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增长模式转型中的几个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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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我国增长模式转型中，应当优先和重点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1．纠正扭曲的要素价格。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少地方实行低地价乃至零地价。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资源收费制度，不少资源产品价格偏低。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在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着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是资源浪费和误置的主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

2．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重点加快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垄断性行业主要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其中有自然垄断环节，更多的是行政性垄断。宏观经济波动幅度的加大，与处在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直接有关。垄断性行业改革，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能够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引入竞争，对其中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这一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问题不仅仅是单纯追求GDP，其实GDP中也含有大量社会发展指标(如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发展指标)，过去存在的一个倾向是更看重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指标。此外，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都应当通过认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纳入考核体系。

4．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型最应该做好的一件事情，保护各种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反垄断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加入WTO前后，在这方面有了一定进步，但地方保护、不同类型企业歧视等问题仍在发生，而且往往是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个地方政府提出“重点扶持”某某企业，多种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企业“倾斜”，事实上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而且对吸引外部企业投资是不利的，但当地政府并不以为这是“问题”。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要由管项目、管投资甚至管品种为主的“经济性管制”，转向以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理为主的“社会性管制”。转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以“规模经济”为由设立进入门槛．在经济学上是难以成立的。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非国有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应当主要由投资者、生产者自己决定。设想政府官员比投资者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的资产盈亏，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政府应主要通过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制，防止和减少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外部性。当然，企业有时在宏观和产业全局上信息不足，政府有关部门如果在这方面具备信息优势，应当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上。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服务可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可观察的一个标志。

5．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公共服务，既能促进“公共消费”，也是一种“公共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公共服务，首先有一个增加投入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次，从前一日时期的讨论看，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对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政府和市场各应扮演何种角色，二者如何有机结合，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否则，很容易在思想上、实践中陷入混乱，延缓或误导相关的改革和发展。

6．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其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问题是如何才能形成有效推进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显然，没有组织、制度和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将大打折扣，甚至寸步难行。现在有人把自主创新的困难，理解为缺资金、缺优惠政策。这固然存在，也需解决，同时也存在不少科研项目大把花钱，成果寥寥的例子。不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形成“自主”追求创新的微观机制，讲自主创新有可能演变为争资金、争优惠政策的竞赛(此类竞赛已经很多了)，如此，离真正的自主创新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上述几个，但如果这几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增长模式转型将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摘自《经济学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