一个女人跟了一个成功的男人，好像占了很大的便宜。但实际上从个人情感上讲，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亏欠。一个人越有名，越成功，属于社会的东西越多，属于自己和亲人的东西就越少。这一点廖雯深有体会。“我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女人羡慕我。但我更知道，成功背后的代价――我们在社会上获取了多大的成功，在现实里就会有多大程度的身不由己。成功是拿你的健康，你的亲情，你的个人情感，以及很多私人生活的东西和社会交换来的”。

私人情感和事业成功往往是冲突激烈的，他们这方面的冲突发生在1993年的《后’89新艺术展》之后。“在此之前，中国现代艺术始终处于非主流的地下状态，不仅没有明显的名利甚至跟做地下工作似的没有安全感。我们只是凭自己做为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和责任去做。《后’89新艺术展》的学术概念，是老栗在1989年以后多年对中国当代艺术现象的把握结果，他在这方面的敏感、才能以及心血、情感的投入，是我和很多艺术家非常敬佩的。这个展览的规模很大，几十个艺术家几百幅作品，但当时的办展经费和经验都很少，整个展览除了学术概念、专题定位、撰写评论文章，到选艺术家、选作品、撰写每一个艺术家和作品的评介，到作品的买、借的交涉，运输的过程等等，一应的事，什么都要我们自己做，这是我和老栗合作最融洽、最出色的一次。这个展览在国际上一炮走红，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当代艺术开始跟国际接轨了，对话了，这个结果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展览之后，外国记者蜂拥而至，但从老栗到参展的所有艺术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没有提廖雯这个名字。可怕的是，他们好像并不是有意抹掉，而只是忽略，而这一忽略，她在近两年间为这个展览所做的事一切都不存在了。“很长时间里，我心里一直很不平衡，我隐隐感到我们的距离开始拉大了。没有能逃离附属的地位，我心中充满悲哀。”

在以后长时间的反省中，廖雯想明白了两个问题。“艺术这个圈子同样也是一个名利场，如果要在名利场里混，就必须看重它。另一个是，以我和老栗这样的特殊的关系，同在一个圈子里，老栗的名望和水准又不可能逾越，我要想摆脱附属地位，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做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来。于是，我决定放弃很多年来我已经熟悉的、有一定积累的东西，试图重新寻找出路。但有两样根本的东西我们不放弃，一个是我们的感情，一个是我们始终一致的非官方的学术立场。”

“1993年开始，我便开始着重关注女性艺术。一则，这个圈子女的批评家太少，我觉得有责任，二则，我相信做为女人，我看女性艺术的视角和男性批评家不同，三则，这个全新的选题也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出路。说实话，女性艺术是我很感兴趣的课题，但只有在这个范畴里工作我多少有点无奈。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悲哀”。

随着老栗的名气越来越大，老栗属于社会的东西不光是时间和精力，甚至还有感情。很多时候，他们不能纯粹从他们俩个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说实话，这些年来，我没有完全把老栗当‘我的’男人，从很大的程度上，我也把他看成一个难得的人来爱惜。我想我只守住他属于我的那些就够了”。

对于她这样的一个女人这也是挺难的，要比走到一个传统的模式里难多了，但这个结果是她自己选的，她必须承担。廖雯说：“我承认，我为了我们这份感情付出的代价很高，但同样，我感受和体验的也很多，我是心甘情愿的，或者说我是为了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别人，甚至也不是为了老栗。因为我舍不得，所以我必须承受”。

廖雯现在有一儿一女。遇到像儿子一样的老栗，她觉得幸运。他任何时候回头她都在那儿。

如果不是他们的女儿小扣子出生，他们俩可能一辈子结伴而行，却不一定走进婚姻模式。

廖雯在34岁的时候，很想要一个孩子。但老栗和前妻有一个孩子，他不想再要。

廖雯说“那个时候我想要孩子想疯了。什么也听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不能提‘孩子’这两个字，一提就疯，快成神经病了。可是要不要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我一个人不能完成，他不喜欢，对孩子不公平。过了那个痛苦的时期，心境就渐渐平复了。后来有一天，老栗忽然说，你要是特别想要孩子咱们就要一个吧。可那时我都快38岁了。”

几个月以后，廖雯拿到孕检结果时，一个人笑了半天，然后就给老栗打电话，像说一件很随便的事，说：我怀孕了，这回可得要了。老栗也在电话里笑个不停。

为了扣子的合法身份，他们俩才办了结婚登记，并一起搬去通州小堡的院子住。廖雯在《我们在小堡的院子里养女儿》中写到，“在选择和接受她的时候，我们满怀喜悦，没有丝毫犹豫，更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幸运。女儿即将出生，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新家，需要一个自然、安宁的环境，小堡这个农村的院子当然是现成的最好的选择……怀孕的日子是幸福的：平和、温暖、放松、喜悦，完全砖木结构的房子和种着花草果树的院子给了这种幸福一个发散的园地”。有了扣子以后，廖雯的母亲也搬过来帮着照顾孩子，有的时候老栗的妈妈也会从老家来住上个把月，三代同堂，他们俩的生活方式变得比传统生活还要传统。

每天晚上临睡前他们俩都躺在床上说扣子的小故事，一起乐很久。廖雯说，“孩子给我一种满足感。一种温暖的、平和的、幸福的满足感”。

“爱”说起来很抽象的，实际上对每一个爱着的人都有具体的表现。廖雯说她爱老栗，最具体的体现就是“心疼”，像心疼孩子般的心疼。廖雯说，“不管他做了什么，只要面对他像小孩子一样的表情我就会心软，就会妥协，就会原谅他。有的时候生气，也真想不理他一次，可总做不到”。

老栗把最坚定、最有力的一面给了事业，最仁厚最宽容的一面给了朋友，而把最脆弱的最孩子气的一面给了廖雯。“我本想老栗比我大12岁，我可以撒娇了，但更多的时候却是他撒娇。很多女人不理解，我常常开玩笑说，他撒娇就是只当是我撒娇了。其实，老栗对我的依恋让我感动，让我心疼，我甚至对这种感觉有种依赖感，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温情”。

其实，生活上老栗照顾她的时候也很多，这麽多年始终是老栗做饭廖雯吃，这一点令很多女人羡慕不已。所以老栗有时候开玩笑说，在家里他是女人。如今有个女儿，老栗变得更温情，也更孩子气，有的时候，熟悉他们的朋友开玩笑说，廖雯现在有一儿一女，不过，儿子比女儿难对付的多了。

老栗不是一个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的人，尽管特别爱听甜言蜜语的廖雯对此很不满足，但老栗曾很不经意地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还是你最爱我”，只这一句话就足够了。廖雯说，或许遇到一个心理上比较成熟的男人，她也会变成很娇痴的样子。但遇到像儿子一样的老栗，她觉得一样幸运。他任何时候回头她都在那儿。

我和老栗，从“伴儿”到“老伴儿”

文：廖雯

画家俸正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画：我和老栗相视而笑，笑红了脸，笑绿了眼，笑蓝了天，笑艳了周围的一切，彩色糖豆般的气球和弱智儿童般的天使漫天飞舞……这真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我想，现实里的我和老栗，大概也有很多的时候被看成了这样完美的图画，所以，我们感受过太多的羡慕，尤其是我，来自很多的人，尤其是女人。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有良好的夫妻关系，造就良好的社会地位的完美样板，我不知道如果“良好”这样温吞的状态可以满足我们，我们是否也可以做完美状，带着不变的微笑，把自己挂在墙上，受人崇尚的目光。然而，很遗憾，这样的状态在我是一种深深的悲哀。如同在伯尔尼、温哥华等地，我做为旅游者只能感受鲜花盛开、风景如画、笑面宜人的完美，一天兴奋，二天麻木，三天疲倦一样，我对任何看起来完美的事物和完美的人，都心存疑惑和倍感疲倦。因为完美如同柔光镜，模糊了一切真实的趣味。

我想说两句真实的话。第一句：完美的图画仅仅是图画。当我们像画中人那样回落到现实里的时候，等待我们的是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一同上演的人生戏场，其中的颠簸翻滚、起落沉浮，我们获取多高程度的美好感受，肯定要付出多高程度的痛苦代价，现实里从来没有白拿的便宜。第二句：现实里各种体验虽不完美，但都是“活生生”的，这恰是我们不惜代价所要换取的，在这一点上，我欣赏鲤鱼精为获取个人化情感无怨无悔地去承受一切的性格，认同昙花积聚一生激情拥有片刻灿烂的价值观。由于这种价值取向在我自身气质中的根深蒂固，在现实生活的具体事件里，尤其是个人情感，只有个人化的独一无二的高峰体验，才能够真正打动我使我迷恋。遇到老栗，感受到这种高峰体验，我很庆幸。

我和老栗几乎是相识即相爱，如今已经十五年了。十几年来，我们相知相与，相依相伴，携手合作，但我们坚持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和内心空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排除非情感因素的干扰，相对单纯地面对个人真实的情感状态，相对充裕地维护各自正常的工作状态。我们之间有一种任何人无法取代的默契。

但我也必须承认，相对于传统的婚姻模式，我们更像“伴儿”样的关系也有不完整的地方。吵架时老栗说得最理直气壮的话是“你看人家工人的老婆”，这句话很真实，对他对我都一样。但我至今认为这样的相处方式，在那个人生阶段，是我和老栗这两个个体之间最好的选择。

两年前，我们为了女儿的出生走人了同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携带着社会关系的婚姻生活模式，也是为了女儿的合法身份履行婚姻手续。在选择和接受我们的女儿和改变我们多年坚守的相处模式时，我们满怀喜悦，没有丝毫犹豫，这是我们这个年龄的幸运。

因此，我们的所谓社会地位与夫妻生活无关。以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在很多的时候，私人情感和功成名就，如同冲突激烈的情敌。多年来，我和所谓成功男人一起成长，一起共事，一起生活，一起为获取成功勇往直前。就我个人而言，在个人情感上，我体验过刻骨铭心的快乐，但在所谓事业上，我至今没有感受过高峰体验，这是一个很深的遗憾。如今，我在感受幸福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丝悲哀，幸福是很真切的，悲哀是时时飘过的。

说到幸福。我体会幸福很多时候是一种即时的状态，有点像晒太阳的感觉：平和、放松、喜悦，暖洋洋傻乎乎的。

我们现在的相互介绍已经从以前的“伴儿”变成了“老伴儿”，这种幸福感一直在慢慢地延伸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