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傅斯年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大时代中的傅斯年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书生何以报国？”

放在当下语境中，这是一个近乎矫情的发问。然而在上个世纪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中国，傅斯年先生便是如此非常认真地向他在北京的同事发问。在当下，也许很多人一看到“九·一八”事变，理所当然地就为书生做好了选择——投笔从戎。

当然，对于书生来说，投笔从戎并非是上阵拿枪杀敌，也可能是拿笔杆子上文化战场。如在民族危机的促使下，为驳斥日本人关于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立场，傅斯年仓促完成了《东北史纲》——一部错误连篇、肤浅主观的历史著作的编写。该著作付梓后傅斯年饱受批评，最让人不解的是，他为什么如此轻易地在这本简短的著作中，违背了自己孜孜以求的实证客观的学术研究方法？也许这一次，傅斯年在民族危亡面前更多考虑的不再是学术规范，而是民族情感了。

这样的选择终究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又有谁能逃脱大时代的拨弄呢？

“幸”与“不幸”：一团矛盾的一代

历史学家王沉森在为“一团矛盾”的傅斯年作传的时候，非常明确地把他放在了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来考察，相比全景式事无巨细的描述，这种叙事显然能更直接有效地把握个体生命与时代的关系。

殷海光把傅斯年归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此一代学人是在科举制度被取消、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可谓是3000年未遇的特殊境遇，也许，既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幸运，又有他们的不幸。

王汎森在《汪悔翁与（乙丙日记）》中曾论述清朝晚期的传统士大夫汪悔翁的思想中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但身处儒家文化之中的他，找不到一条能突破旧格局的途径。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追溯到源头，向先秦文化中寻找出路。可惜在“思想大变之前，人们还是盘旋在老路上”。如同汪悔翁一样，傅斯年一代的知识分子是有着产生内变并有内发需求的时代，不同的是傅斯年遇到了新的思想资源。不能不说，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幸运”。

要说“不幸”，大概最大的“不幸”就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仕”、“学”合一路途的中断。知识分子已经从四民之首被挤压到历史舞台的边缘，他们成了韦伯（MaxWeber）所称的“自由流动的资源”。诚然他们处于历史舞台的边缘，但是废除科举却也开启了许多读书人更多的新路，拓宽了无限宽广的职业路线。譬如傅斯年之前，鲁迅、胡适、梁漱溟、陈寅恪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路途，他们已经在新的社会中找到了独立的职业，编辑、教授、报人……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何尝不是这一代人的“幸运”。

旧的价值体系解体，新的价值体系却还没有根基，这“幸”与“不幸”的交织为一代学人带来困境与机遇的同时，也造就了傅斯年这样“一团矛盾”的思想。

最为直观的一点是，傅斯年在北大求学时期主编的《新潮》比《新青年》更为激进，然而杂志却是用深奥的文言文写成的。纵使后人不断解释当年傅斯年是策略上的考虑，但是终究从一开始就让人读出这一代学人在传统与现代上的“两难”处境。“他所爱的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后来，1929年，他告诉胡适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思想脉络也经历了从疑古到重建古史的转型。不过，无论是疑古还是要“古史重建”，都面临着重重的困境与压力。此外，更为棘手的局面还有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面临着继续坚持启蒙还是救亡的两难选择。

当然，要细细品读傅斯年。不可避免的是要了解他在学术理想与政治实践上的生命历程。

疑古与信古：史学就是史料学

谈论傅斯年，无法避免的是谈论他建设学术社会的理想。不仅因为逗留国外7年的傅斯年回国后就怀着一颗建设学术社会的心，更因为他坚信学术文化的建立和专业化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途径。在这一点上，傅斯年同顾颉刚先生的观点非常一致，都着重提出建设学术社会的意义，都认为学术社会的建立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也是同西方社会相颉颃的关键所在。他曾说：“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

在此强烈的信念下，傅斯年成立了史语所。它的成立给中国现代学术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思维方式，并带来了新式学者。拯救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殷墟发掘就是当时傅斯年及史语所比较成功的两件大事。

明清内阁大库是明代文渊阁故址，大库里有许多宋版书及档案。宋版书的价值一直能得到士大夫及知识人的青睐。但在陈寅恪、傅斯年之前，对于档案尤其是残破的档案则无人能察觉其学术价值。傅斯年一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他非常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和运用。陈寅恪当时说得更为直接：“我辈史语所人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

王汎森在书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具有新史料观的学者，才能挽救这些文献资料。

又如在殷墟发掘中，傅斯年派李济代替董作宾去领导安阳发掘。董作宾擅长文字研究，但他仍然受“金石学”或“掘古董”意识的影响，仍将“地下史料”等同于铭文，无法真正认识到考古分层的意义远在甲骨片数之上。后来，安阳发掘在李济主持下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不仅证实了殷商进入了充分发展的青铜时代，更是有力反驳了中国文明西来的理论。

殷墟挖掘上的巨大成功，在给世人以震撼的同时，也彻底征服了傅斯年。这个当年称赞顾颉刚摧毁古史，并“在史学上称王”的“五四青年”，已成为顾颉刚古史辩的一个批评者。他还曾经写了一篇短小的讽刺小说，讽刺他疑古派的朋友顾颉刚和钱玄同。不过也不同于钱穆这般坚持从书籍中信古，他接下来努力做的是从古史辩中重建中国古史，要将顾颉刚当年瓦解的碎片连缀起来。

傅斯年提出了第一个学说，挑战传统“华夏”观的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他认为上古三代之间的关系是平行互动的关系，总有两个种族之间存在竞争及战争，舜是东方的部落首领，禹是西方的部落首领。此外他还质疑传统的周文化中心论，认为中国的文化传播是由东部向西部发展，并指出殷、周是两个完全不同文明的系统。有别于传统史家，他还对东方的殷商文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此后，1937年，傅斯年又开始着手研究儒家道德哲学的起源。他试图恢复《左传》《国语》《周礼》的可信性。当然，对于傅斯年来说，虽然他在努力修复古史的可信度，但是他所做的并不是恢复传统史家的观点。王沉森先生就指出，在经历过疑古之后重新缀合起来的中国古史已经截然不同于传统史学画面。傅斯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傅大炮”：政治选择与五四寓言

一般来说，从1937年至1950年是傅斯年的行政工作时期。这段时间内，他除了继续担任史语所所长一职外，他还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校长、台大校长等教育、学术行政职务，并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立法委员等政治职务。

其实在傅斯年学术生命最为成熟的1927年到1937年，已在学术与行政之间匆忙的他就曾说过，“吾这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

这就是傅斯年，他说“二十年不谈政治”，也曾说“不能离学术太远，也不能在学术里呆太久”。他的矛盾正是他在政治道路上最为荣光的时刻，是他将当时中国最为显赫的两个先后掌管国库钥匙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轰下台来。这种英雄一般的努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社会荣誉，并有了“傅大炮”的赞誉。但傅斯年更像一个劝谏者，他说：“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帮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诚然，在20世纪儒家道路中断之后，新时代知识分子依然秉承着古代士大夫的超越精神。但要做一个清流、现代劝谏者，并非权贵、没有门第荫护的知识分子所凭借的精神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有学者称，这是新时代傅斯年等新知识分子所凭借的新道统——现代知识。此言不虚，傅斯年等一代知识分子，从“五四”中成长起来，用现代知识武装成启蒙大众的“猫头鹰”。但后来，启蒙的浪潮在中国云谲波诡的政治现实下，一次次被迫中断。尤其是1937年民族危亡的时刻，大多学人都扛起了民族救亡的旗号，更有“五四”学人想把启蒙和救亡不免牵强地结合在了一起。

作为傅斯年，他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政治意向可以选择，但是同时他的史语所却在一如既往地担负着这一代学人无法躲避的学术建设的任务，乃至被“左”派史学称之为“饱学的奴才”也不为所动。傅斯年更是淡定地不予理睬这些批评者。

王汎森之所以把傅斯年放在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去讲述，还因为上个世纪政治的巨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及社会机构始终无法迈过的一个坎。在社会浪潮中巍然不动、坚持启蒙的历史学术中心——史语所，终于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巨变中被赶到了时间的边缘。

不仅如此，“五四”启蒙精神也逐渐被纳入了官方话语，“每代新人都因他们自己的需要和抱负，为‘五四’启蒙运动创造了不同的意象”。这种把历史做成批判现实的镜子的过程，被美国汉学家舒衡哲称之为“寓言化”。

在这一点上，傅斯年是早有认识的。对同仁能否将启蒙精神有效地传播到社会中去，他早就深感怀疑。在一封给胡适的信中，他更进一步批评“新”青年的虚假意识：“我们应当常常自问：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我们现在腼颜自负的绝无，不和当年提过考试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更何况治事威严、身体力行的傅斯年也无法突破社会政治的尘网。不知是否是在政治行政事务上浸淫日久，还是政治大形势发生的剧烈变化的影响，生命晚期的傅斯年至少在“左”派分子眼里已是“寓言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已经成为压制学生运动的当局者，成为的一个工具了。

不过，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王沉森引用殷海光的说法：除了傅斯年外，大多数的“五四”青年已经“用旧了”。只不过此时的傅斯年虽然依旧认为摧毁传统是引进新事物的先决条件，只是似乎他已经在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之间找到了某种和谐。

傅斯年尚且如此，其他人则不敢想象。“寓言化”的“五四”已不可避免地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场“喜剧”。

那么，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真是枉费吗？

种桑长江边的无奈

“我们做的工作是枉费吗？”这是早先在民族救亡时，李济在通函中对自己与同仁们的反思。

且先看在上世纪政权更迭之际，胡适和傅斯年都不约想到的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当年，傅斯年把自己锁在了小屋里反复背诵这首诗。王沉森心有感触地说，似乎他曾经所努力争取的东西正在散去，他正思考曾经他所称赞的价值理念。傅国涌也曾在他的著作中指出，傅斯年与胡适此时的哀悼更多的是“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这似乎又是无可奈何，聊以安慰的话。可为之付出一生的价值理念，竟如此地脆弱，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李泽厚说傅斯年一代知识分子是“最富创造性和最重要的一代……可称之为创造模式的一代……他们既明确且具有创造性地界定了思想和行动的含义……他们是建设者也是商代怀疑者的信徒，并从中获益匪浅。”如此赞誉，终究也敌不过政治的变幻，还未生根的价值理念终于崩溃。

不过就像当年李济反思自己所做的是否枉费后，李济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继续从事原初的研究，是为国家做贡献的最好途径。

即使历史重新开始，傅斯年等一代知识分子还是会如此把精力投入到对社会的改造的努力中去。种桑人并非种桑不想植高原，谁让他们生在这个急需改变的大时代中呢？而他们又如何能逃离出大时代的藩篱呢？而这不可抗拒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一代知识分子需要承担的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