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雅蕴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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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与SMG文广传媒――新闻娱乐频道《可凡倾听》栏目联合开办“可凡倾听”专栏
蔡康永，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作家。曾经远赴美国加州大学读电影，1990年带着编导制作硕士学位返回中国台湾，却阴差阳错地在电视行当里闯出了一片天地。他那幽默、搞笑、无厘头的风格，赢得无数年轻人的喜爱。一个为高雅艺术燃烧激情的文人，如何在主持娱乐节目中获得成功呢？
曹：康永兄，你好。
蔡：可凡兄，你好。
曹：久仰您的节目，今天能够在这么漂亮的乌镇给你做访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蔡：我的荣幸。
曹：我看你的文章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说看张爱玲小说，从小是无意识的，用上海话去读的。
蔡：是。
曹：为什么？
蔡：我们家里讲上海话，那时候张爱玲有一篇小说叫做《桂花蒸 阿小悲秋》，讲的是一个女佣人住在房间里，然后有一段呢，这个阿小，这个女佣的小孩，就呆呆地望着天空，她就说这个月亮好小，星星好少。张爱玲写的就是月亮小，星星少，我看了就想说这句话如果用普通话读的话，好像不可能吧，就是一定是月亮小，星星少吗，对不对？所以我就跟我朋友讲用上海话读，他们都觉得很奇特，因为在中国台湾很多人不懂上海话，他们就照着普通话念了，张爱玲的小说，就不知道用上海话念，别有乐趣。
曹：据说你们家里不仅是说上海话，而且整个这个生活习惯还是按照父母过去在上海的那样的方式来过日子。
蔡：我以前也不晓得，我以为台湾很多人都那样过日子。后来才知道就我们家这个样子，然后家里吃的一些菜好像也偏上海口味一点。
曹：你们家有几款菜可以向我们推荐？
蔡：好像有一道菜叫做豆瓣酥，蚕豆磨成泥然后弄成一片绿绿的那个，有的时候冰起来吃，然后还有一个菜我后来也很少看到是，红烧黄鱼吃完之后，把那个鱼块跟汁留着，然后就冰在冰箱里，叫黄鱼冻，然后要吃的时候就倒出来，还有一种是把生的螃蟹捣碎了以后，泡在酒里面，然后用罐子封起来。
曹：醉蟹。
蔡：醉蟹，是哇。小时候就觉得很可怕，真是难吃啊。还有把活的虾弄醉了以后盖在碗里面，然后直接就放到嘴巴里，牙齿咬那个虾尾的部分，一咬那个肉弹出来，然后拿出来还是完整的壳，肉还在嘴巴里跳，我小时候完全不敢吃啊，所以我觉得上海人吃很多奇怪的东西，可是现在会想念啦！
白先勇先生，著名剧作家，他曾经在一篇《谪仙记》的小说中讲述了一条太平轮的沉没改变了一个女孩命运的故事。后来谢晋导演把小说改拍成电影，蔡康永有幸受白先勇先生邀请参加剧本创作，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意外发现这条沉没的太平轮跟自己的父亲有关。
曹：我记得那个时候，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改成《最后的贵族》的时候，是请你一起参加的。
蔡：对，那很妙。那时候我在加州大学念电影，有一天收到一封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寄来的信，那时候还不流行用电子邮件，然后我竟然看到是白先勇老师从圣塔巴巴拉校园寄来的，那对我们来讲，收到白先勇老师的信真是觉得无上的荣耀。打开来看，他说，你在学电影，你要不要从加洲大学洛杉矶到圣塔巴巴拉分校来，帮我做完这个《谪仙记》的剧本，电影剧本。后来我去了之后他就给我看一叠这个故事，里面《谪仙记》的女主角的爸爸妈妈是坐一艘叫做太平轮的轮船，结果轮船出事了，爸爸妈妈都过世，造成这个女主角流落在异乡。他给我看那一叠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情，我就跟白先勇老师说，太平轮好像是我爸爸的轮船，他大吃一惊，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曹：因为当年太平轮的这个事件，是轰动一时的。
蔡：真的？家里头很少提，因为我爸爸他那时候，船从上海要开往中国台湾的时候，很多人挤不上那个船了，所以他的很多亲朋好友是托了关系，拜托他说无论如何弄个票让自己挤上去，有的人被换下来，把他自己的最好的朋友给换上去。结果太平轮出事之后，他很难面对这些他的知心好友的家属们，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很痛苦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整个家业就完蛋了，后来爸爸恢复做律师的身份，主要就是因为太平轮沉掉以后，他的公司就完全负担不起这个赔偿，其他的轮船统统都被扣押在港口，不可以再营业了。所以我想对爸爸来说，这个事情大概打击很大，因为我出生之后，我家里面有一些轮船的东西是我很纳闷的，比方说，我们家那个望远镜，我一看可以看过3条马路那种，我就想说谁家里有这么远的望远镜，结果我爸爸就会说这个是轮船上用的东西，我也不懂我们家干嘛会有轮船上用的东西，后来才慢慢知道，太平轮，以前曾经是他公司的，可是他既然不愿意讲，而且感觉上对他来讲是一个痛苦的回忆，我们就都没有问，所以直到白先勇老师找我去做《谪仙记》之后，才有机会看到那些文献资料。
曹：我知道你父亲，差不多是年过半百的时候，才有了你，家里是不是对你特别宠爱？
蔡：宠。
曹：宠到什么程度?
蔡：我现在的牙齿还是乱到不行，然后小时候我妈有一天受不了了，要把我拎到牙医那边去说，给你矫正去，我就说我不要去矫正，然后我爸爸立刻就出面说，男生没有关系，不要矫正。后来我有一阵在大学的时候喜欢留胡子，妈妈也会不高兴说，大人还没有死掉，你留胡子干什么，然后爸爸也会说他喜欢留，你就让他留，他就是很宠我。
蔡康永至今感谢父亲把他当一个小宠物养，让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解放，也尽情享受到了自由和快乐。1990年，当蔡康永在美国获得编导制作硕士学位回到中国台湾后，还参加过电影制片及编剧、影评工作。但他最后的出名却不来自电影，而来自电视圈。
曹：你后来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机会，跑到电视台去做？
蔡：徐克导演的夫人施南生那时候受委托，规划一个华人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部，她就派了人来台湾找制作人跟主持人，她说要有点洋派，然后有点中国底子的，不要太老，又不要太年轻的，不要太好看，也不要不好看，所以后来找来找去，就找到我。我就说，那试试看，当制作人，兼做主持人，就开始了。
曹：我想内地的观众对你熟悉，还是通过《康熙来了》这样一个访谈的节目。大家觉得看到你跟小S跟嘉宾之间的这种没有距离感的谈话很有趣。可是好像你自己也曾经说过，从个性来说，你其实是一个特别怕见生人的人，这点特别不可思议。一个怕见生人的人，怎么能去做一个谈话节目？而且做得这么好。
蔡：我跟小S其实都非常胆小。大概观众不觉得，可是我们俩很没有种的，常常害怕得要命。于是常常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就是说，被推出去了，就只好撑起这个架势来。
曹：通常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去定位？
蔡：我们其实一开始没有怎么定位，因为在之前，小S是跟她姐姐大S两个人在一个像娱乐新闻这样的节目里面，有的时候会被大人看成是比较离经叛道的一对姐妹，我就特别喜欢她的个性，就是又率真，又诚实，然后这么漂亮又这么好笑，所以我当时就好想跟她搭档。她一点都不了解为什么我要选她，然后她也不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情，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只是互相在摸索而已，可是那个摸索的过程中大概两个人都觉得脾气有一些很像的部分，我们都有点叛逆，然后爱闹、爱玩，这样下来，两个人就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情在，那个感情进了摄影棚之后是会发挥作用的。
曹：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评论挺有意思的，说小S是火焰，蔡康永是空气。
蔡：那个说法我听过，那时候是说大家看的都是火焰，觉得燃烧得好漂亮，可是没有空气，那个火就烧不起来，可是空气大家是看不到的，所以我非常习惯人家看完一整集《康熙来了》，没有发现有我在场。没有关系，我是很隐形的主持人。
曹：我们在看《康熙来了》的节目，都觉得这个节目的尺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想知道，你们跟一个嘉宾做访问的时候，会不会事先跟嘉宾做做沟通，比如说这个事情有时候不愿意谈，会不会。
蔡：如果来宾是很严格的，讲好了说不要问这一题，我们就遵守，就都不问。嘉宾有的时候会很豪气地说什么都可以问，那就完蛋了，我们就真的什么都问，什么都不放过。
曹：我在看你们跟这个李敖啊，跟这个胡瓜啊，哪怕跟这个连战先生啊，问的问题，我觉得，哇！这个问题也敢问。
蔡：连战那集特别好笑，小S还蛮喜欢连战的，所以，知道他要来也很高兴，然后大S还在家里陪她在家里做了一阵子功课，说要问些什么问题，然后那次是第一次，是真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上节目前，不是我拿着笔，是小S拿着笔在写问题，我看到那个景象大吃一惊，我说我跟你录节目那么久了，我没有看过你拿笔写字，我说好像小学生做功课。她就很认真地说，我要写下来我待会儿要问连战什么问题，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问题就冒冷汗，想说我的妈呀，这怎么能够问，结果后来进了摄影棚之后，小S就直接问连战先生说，真的什么都可以问吗？连先生就说：“真的什么都可以问啊！”然后小S就看看我说，你穿什么内裤，我就立刻，哇，我就叫警卫来把她抓出去，我简直是吓坏了，可是小S就是这种人，就是你如果跟她说，你不要乱问哦！那她就没有种，可是你如果跟她说随便你问啊，那她就疯了，结果那次连先生也很大方就回答了，妙不可言。
曹：很多人说，像蔡康永这样一个有文化内涵的，接受过很多教育的人，就是应该是一个文化人，去做这样的一个通俗的节目，有点屈才，你自己怎么看？
蔡：第一我觉得，抛开我是不是文化人不讲，因为接受这个说法，显得我太骄傲了。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正在有钱起来，有影响力起来的国家，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力，那个影响是什么？我想很多时候那是会透过娱乐，就像我们现在受到日本的影响，美国的影响，韩国的影响一样，有一天中国的娱乐产业，得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出来。如果要有那么好的影响力出来，娱乐业应该是吸收有文化的人唯恐不及的情况，是越多有文化的人愿意加入娱乐业，越值得高兴的事情，越能够发挥出正面的影响力。第二个，其实我不是别人眼中那么有文化的人，我在研究所学的是拍电影，我们那个电影研究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在好莱坞的隔壁，我们教课的老师全部都是好莱坞的导演跟编剧和制片人，他们很受不了你搞一些艺术的东西是不卖钱的。就是说观众花靠近100块人民币买张电影票，去看看电影，然后你不给他情绪的满足和宣泄，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在加州大学受教育的时候，老师的训练是很严的，如果你5分钟内不讲一个让观众耳朵会竖起来的故事，立刻他就把你DOWN掉了，就会觉得你这堂课就完蛋了。那时候，我真的眼界大开，想说他们对待娱乐的态度是很专业的，就是你要娱乐观众，你要做好品质，可是你要有娱乐感。我学的是这个东西，我可不是念哲学系毕业出来的，所以我也觉得娱乐别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只要你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你的娱乐故事里面有一丝给别人的安慰，有勇气，有启发，那个我觉得就太好了。
曹：那你跟小S合作这么长时间，如果用简洁的、最最简洁的一句话来形容小S的话你会怎么说？
蔡：我觉得就是“浑然天成”这四个字。我没有碰过像她这么能够把对人生的乐趣直接感染给别人的漂亮女生，她的浑然天成，是说有些美女对自己的美丽很自觉的，她举手投足之间都知道她好美，容光四射，然后别人一定会看她。可是小S觉得自己美，可是又不在乎把她弄糟，她扮丑，她也不在乎，然后她把自己搞得很可笑，她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障碍。
曹：那和小S相比，你的另外一位搭档林志玲，你觉得她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蔡：林志玲在我看来是有明星的潜力，她应该会变成一个巨星，偶尔才露脸。当时，林志玲会走上主持这条路其实是跟小S有关系，台湾有两个奖项，一个是电视人的奖项，叫做金钟奖，一个是电影人的奖，叫金马奖。那时候，那一年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康熙来了》的第一年，结果我们那个电视台忘记把我们两个人报名到金钟奖里面去了，那小S就当然很难接受这个状况，因为她很期待，以《康熙来了》当时的气势，能够得到金钟奖。而那个奖对小S来讲可能很重要。那我就跟小S讲，如果你这么想，你这么在乎这个奖，那我们两个就去闹一闹金钟奖啊，我说一个晚会，观众只要记得你三件事情就够了，3小时的典礼，只要你做了3件让观众津津乐道的事情，你当晚其他的表现都没有关系，你跌倒了，你忘词了，你头发散乱，都没有关系，只要有3件事情让观众觉得你好棒，你就赢了。我说我帮你设计三件事，然后我们就去主持金钟奖，她说好，那我们就去吧。结果我们就去主持金钟奖，主持的时候呢，那当然她一贯的这么好笑，又这么漂亮，所以金钟奖那次主持得很成功，问题是，金钟奖之后一个礼拜，我就要主持金马奖了，然后我没有搭档，因为小S不是电影圈的人，我没有办法抓小S来搭金马奖，我说完蛋了，就是我自己搞了一个我跟小S先主持金钟奖，然后金马奖压不过它了，怎么办？金马奖也是一个大典礼，也应该压得过去，后来我就说，那我拼了吧，我使出杀手锏，我找林志玲来搭档。林志玲一次都没有主持过，她甚至连电视节目都非常少主持，可是她竟然答应了，我就想，哇！这女生也太勇敢了。那一次我说你呢，你就先下去给人家一个拥抱，可是你要记得你去抱梁朝伟的时候，要穿着你的披肩抱，抱完之后，你要抱刘德华，抱刘德华的时候你要记得把披肩脱掉，而且要把脱掉的披肩交给梁朝伟说“来，你帮我拿着”，然后观众就会乐坏，就会说你，说你太坏了，你怎么可以叫梁朝伟拿。梁朝伟就乖乖接着那个披肩，然后她就穿着很性感的礼服抱了刘德华，那是当晚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然后也造成了她每次主持都要抱人家的一个结果。林志玲大概因为那一次的合作，才愿意当一下主持人。可是我在那一年当中一直跟林志玲讲，不要主持，不要那么接近观众，拉远距离，变成巨星。所以后来她去演电影我觉得是非常好。
曹：你做了这么些年的主持，你觉得自己是怎么看主持这个行业的。
蔡：我在台湾没有被当成是正统的主持人，我常常被归为异类。我每次如果有节目得奖，都会引来一片骂声，就是说又给异类得奖，不给主流得奖。我自己觉得，我也没那么娱乐观众的习惯，可凡兄如果看台湾的某一些节目，他们是很敬业的要娱乐观众，他们敬业到可能可以被丢蛋糕在脸上，可能可以被丢到水里去，然后大热天在庙的前面做很多的汗流浃背的运动，他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为难，可是我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我还是有抗拒，如果就娱乐的标准来讲，我显然不及很多人敬业，那就表示我只能够主持某一些种类的节目。
曹：你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主持人，有时候就像做邮差一样寂寞。
蔡：对，对。
曹: 为什么会这么说？
蔡：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邮差就是那个每天都打开邮筒，可是永远都不可能打开邮筒之后看到上面有一封信写着邮差先生收，他永远在帮人家送信。所以你虽然天天看到他出现在那边，可是他工作跟他本人没有那么强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主持人是常常出现在电视上，观众可能天天都看见我们，可他们其实不太知道我们是谁。他可能可以从周杰伦的歌里面找出周杰伦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可以从黄磊的演戏里面找出黄磊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很难从张小燕的主持里面找出张小燕是什么样的人出来。主持人是一个非常隐藏的人，所以我觉得可凡兄跟我们大概都一样，我们就像邮差一样吧。如果有一天打开邮筒，看到一叠信写给我们自己，我们要吓坏的，除非见了鬼了，不然怎么会这个样子。
曹：好的，谢谢康永兄。
蔡：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