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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被称量的乡村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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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不可斗量,高山不可称量。可在那个“生产队、大集体”的年代,我们乡村老家的不少时光,却少不了要用秤来称量。

那时的乡村,大的村庄分成两三个生产队,小的村庄自成一个生产队,队下面再分组,每天的农活全由生产队安排。然后再由记分员按出工日天数,或按劳动量记工分到人入户,最后逐月累计,交由生产队会计核算,家家户户便可按工分分粮、分红(分钱)。所有一切需要计量的劳动,一切需要分配的东西,几乎都少不了要用秤称一称。

我就在那段称量的时光中长大。

那时,我们村只有木杆秤,分为两种,一大一小。大的有锄头把长,头大尾细,叫“牛尾巴秤”,小的有打狗棍粗,叫“鞭杆秤”。不论是大秤、小秤,属生产队所有,谁家要用,必须找生产队的保管员借。那种“牛尾巴”秤用来称笨重的物品,一般要三个人配合,先把需要称量的东西捆好,挂吊在“5”字型的秤钩上,秤脑壳上有个碗大的铁圈,中间穿根木杠,一头一人合拍使劲抬起,被称的物品离地,掌秤的人不停地抹动秤砣,秤杆平,秤砣不下坠,秤砣绳停留在秤杆“星”上的位置,就是被称物品的实际重量。

由于我们村“出门就爬坡”,除挑水外,很多农活都少不了背运。比如生产队修建小水坝,需要搬运很多石头、沙子、泥巴,按劳动日记工,经常有人耍滑偷懒,出工不出力。生产队就别出心裁,安排木匠制作了一个正方形的秤架,像有扶手、无脚、正面敞开的靠背椅子,挂进“牛尾巴秤”秤钩,拴吊在足球门似的横杠中央,让背运沙石泥土的人,一竹篮、一竹篮过秤,就可按总重量计算出工分。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人多秤不够用的问题,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有利于多劳多得,力气大的人自然就可以挣到高工分,年底多分粮、多分红。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全村人个把月的倾巢出动,一层层夯压起来的泥土,就变成了梯形的坝埂,横亘在山箐间,一座维系着那片“雷响田”的小水坝就建成了。身为孩子的我,常跟着母亲去看热闹,恳求掌秤手为我称体重。掌秤手见缝插针给我称完体重,常丢给我一句酸溜溜的话:“还上吊不着呢,有只大骟羊重。”“上吊”,指当时农家交售给国家一头60千克猪的标准重量。尽管被掌秤手讽刺成憨厚的猪、结扎的羊,无知的我还是喜欢跑去玩秤,盼望自己长大也能当上众人仰慕的掌秤手。中午,趁大人们下工回家吃饭,我们一群娃娃互相邀约,像群猴子似的跑到秤架旁,互相推着屁股,爬上秤架,轮换着称体重,或坐在秤架上当秋千甩。贪玩的我们常常被提前赶到的掌秤手骂得狗血喷头,如一只只石头惊飞的鸟,溜了。等到小水坝建成,那个劳苦功高的秤架,也被修过好几次,最后被搬回村庄备用。

那时,没有化肥,生产队都要派妇女们身背大花竹篮,手握篾耙,上山抓松毛、落叶回来垫畜圈、积农家肥。由于松毛、落叶像棉花一样体积大,背回家过秤,仍然少不了要用“牛尾巴秤”称重。待农家肥作成,出畜圈时,各种粪草,同样要上秤架称后,集中堆成山头一样的大粪堆。栽种时,发酵成熟的粪,再由生产队派人,一竹篮、一竹篮上秤架称量后,背运到田地里,喂给土地、喂给庄稼。

每年生产队分粮食,也少不了要用“牛尾巴秤”称量。队长、会计、记分员、保管员早已召开队委会会议,提前做好年终结算,谁家一年到头挣了多少工分,有几口人,年中已分了多少粮,年底还该分多少粮,早已算好账。然后通知开会,人到齐,就当众公布分粮。那场面真是看戏似的热闹,几乎全村人都到齐了,自觉地排队,听从生产队干部呼喊姓名,依次互相帮忙,撮粮、装粮、称粮、分粮。一年的收成,除留足种子和上交的公余粮外,全部分给了各家各户。

交公粮是村里人最乐意的劳动。生产队组织妇女们把收上场的粮食筛、煽、晒好,头天晚上由送粮的人一袋袋装好,过秤后放在保管室里,交由几个民兵看守。还不等天亮,送粮的人就打着手电筒,争先恐后来到保管室领粮、背粮,借着月光,沿着崎岖的山路,送往10多千米外的狗街粮管所。交售完公粮,正值狗街集市热闹的时候,送粮的人就可挑水带洗菜,逛逛狗街,顺便买点烟酒糖茶、针头线脑之类的日用百货,一举两得。所以,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们最喜欢送公粮,说不定还能遇上对象,谈成婚事,结下姻缘呢。

那种“牛尾巴秤”农家也有用的时候。那时,农家要杀年猪,必须向国家卖一头派购的肥猪。在交售肥猪前,很多人生怕辛辛苦苦养大的猪卖时短斤少两,都会用“牛尾巴秤”提前称一称。被卖的猪只顾头槽里“吭哧吭哧”吃食,神不知、鬼不觉就被早已准备好皮条、绳子的两三个壮汉冲上去,拧住猪尾巴,扭住猪耳朵,七脚八手擒翻在地,捆住猪的手脚,扎紧猪的嘴巴,瞬间就把嚎叫乱蹭的猪挂进秤钩,高高抬起,快速称量。等把猪送到食品站,卖猪的人家早已打好腹稿,不会“吃瞎亏”。

那种名叫“鞭杆秤”的小秤,用途更为广泛。逢年过节,生产队常杀猪宰羊,少不了要用那“鞭杆秤”分肉给各家各户。分少量粮食时,或“牛尾巴秤”无法称的三斤八两,同样少不了要用“鞭杆秤”补差找零。母亲常说:“天不平,地不平,人心哪有秤公平”,家里偶尔有仔猪、鸡鸭、兔子之类的家禽卖,都不愿意“打黑锤”,都说去问问“哑巴”(秤)就知道了。于是,用绳子把家禽六畜的脚捆扎好,再用“鞭杆秤”吊起来一称,就知道斤两,计算出价钱成交了。

如今,农村的田地已承包到户,农民的劳动不再需要去称量。木杆秤也越来越少,已不多见,只有那段被称量的时光,还深深地印刻在乡村岁月的皱纹里。

选自2013年第二届散文世界杯全国散文大赛获奖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