铿锵男人庆山:10年为“艾滋妈妈”接生无畏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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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他为广东第一例“艾滋妈妈”接生，一时间在广东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扩散到全国，反响和争议都很大;此后，又有30多名“艾滋妈妈”从他手中抱过新生的孩子……
他是广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主任庆山，同时也是广州乃至全国第一个为艾滋病孕妇实施母婴垂直传播阻断接生手术的医生，更是在此领域展开研究的第一人。
勇者无畏，他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庆山从医学院毕业后，分到了广州市妇婴医院工作。1998年6月，已担任妇产科主任的他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合作，首次对一位艾滋病孕妇进行引产手术。
艾滋病孕妇杨玲是广州市荔湾区人，28岁，与男友都是静脉吸毒者。半年前，她发现自己怀孕后，便打算和男友结婚。然而，当他们去街道办事处办结婚手续进行婚检时，杨玲和男友都被查出患了艾滋病。于是不得不做引产手术。
引产手术，在医生们看来只是“小儿科”，但这次引产手术由于患者有艾滋病，庆山和同行都非常紧张和慎重。做手术前，庆山穿了5块钱买来的雨衣和高筒雨靴，头戴摩托车头盔，心里还是有些发憷。对杨玲做了羊膜枪穿刺引产手术后，庆山好像虚脱了一般，很累很累。但杨玲无奈､伤心､遗憾的表情，一直刻在了庆山心里，他想:一个“艾滋妈妈”为什么不能拥有生育一个健康孩子的权利?
晚上回到家里，庆山为了不让妻子担惊受怕，他决定瞒住这事，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但第二天，妻子就从丈夫的同事口中得知了这事，吓得她赶紧把丈夫昨晚换下来的衣服拿出来扔掉，并且生气地对丈夫说:“别跟我提这是你的职责，希望你以后别这样冒失做事情了。”庆山只好安慰妻子，说艾滋病主要通过血液､母婴､性这三种途径传染，他没事，妻子这才消了气。
从这以后，庆山的心里时时刻刻想着“艾滋妈妈”的事情，他认为，面对“艾滋妈妈”盼为人母的天性，只堵不疏，总不是个办法。他对医院领导说出了自己大胆的想法，得到批准后，带头开始了对母婴阻断技术的研究。不久，包括庆山在内的医疗人员总结出艾滋病母婴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并用综合性干预手段对病毒传染进行阻断，可以使母婴传播几率由30%下降到3%以内。
1999年国庆节，一个叫赵小红的女人，快生产时被一家医院检查出是艾滋病患者，医院当即拒绝了为她接生。最后，她跑了几家医院，都被拒绝了。无奈之下，一心要做母亲的她只好向广州市卫生局求助。市卫生局一时为难了，向庆山征询意见。庆山当即决定将母婴垂直传播阻断接生手术在她身上进行首次试验。这个惊人的消息传开后，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顿时炸了窝，开会时，议论纷纷:“为‘艾滋妈妈’接生可不是做引产手术，太危险了!”“给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医护人员会接触到病人大量带有病毒的血和羊水，万一感染了谁负责?千万不能做!”“要是污染了手术器械､床铺，造成其他病人的感染怎么办?”在一片反对声中，这事只好暂且停了下来。
可艾滋孕妇不等人，一天天接近临产的日子。庆山急得嘴唇上起了水疱，他到市八医院一个个做思想工作，他说:“你们要理解一个女人做母亲的心情，一个女人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母爱是圣洁而伟大的。我是主刀医生，我不怕，你们怕什么?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得细致，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给这位艾滋母亲一个机会吧!”终于，那些反对的人为庆山的勇敢和善良而感动，默默地接受了。
为赵小红做接生手术那天，庆山和手术小组人员商议手术流程应该怎么设计､怎么做才能防范医护人员受伤感染。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防护服，到最后“登场”的时候，庆山还是用以前为杨玲做引产手术时的土办法:把摩托车头盔戴在头上，身上穿着雨衣，脚上穿着高筒靴，手上再戴上几层橡胶手套，从头“武装”到脚。
庆山心里虽然很自信，但到了最后，他还是战战兢兢走进了赵小红的病房。由于天气很热，加上医院临时手术室条件简陋，通风也不好，当 庆山从手术室走出来时，浑身都不停地滴水，但他高兴地宣布:孩子生出来后很健康，没有感染，这次手术初战告捷。
当天，经过媒体的报道，整个广东医学界就如平静的湖水突然飞进一块巨石，掀起了轩然大波。庆山成了第一个勇于“吃螃蟹”的人。
不惧流言，最能感动知心爱人
庆山“成名”了，各种压力也随之而来。一回到家，妻子就将庆山的生活用品全部分开，并给他准备一套专用的碗筷。晚上睡觉时，妻子冷淡地扔给他枕头和被子，庆山什么也没说，低着头，拿着东西到沙发上睡觉去了。第二天，庆山就接到妻子的手机短信，说如果他还想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的话，他就必须放弃这份高危工作。庆山没有给妻子回短信，继续埋头工作。
在与妻子的冷战中，庆山每天下班后只能跑到外面吃快餐。一天晚上，他回到住的楼下时，碰到一个熟人的小孩子，他从袋子里拿出刚买的苹果，递给小孩子一个。正当小孩子要接时，他的父亲冲了过来，大喊道:“儿子，不能吃，有毒啊!”庆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狠狠地将苹果摔在地上。
最令庆山伤心的是，连他最好的朋友也避他唯恐不及。以前，庆山和这位朋友关系很亲近，可是在他为艾滋病人接生后，朋友就不接他的电话了。有一次在街上碰见，朋友将头扭到一边，装作没看见他。这让庆山感到非常寒心。
别人的误会和歧视，没有把庆山打倒，他开始总结摸索防止术中感染的经验。他让医院从外国买回来防护衣和护目镜，以后做手术时就不用头盔和雨衣了。之后，庆山又设计了一张隔离台，需要递送的刀剪器械不再在医务人员之间直接传递，都先摆到台面上，然后再从隔离台上拿取。这样一来，就能避免传递交接中被利器碰伤､划伤的意外了。
不久，第二个“艾滋妈妈”找到了庆山。孕妇叫许慧霞，在去外地出差的路上遇到车祸，紧急输血时感染了HIV，直到她怀孕做围产期保健检查时才发现被感染。
为了避免生产过程中的感染，庆山和同事们早就商定了剖宫分娩，连手术计划都拟好了，就等着产期的到来。虽然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多星期，但孕妇身患艾滋，所以病房上下都高度戒备，随时准备进入待发状态。
那天上午，办公室的紧急信号灯忽然闪烁起来，发出刺耳的响声，庆山猛地坐起来，一看牌号，“许慧霞!”他一边招呼值班医生，一边飞速奔向许慧霞的病房。
惨白的日光灯下，许慧霞的面色也是惨白惨白的。打开被子一看，羊水已经破了，更要命的是，羊水是红色的。也就是说，子宫内膜非正常脱落，子宫内出血了。
许慧霞脸上出现了慌乱的神色。出血就意味着孩子遭受感染的可能成倍增加。原本胎盘可以屏蔽过滤艾滋病毒，但是生产中的出血以及分泌物通常使得婴儿也被感染HIV。而担架一时没来，她二话不说下了床迈开步子就走。庆山搀扶着她，看着混着血污的羊水顺着她孕妇裙下肿胀的双腿流下来，她不管不顾，反而越走越快，仿佛她走快一秒，孩子得以生存和不被感染的可能就增多一分。
当许慧霞躺在手术台上时，羊水已呈污浊色。这意味着胎儿处于危险的缺氧状态。麻醉师给她实行了硬膜麻醉，庆山开始拿探针测试她的清醒程度。真要命，三分钟过去了，她依然清醒地睁着眼睛，声音轻微而坚决:“救我孩子!快救我孩子!别管我!”一分钟后，许慧霞的手和脚腕被固定在产床上，麻醉师也预备好了针剂，主刀的庆山闭了闭眼睛，手术刀迅速地在许慧霞对麻醉不起反应的肚皮上划切下去，皮肤裂开，脂肪层､肌肉､黏膜､子宫……
胎儿终于被取出来，脐带绕着了颈部，因为缺氧，他的脸已经青紫。在庆山有节奏的拍动下，婴儿吐出了口中的污物，终于发出了第一声微弱但清晰的啼哭。
庆幸的是，许慧霞经过急救，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孩子HIV原体也测试为阴性，母子平安。
回到家，庆山把这事对妻子说了。妻子被这位艾滋病妈妈的母爱深深感动了，她流着泪对丈夫说:“以后，我不阻拦你了，一定支持你的工作。”这次的交流，让他们彼此的心灵终于交融在一起。
虽然妻子理解了庆山，但他的工作时时刻刻与危险相伴，她还是常常心惊肉跳。只要庆山为艾滋病孕妇做接生手术，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一次，庆山为一名产妇接生，他顺利地把孩子从母亲的子宫里取出，守在一旁的一名儿科医生马上接过婴儿，给婴儿喂服阻断艾滋病感染的药物。突然，大家被儿科医生的惊叫吓了一跳:只见他举着已经脱下了橡胶手套的左手，上面挂着一道刺目的血痕!而“凶手”是一块小得几乎看不见的玻璃碎屑。这意味着这位医生已经发生了职业暴露，极有可能被感染。
妇产科顿时乱成一团，很快，医院的人都知道了。妻子得到消息后，
心急如焚，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打的去了第八医院。一路上，她都在不停地为丈夫祈祷:亲爱的，你千万别出事啊!当她看到丈夫平安时，才松了一口气，“哇”的一声，哭着扑进丈夫的怀里。幸运的是，这名医生吃了预防药物后，逃过了艾滋病的“召唤”，在之后半年和9个月的艾滋病毒检测中，结果都是阴性。
这次与危险擦肩而过后，庆山的工作又多了一项:给出现了职业暴露的医生､护士们作风险评估，分析暴露发生的时候，医生被感染的几率有多大，到底要不要吃药。
经常为艾滋病妈妈产检､接生，庆山在圈内渐渐成了“名人”。全市妇幼保健院､疾控中心乃至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艾滋病孕妇，首先就会想到庆山，给他打电话。
一次次的成功，也增强了庆山对这份高危工作的信心。除了为“艾滋妈妈”做接生手术，他开始把自己的手机当成咨询热线使用，为那些“艾滋妈妈”排忧解难。他先告诉“艾滋妈妈”生育的风险，再由其作出选择，但大多数的“艾滋妈妈”选择生下小宝宝。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政府部门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卫生行政部门不再劝说干涉，计生部门也不再扣发准生证。
当然，也有少数艾滋病孕妇吃了抗病毒药物，因受不了身体的折磨选择了做引产手术。每每看到艾滋病孕妇痛苦的表情，庆山心里也很难受。
后来，庆山想到一个办法，把刚刚生完孩子的艾滋病妈妈和正在经历怀孕的准妈妈召集到一起，让她们之间互相安慰､互相传授经验。
杨菲住在广州市白云区，2007年，她在怀孕3个月时被发现携带艾滋病毒。夫妻俩经过商量，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然而，抗病毒药物给杨菲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副作用，包括眩晕､四肢乏力､贫血和肝功能受损。一天，庆山接到杨菲的电话:“我头昏眼花，不行了，我明天过来，把孩子打掉。”庆山对她说:“过几天我带你去参加个会。”
几天之后，庆山自掏腰包组织了6位“艾滋妈妈”，在越秀公园旁边的一间茶社内坐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心理学上叫“同伴教育”。给杨菲进行“同伴教育”的“艾滋妈妈”里，有一位老师，儿子已经3岁半，确认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她当初服用抗病毒药物时的副作用也很大，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她的切身经历感染了杨菲，让她打消了引产的念头，决定继续服药。几个月后，杨菲生出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由于庆山支持和鼓励艾滋病孕妇生下孩子，经一家报纸披露，立即在广州引发了强烈反响，在“生”还是“不生”的问题上展开了大讨论。
一位反对生的高校老师言辞激烈地说:“假若孩子生下来感染艾滋病毒，可能不到10岁就会夭亡;即使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他们的成长可能也充满艰辛。由于人们对艾滋病条件反射般的恐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将是孤独､冷眼､嘲笑､歧视。这是对下一代不负责的表现。”
一位支持生的学者称:谁能剥夺一个女人当母亲的权利?失去这种权利，失去爱与勇气，一个绝望的HIV携带者或发病者，对自身和社会，何尝不是一种失败?
这些沉重的问题，可能没有人能解决。庆山的解释是:“在艾滋病孕妇面前，我会把一切问题告诉她们，让她们自己决定，这是她们的权利。我能做的，就是利用科技手段，尽量将悲剧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是的，他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悲剧降到最低。除了一例母婴阻断失败，一例失访，其余的宝宝都很幸运地躲过了艾滋病病毒的侵扰。
从事这份高危工作以来，庆山和妻子多年来一直瞒着两边的父母，怕他们担心。2007年年底，庆山被列入“广东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之一，加上新闻媒体再一次对庆山的事迹作了感人的报道，庆山的岳父母终于知道了这事。
岳父打来电话，叫他们夫妻俩过去一趟。到了岳父家，庆山做好了迎接暴风雨的准备，没想到，岳父走到庆山面前，说:“庆山，我向你致敬，你是一个勇敢的男人，我们都支持你，并为你感到自豪。”庆山知道岳父的话里有多少担忧和爱啊!而这份担忧和爱总能在他彷徨时给他力量，迷茫时给他温暖。
让庆山欣慰的是，他所做的一切，大家都看到了。2008年6月的一天，一位女孩子在网上给庆山留言:“医生，您是一位真正的铿锵男人，向你致敬!我会珍爱此生，远离艾滋病……”后面的跟帖，竟然有很多人向他致敬。远离艾滋病，正是庆山所希望的，他祝福天下的母亲都能正常地生下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