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创新离不开科学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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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与创新
“我在宝洁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创新融入宝洁的一切活动。” 宝洁公司前董事长兼CEO雷富礼在他的新书《游戏颠覆者》中这样写道。他认为，大企业在规模、管理能力、赖以冒险的资源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些优势都可以鼓励创新。
创新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产品和技术上的创新；第二类是整个企业运营体系上的创新；第三类是最核心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商业模式和管理体系上的创新。在瞬息万变的当下，能否随时顺应形势进行灵活调整，决定了一家大公司能走多远。
“你能不能保持像小公司一样灵活，而不是公司越大越官僚，内部的决策很慢，对用户新的需求反应很慢，这是我每天担心的。”这是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想让员工时刻记住的。
“最永久的发明创造都是艺术与科学的嫁接”。乔布斯经常说，苹果和其他所有计算机公司的最大区别，在于苹果一直设法让艺术与科学嫁接。苹果研究团队拥有人类学、艺术、历史和诗歌等学科的教育背景，这对苹果产品脱颖而出很重要。这是iPad与其他所有平板电脑的区别――产品的外观和触觉，是它的灵魂。
有一种误解：苹果就是史蒂夫・乔布斯，公司里的其他人都是姓名不详的属下。事实上，乔布斯身边聚拢了一批人才，他们才华过人。自从乔布斯卸任CEO后，苹果股价依旧强劲，就是整个团队力量的证明。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IT业界“江山代有才人出”，新产品往往只能“各领三五天”，只有让企业始终保有大批最优秀的人才，才能让产品常新，让企业长青。
3M公司亚太地区首席科学家卢诗磊曾如此解释创新者的特质：好奇，具有观察力、创造力、广泛的兴趣，能解决问题，目光远大，敢于冒险，适应性强，能逆来顺受，有技巧地工作等。卢诗磊认为，创新的秘密就是：疯狂的创意与公司其它方面紧密关联，虽然昂贵而且费时，但是回报巨大。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走到一个自动取款机面前，只要简单地说出姓名就能安全轻松地取到钱，而且还可以用这种方式检查智能手机的话费余额，那么，我们就不用大费周章地牢记银行账户和社交网站的密码，安全的身份验证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在手机从桌面进入口袋的过程中，没准会遗失、被盗。当这种不幸发生时，一个可供迅速验明身份的程序就显得至关重要。IBM的科学家已经开发出这种技术，可以利用语音识别来确定和验证用户身份，还可以借助人脸、虹膜、姿势等增加安全系数。
生物信息学专家设计出一款带有先进传感器的耳机，能够“先知先觉”人类将要做出的面部表情及其行为意向。这款“Emotiv Life Sciences”耳机，看上去像一个挥舞着触角、盘坐在脑袋上的章鱼，能够“读取”大脑意图。当我们看到电脑屏幕上的立方体时，只要想一下“向左移动”，它就能自动做出相应行为。如今，用“意念”操控电脑屏幕上的文件不再是难事，当然，前提是花费相对实惠的299美元购买这款耳机。
科学家表示，未来五年，这项技术将首先在游戏、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投石问路”。电脑游戏是用于试验的不二之选，医生可通过该技术掌握大脑活动方式。IBM的科学家与合作伙伴正在开发一种软件，希望将这款耳机连接到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上，如此一来，只要想一下呼叫对象，手机便会自动联系，真正做到“心想事成”。
科学家不是书呆子
这里所说的科学家，并不是普遍意义上对大公司里资深研究人员的称谓，而是设立于大公司研发部门的一个职位，就像中枢大脑一样至关重要。
邱海是GE全球研究中心实时控制与仪表研究室经理，一个研发中心的科学家。在孩子们眼里，他是不苟言笑的书呆子。其实他性格开朗、健谈，没事的时候，会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时不时拍一下别人的肩膀打个招呼。邱海还喜欢大运动量、有肢体对抗的运动，比如篮球。
邱海领导着16个人的研究团队，其中有那么一两个人，“天生就是做研究的料”。哪怕在狭窄的过道里碰见，看起来已经不可避免要打招呼了，这些奇怪的同事还是会把头别到一边。曾经在一次部门会议上，邱海和其他同事比赛谁能把他们逗笑，结果谁都没赢。
如果有谁想把这些人推到客户面前，那他必须先想好如何为一场灾难收场。他们不仅会紧张得结结巴巴，甚至会和客户吵起架来。虽然在熟悉的同事面前，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极有逻辑地清晰表达出来，但面对外行人，这些技术人员似乎没有那么好的耐性。
从研究人员到科学家，除了单纯的研究之外，还要负起领导一群性格怪异的研发者的职责，为他们指出研究方向并提升他们的创新能力。邱海说，尽管手底下的人性格古怪，但并不意味着难以管理。其实，这样的人往往更能沉得住气，更愿意埋头做事情。他们对于奖励的要求也没那么高，只需要一定的认可就行了。但要记住一点，千万别把他们推到人群的最前面。
舒肤佳家庭卫生研究院的高级科学家刘是北大的生物化学博士。她看上去跟普通女孩没什么区别，周末通常是这么安排的：周五晚上是单身女友们的Friday Night，她们会一起进城吃饭，再喝点小酒；周六和同组的同事们约好了桌游，周日则是和另一拨朋友去K歌。她还喜欢看美剧，或者泡在咖啡馆里读小说。
MediaV首席科学家刘鹏有一个网名“北冥乘海生”，是京剧和相声整理领域最负盛名的达人。这不是一个特别有技术含量的事情，用刘鹏的话来说就是个体力活，但他坚持了四年，一共翻录了4000多段戏曲音频、1000多段相声和评书音频，使这些珍贵资料以数字的形式得以继续保存。他把这些MP3放在学校实验室自己搭建的FTP里，供人免费下载。目前网络中流传开来的时间较早的曲艺段落，都是刘鹏翻录过来的。有些经典段落由于年代久远，用的都是唱片，为此他专门从朋友家里借来了老式的唱机，一点点翻录。为了这项“事业”，四年里刘鹏用坏了六个随身听。
不仅仅是刘鹏执着于自己的爱好，佳洁士口腔护理研究院高级科学家史运明在读博期间加入了一个为残疾儿童表演的公益组织后，也从此喜欢上了专业魔术。
自从进入宝洁，史运明的魔术成为每年年会的保留节目。让桌子在舞台上浮起来这样的游戏，已经难不倒史运明了。“科学家都是很聪明的人，每个人都有特别擅长的领域。如果连这些高洞察力的人都看不出门道，那么，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史运明偏着头想了想，说道：“我想，至少在宝洁，我是最会变魔术的科学家。”
科学家们的贡献
从学校到商业公司，这些科学家需要适应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除了在研发上顺应实验周期，他们每年都必须为自己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包括每个阶段可以产出的成果。
每位科学家都心怀理想，但会把它隐藏得很深，他们喜欢跟自己较真。
史运明从北大博士毕业之后，希望找一份更有成就感的工作。他选择了以科学家的身份进入宝洁，负责佳洁士牙膏的技术研发。
毕竟这是一个周期性更短、对商业化要求更高的职位，每当参与的项目顺利，史运明就会对它们产生如同看到自己孩子一样的感情，毕竟是他亲手制造了每一个配方。在屈臣氏的牙膏货架前停留十几分钟是常有的事，他很关心产品摆放在货架上的位置，甚至会数数有多少顾客在一个时间段内把它们带走。
最开始史运明参与制作工艺研究，解决牙膏在实验室里制成之后从小容器到大工厂的参数误差问题。转到配方研究的团队之后，他感到了更大的压力。佳洁士每年有三个新品季，按照美白、健康和普通系列划分。每年每个系列只能有一款产品被成功，而同时往往有好几个团队研发同类产品，一旦错过新品的时机，这个项目或许就只能死在实验室里。所以，研究的过程也是分秒必争。
创新可能意味着失败，所以大公司对这些科学家的考核也足够宽容。除了量化指标之外，定性考核往往是更合适的办法。
佳洁士的做法是，在每个财年的开端由科学家和直接领导共同制定研究计划，当然这个计划会随着产品研发进度不断调整。一年过后，上司会根据计划的完成情况和期望值，给科学家们一个合适的评分。
GE也有着类似的做法，除了硬性指标之外，科学家们的工作态度、分享精神，是否有好奇心以及承担风险的勇气，都被列入软性的考核当中。“即使有些项目中途死了，我们也会嘉奖员工――他能发现问题及时终止项目，也是为公司省钱。”邱海这样说道。
灵感可能突如其来
史运明逛超市的时候，总会在牙膏货架附近流连忘返。处在像他这样职位上的人，往往经历过那么一两件特别的事情。
2009年4月，在技术部门待了半年多之后，史运明被派往美国学习抗敏感牙膏的功效验证实验方法。在此之前，抗敏感功效的实验一直无法在实验室中完成。到了美国之后，史运明才知道所谓的新方法还没什么眉目――即使宝洁研发团队级别最高的科学院院士，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他是没法带着太多的经验回去了。
作为入职不到两年的新人，史运明每天花着公司的钱住酒店，委实不太心安。公司很慷慨，给了史运明三个月的时间。为此，他只能每天泡在实验室，在前辈们忙碌的时候搭把手。有一天，史运明决定自己去试一试，尽管他能想到的方法早就已经被用过，并且被证实不可行。到了实验最关键的一步，史运明发现显微镜下的实验牙都被水汽蒙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但当时的直觉告诉他万万不能放弃。在实验室里坐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水雾层散去了，他发现，谜底就在水雾下――最大的阻碍被冲破了。“我比较幸运，之前没有人想到要多等一等。”就这样，史运明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了传授者。
“在别人眼里，美国人花了好几年没能解决的问题被我攻破了，看起来特别牛。”史运明说，“我自己也觉得很牛。但这件事的关键在于，即使是被别人否认的方法，我也要去尝试。”
清楚消费者的需求
这种思来想去的抓狂，往往是技术达人的常态。
博士毕业之后，刘进入了宝洁。做了两年的配方之后，她转到了产品研究的岗位。虽然仍作为科学家参与研发，但这是一个需要与消费者打交道的职位。工作时间中的一半，刘需要与消费者聊天，了解他们对产品的使用感受。然后，她再把消费者的需求和感觉转化为研发语言，并且据此为团队制定下一个研发产品的参数和属性。
最初，刘并不清楚消费者们的生活方式。比如，她跟着一位消费者生活了八个小时后，才亲眼看见妈妈抱着两岁小孩上洗手间的繁琐过程：从穿鞋、擦手到把孩子抱出洗手台，母亲始终没有让孩子接触到任何公共物品。最让她头疼的是专业术语和生活用语的转换过程，即使是沐浴露，也会有泡沫量、泡沫密度、洁净程度等非常多的指标，需要从消费需求中被量化。
消费者并非都是善于倾诉的。遇到只能说出“很舒服”三个字的消费者，刘只能借助其他辅助手段去进行引导，比如选取不同场景的图片，请消费者指出最为契合的那一张，再具体展开分析。
在刘看来，这项工作看起来有一点类似市场营销，但其实是研发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对于一家商业公司而言，科学家决定着产品研发和创新的方向。
有时候对于同一个产品，消费者给出的描述截然不同。他们不会说密度或者更专业的词语，顶多告诉刘这款沐浴露的泡沫丰富。但这些直观感受和季节、生活习惯不无关系，比如沐浴的时候是否持续冲水等，都是刘必须盘问出来的细枝末节。
刘鹏的工作听起来可能没那么有意思，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词不是数据挖掘、算法分析，就是基础架构。不过这位跳槽到创业公司的70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家们的某种职业发展方向。
2004年从清华电子系博士毕业之后，刘鹏加入了微软亚洲研究院。他在微软参与研发了Vista系统的语音识别技术，这件事情让他看到了商业与技术的不同。
为了测试Vista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当时的项目主管一直在办公室里试着用语音书写邮件。“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算识别率是100%，也很少会有人真正愿意对着电脑一字一句把邮件念出来。”刘鹏发现，为了避免使用太过超前的技术，首先要弄清楚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他的直属上司来自贝尔实验室，那是电话、半导体、通信网等诸多重大发明的诞生地。在微软工作四年之后，刘鹏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
彼时谷歌正好推出了自己的翻译产品，刘鹏意识到互联网公司与传统技术思路有着很大的分歧。谷歌根据庞大的数据库，在云平台上计算和组织架构，而刘鹏所知道的传统做法是，先由人工把数据精挑细选，再做深加工。
这个分歧给刘鹏带来了冲击，他决定去互联网公司接触更多的新技术。没多久，刘鹏成为雅虎研究院的第一个高级科学家，开始研究大规模数据对互联网广告的作用。网络基础和数学模型的相通让刘鹏很快地上了手。2010年，刘鹏的团队为日本雅虎带来了至少3500万美元的额外广告营收。
他们主要的做法是，基于用户的浏览数据和行为方式，以及IP地址和Cookies等，为用户提供精准的显示广告。刘鹏崇尚技术性质的领导，有意识淡化人的作用，“在互联网公司里，如果是人员领导，团队很快会走不下去，因为技术发展太快。”刘鹏说道。
刘鹏去年跳槽到了一家名为MediaV的互联网广告公司。这是一家做精准广告投放的创业公司，为广告商选择合适的媒体。作为首席科学家，刘鹏希望在相对小型的团队里能与产品更加亲近。虽然他们偶尔会和运营人员产生分歧――技术人员只需要优化数据，将投放效果做到最大化；而销售则希望更多的客户来埋单，而非将效果提升的成本仅仅压在一两家客户的肩上。
但这些碰撞正好符合刘鹏的“逻辑实证主义”。他反对技术人员一味相信某种观点，“观点并非是最终的检验对象，数据和实际才是。”刘鹏也以此来解释他对流行产品不那么热衷的原因，“需要沉淀一下，避免自己成为什么东西的粉丝，从而坚持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