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现实主义的民族化倾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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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因其“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被瑞典文学院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魔幻现实主义和莫言成了网络上最热的词汇，中国也因此进行了一场快速的全民性的魔幻现实主义知识的大普及。而实际上，这个词汇早已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出现在了欧洲艺术评论界，后又迅速运用到文学领域，并涌现出来一大批拉美作家，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伊莎贝拉・阿言德等，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年）的发表标志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达到顶峰，而其盛行的区域在当时仅限于拉丁美洲的地域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魔幻现实主义被认为是拉美独有的写作表现形式。在此之后，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迅速在世界各地引起巨大反响。
魔幻现实主义被引入到中国读者的视野始于1979年，沈国正在当年成立的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上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生平与创作情况的报告，其后上海译文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之后在西葡拉文学研究会上，中国学者的关于拉美文学的一系列论文的公开发表，以及紧接着1983年由沈国正、黄锦炎、陈泉翻译出版的《百年孤独》更在中国读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自此之后，译界对这方面工作的广泛展开以及文艺界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研究迅速发展，并对国内诸多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莫言的诸多作品如《怀抱鲜花的女人》《透明的红萝卜》等都有明显的魔幻现实主义特色。而同时代的美国，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1977年）的诞生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浪潮席卷至北美并有深刻影响的标志。在这部作品中，鲜明的魔幻特色给全世界文学界带来的是耳目一新的清新感受。当然，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并不是莫里森成功的唯一原因。她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内涵，充满活力的语言描述，充满深情的感情内涵，还有如电影般生动的黑人生活景象的描述，综合起来的原因才是她成功的根本。
由此可见，虽然身处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们的作品虽然都被冠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然而他们的作品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正如他们的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也不同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样，都是绝对性的不同。虽然他们都采用魔幻主义作为表现手段的背景、根本原因，但具体表现都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无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托尼・莫里森，抑或是莫言，他们三者的成长经历在这一点是有共同之处的，他们从小都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这一点都得益于在其童年的生活环境里都有一位精通民间神话传说的亲属。而民间神话传说都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使得民间文化从他们懵懂的孩提时代起就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扎了根，这种文化的熏陶也使他们从小就对本族文化充满了好奇，强烈的求知之心又让他们进一步去探索本族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到最后这种文化就与其思想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因此，无论是神秘的还是现实的，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已经成为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的灵魂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对这种文化的热爱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人类看待自己一样，无论是令人欣慰的好的方面，如文化的灿烂辉煌，还是令人痛苦的不好的一面，如愚昧无知落后等，都是这个文化的真实面貌。因此，无论是从《百年孤独》里充满拉美特色的神奇的拉美的描写，还是《所罗门之歌》里黑人会飞的神奇传说，抑或是《怀抱鲜花的女人》里那神奇的鲜花，都充满着作者对本民族文化的或是痛苦或是喜悦的深刻感受，而这是非本民族的旁人不能感同身受的。
以莫言为例，他成长的时代正是中国经历大变革的时代。政治路线的变化，经济的极端赤贫，人心在极端状态下的善与恶在他孩提时代的心灵的成长中留下烙印，各种极具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再加上自身对这一切的理解与感悟，使得他的作品被人称之为“怀乡”与“怨乡”的乡土小说。而这一“怀”一“怨”真正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极端复杂的心理。在“怨”的外表之下的“怀”才是作者对自己故乡的真正深厚的感情。而他对本族文化的深厚感情最初是作为他写作的文化基点，后来就成为宣泄深厚感情的方式。韩少功在其《文学的根》（1985）中宣称：“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就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不茂。”正因为莫言的作品都深深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才使他成为不可逾越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家。莫言曾这样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家园。”其他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莫里森，她对黑人文化的热爱从不隐晦，并以多种方式来揭示黑人的现状和文化困惑。由此可见，文化背景与感情的民族化是他们写作的根本，也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二、魔幻与现实的表现形式的民族化倾向
首先，从魔幻的具体形式上来看，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1984，黄锦炎版）的开篇中说：“任何东西都有生命，一切在于如何唤起它们的灵性。”这一点其实也点出了三位作者同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但却风格各异的原因。因为不同的民族对同种东西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魔幻化的表现方式也有所区别。比如对于生与死的见解，虽然在三种文化里，人死之后都有鬼魂，但《百年孤独》中拉美文化里的死去的梅尔加德斯和普罗登肖・阿基拉尔等人因为受不了死人国寂寞无聊的生活，又回到活人的世界；而《所罗门之歌》中的鬼魂就像老麦肯・戴德一直跟随着他的儿女的脚步，是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真实生活中而已；而莫言《奇遇》中的三大爷则是典型的中国式鬼魂，在刚离世的时候徘徊在亲人周围不肯离去，到最后了结心事后便去另外的同样热闹的世界中生活。这些都是文化民族化的具体表现。另外，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经常使用的表现手法，而这些则充分体现了文化特色和民族特色。比如《蛙》中的“蛙”象征着汉语中的“娃”，这是对极具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隐喻，是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的民族之痛。而《百年孤独》中长出猪尾巴的人，《所罗门之歌》中的“奶娃”都是历史性的、民族化的，都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都必须在了解其文化背景之后，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隐喻的真正含义，因此也是极具民族化特征的。
马尔克斯说过：“魔幻只不过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外国文学动态》，1982）这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精髓。魔幻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永远都是现实。这一点在这三位作者的笔下有非常明显的表达。比如中国从解放初期到现代的巨大变化；19世纪到20世纪的哥伦比亚从殖民地到民族解放的历史；黑人民权运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变化和发展，都是极具民族化的历史现实。而他们作为经历了或者正在经历着这些现实的人，作为本民族文化中有代表意义的文字工作者，对这些现实的感受和理解必然是超乎常人的。因此再结合非如此不可的文化特色，创造出特色迥异的同属一个文学形式下的优秀作品就不足为奇了。
三、借鉴与发展是民族化的最终出路
许多学者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否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模仿很有争议。甚至莫言自己都承认：“我的小说在86、87、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但如果仅限于此，莫言的文学创作的成就就不会达到现在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程度。莫言曾说过：“《百年孤独》……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的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才发现艺术的东西，总是表层。”（《世界文学》，1986）莫言又说：“《百年孤独》提供给我们，值得借鉴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世界文学》，1986）显然，真正给莫言启迪的不是文学形式这么表面化的东西，而是哲学思想，即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的方式。使他自己去开拓创新创作思路和方法，并以其新的技巧开拓了属于他自己的艺术领地。
托尼・莫里森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与发展是毫无疑问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与黑人文化的结合，再加上莫里森独有的写作方式，简直是天衣无缝。但是方式的借鉴只能说就像是选对了工具，怎样使用工具以及怎样创造性地使用工具才是莫里森、莫言以及其他的作家们需要考虑的事情。非洲黑人文化的落后以及被殖民被奴役的历史与拉美的历史文化现实是有共同之处的，而非洲黑人文化的灿烂之处，即文明与神话部分是莫里森文学作品中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因此，在《所罗门之歌》公开发行引起轰动之后，莫里森的反应反而非常平静，因为对她来说，只是自然地表达罢了。
综上所述，任何形式的照搬主义，都只能导致文学创作的死角。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深厚的文化土壤，任何的文学形式才是世界化的，才是属于全世界的。就像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文集》中写到的那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确，无论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还是托尼・莫里森，抑或是莫言，都是民族化的声音，但同时也是世界的，这就是他们都被世界文学界认可的原因，也是他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是他们真正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