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不同测量方法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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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对盈余管理测量主要有三种测量方式，本文对这三种测量方式特点和利弊进行了分析，指出盈余分布法主要适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适应于发现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应用于发现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也可以应用于发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
关键词：盈余分布 总体应计 特定应计 盈余管理测量
一、盈余管理的内涵界定
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务报表来传达给外部信息使用者。在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计准则允许管理层运用他们的的知识和职业判断来编制报表。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审计的不完善性，管理层在利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表的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活动空间。目前，理论界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尚无统一认识，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引用的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一）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hipper将盈余管理定义为：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Schipper 1989）。Schipper在定义盈余管理时，虽然没有明确地对盈余管理的类型进行划分，但指出盈余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发生在外部披露过程的任何地方，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将盈余管理的定义稍加扩展，盈余管理还应该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即指那些利用投资或者融资决策的时间安排来改变报告盈余或其某些组成部分的行为。由此可见，Schipper实际上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把盈余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会计系统提供的机会，如管理层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处理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另一类是通过安排研发支出水平，或者广告支出，增加或者减少生产线等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由于很难区分真实盈余管理是用来最大化股东利益，还是盈余管理，因而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更难被信息使用者所察觉。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个人私利，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以管理层的动机或目的对盈余管理进行定义的方式欠妥，因为人的动机和意图是内心且无法观察到的东西，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们永远无法为这种定义下的“盈余管理”进行变量的界定和直接测量（宁亚平，2004）。
（二）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William.K.Scott 1997）。与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相比，Scott明确界定了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会计准则赋予的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权达到自利或者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指出了盈余管理的“合法性”，这样就把盈余管理与盈余欺诈或者说盈余舞弊区分开来。此外，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更为中性，即盈余管理可能会因为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但盈余管理的应用也有可能具有增加信息含量的作用，如应计会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现金流量的波动，从而达到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目的。但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过窄，因为一个企业的盈余，不但可以通过会计选择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提前或者拖后实际经营决策来调整盈余，如在会计期末通过增加价格折扣或者优惠的信贷条件来加速存货的销售，使当期的账面盈余得以增加。
（三）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Healy和Wahlen从会计准则制订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Healy and Wahlen，1999）。在这个定义中，Healy和Wahlen明确指出了盈余管理有两种方式，即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利用公认会计原则所给予企业在不同会计方法以及估计之间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真实的交易，通过对交易的性质、时间和内容进行刻意筹划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说是目前最全面。它对Schipper和Scott的定义进行了综合，既包含了Schipper定义中对盈余管理类型的说明，又兼容了Scott定义中的中立性，指出了盈余管理有其成本和收益，因而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是理论界研究应用最广的。
根据近二十年来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对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设计方法主要有即频率分布方法、总体应计模型和特定应计模型。其中频率分布法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还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一）频率分布方法 频率分布方法的特点是通过研究管理后盈余的分布密度来检测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这种方法首先假定未管理的盈余大致呈正态分布， 然后通过检验报告盈余在临界点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如果管理后的盈余明显不符合这一分布形式， 就说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Burgstahler 和 Dichev最早应用频率分布法估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学者，他们认为，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盈余分布函数在统计意义上是光滑的，当阙值处存在盈余管理时，阙值左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低，右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高，从而造成在阙值处密度分布函数不光滑或者不连续，因此，可以通过检验阙值左右两侧单位区间内的观测实际数与预期数是否显著异于零，而判断盈余管理程度（Burgstahler and Dichev 1997）。在Burgstahler和Dichev研究的基础上，Degeorge等（1999）提出了利用分布函数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这几位学者构建了一个模型，通过对报告盈余分布密度的T检验来验证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频率分布法是从宏观层面提供了样本整体盈余管理幅度和频率的相对比例，因而频率分布法的突出优点就是，仅仅通过检查盈余的分布就可以鉴别出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的行为。但运用这种方法来计量盈余管理无法获得关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或者程度的信息，因而研究结果无法进一步用于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程度、经济后果、市场识别、限制因素等各方面的研究，应用领域较为狭窄。
（二）总体应计模型 总体应计模型试图根据总体应计利润和其解释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哪些应计利润是操纵型的，即用一定的模型将总的应计利润分离为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并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起源于Healy（1985）以及DeAngelo （1986），他们分别用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来衡量管理层对盈余的操纵程度。继Healy和DeAngelo之后，Jones（1991）引入回归分析方法，通过控制影响总应计利润中的非操纵型因素，在总应计利润和销售收入变化以及固定资产的变化之间建立了一种线性关系。表（1）汇总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几个代表人物及其模型。总体应计模型的特点是将会计盈余分为经营现金流量和总体应计利润两部分，同时又将总体应计利润按照操纵程度的难易划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操控性应计利润即代表盈余操纵的程度。但由于操控性应计利润是不可观测的，因此，通常是先设计一个模型来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然后比较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大小，如果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小于总应计利润，就证明存在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量就是二者之差。总体应计模型是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样本个体盈余管理计量的绝对值，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综合反映企业的各种应计操纵行为，如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的变化，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计量相对简单，对研究企业没有特殊要求，计算出来的结果更具有普遍性。Bartov，Gul和Tsui（2001）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收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对这几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和评价，检验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够更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但由于影响应计利润水平的因素太多，而现有的截面Johns模型和修正的截面Johns模型仅仅考虑了资产规模、收入增长等因素，没有考虑负债、盈余预期增长速度等其他经济因素对应计利润的影响，因而加大了计量偏差。孟越等（2011）进一步指出导致操纵性应计利润估计误差的原因主要包括：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企业重组；谨慎性会计原则的影响；销售策略与客户关系。McNichols曾经指出Johns模型仅仅控制了当年销售收入的增长，但是没有考虑到拥有不同长期盈余增长能力的企业其营运资本投资决策可能会有不同（McNichols，2000）。此外，根据前面对盈余管理定义的梳理，可以发现盈余管理主要包括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两种实施手段。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Cohen等（2008）研究发现，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操纵行为有所遏制，但交易操纵活动显著增加（Cohen， Dey et al. 2008）。而目前的总体应计模型主要侧重于对由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而带来的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水平进行计量，对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明显估计不足，这可能会影响到计量的准确性。
（三）特定应计模型 特定应计模型的特点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应计项目或者一组特定的应计项目来建立计量模型， 以此来检测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行业，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等。最早应用特定应计模型来研究盈余管理的是McNichols and Wilson，他们集中对坏账准备这一特定的具体项目进行了研究，提出如果管理者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也能够对资产减值损失做出无偏估计，那么坏账准备的当期提取额应取决于管理者根据现有信息对未来冲销所作的合理预期，这样根据“坏账准备”账户的期初余额，当期冲销额，下期冲销额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回归方程如下：Provt=α0+α1Bgbdt+α2Writeofft+α3Writeofft+1+resprovt。这个回归方程式中的回归残差resprov作为坏账计提的操控性应计，用来检验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McNichols和Wilson是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检测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Roychowdhury则开始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检测中。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Roychowdhury采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异常可操控性费用分别作为加速销售、过量生产和削减可操纵开支等操纵行为的替代指标来检验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Roychowdhury， 2006）。Cohen and Zarowin （2010）则利用 Roychowdhury （2006）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测量模型，构建了一个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额的测量公式，认为一个企业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应该是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或者是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相对于总体应计模型来讲，使用特定应计模型方法的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研究解释变量与单一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如果解释变量与各个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不同，如有的正相关，有的负相关，利用总体应计利润方法会因此产生误差，但具体应计利润项目可以克服这一不足。研究者可以根据对公认会计原则的理解，获得对影响应计利润的关键因素的理解，从而针对特定盈余管理手段所产生的单项操控性应计进行检验，降低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噪音，因而在度量可操控性应计上的精确性优于总体应计模型；另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那些更隐蔽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计量。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运用这种方法需要研究者对制度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清楚哪些应计利润项目纵，该方法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此外，与总体应计利润项目相比，具体应计利润项目的操纵量更小，如果所选择的具体应计项目不够敏感，则会使某些实际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无法被检测出来。
三、结论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如何准确地测量盈余管理程度一直是个难点。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的测量方面。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被收紧，公司高管通过会计操纵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遏制，同时为了规避责任，公司高管也越来越多地采用隐蔽性更高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达到误导报表使用者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求理论界开发出更合理、更准确地模型来更好地衡量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在盈余管理测量方面主要存在三种测量方式，盈余分布法主要适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适应于发现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应用于发现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也可以应用于发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但采用特定应计模型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同手段，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特定项目单独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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