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反“不改革” 也要反“乱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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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首先，红利是个形象的比喻，其实质是发展的动力。一个经济体要发展（不是简单的增长），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竞争优势。我们说有享受到了各种红利，主要指的是具备了这些条件，发挥了这些比较优势。我们过去比较强调要素红利，包括劳动力红利、要素红利等，但从历史看，过去30年其实我们享受主要是改革红利。为什么？要素红利原本就在那里的，只是传统体制与机制制约使这些红利没法释放出来；只有改革才打破了这些制度制约，使要素红利有效释放出来。

其次，怎么理解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可以从规模和结构两个方面看。从规模上看，改革红利无疑是指改革带来的收益要超过改革的成本，全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得到提升；从结构看，改革红利指的是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受益。总量与结构两者都很重要。没有总量福利水平的提升，就谈不上发展；而没有公平享受改革红利，可能有一些人不仅没有改革红利，还会遇到改革黑利。

第三，我们强调，改革要以公平可持续为导向，公平的含义就是要按改革收益匹配改革成本。改革成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有利益的冲击。但人总是不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因此，每个人承受的实际改革成本，与他们是否有能力规避冲击有关。一些改革之所以在现实中受到质疑，与公平有很大关系。

第四，公平本身也是一个令人纠结的概念，这是一个相当主观的判断。公平的改革（包括公平地分享改革利益和承担改革成本），不是哪位领导说公平就公平的，这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机制安排。比如，改革的公共政策要经过公众参与和互动，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

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利益掣肘，以至于认为“调整利益比调整理念还难”。在实际中，释放改革红利关键在于防止利益集团绑架改革。

既反“不改革”，也反“乱改革”。改革既需要战略家的高屋建瓴，也需要外科医生的精确实施。没有前者，就有可能带来“不改革”；没有后者，就有可能带来“乱改革”。两者皆不可取。

从历史看，“乱改革”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没有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改革；或者强行推进社会普遍不认同的改革；第二，在改革策略上没做好相应的准备，匆忙改革。细节决定成败，一项改革中，各部分推进的优先顺序有时候也很重要。没有做好相应的谋划就推进改革，可能会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和困难。第三，绕开硬骨头，只改容易改的，难改的迟迟不动，绕着骨头转圈。第四，改革红利不能公平分配，改革沦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

真正的改革支持者，反对“不改革”，也反对“乱改革”。不改革的前景各方都看得很清楚，但乱改革的后果往往是滞后的，这就需要提高改革的科学化水平，要更多地倾听社会的声音，更多地汲取基层创新的经验。

改革红利的释放倒并不难，我们当前体制机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任何一处的改进，都可以释放一些红利。比如，私营企业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政府具体的财税政策支持，而是政府向市场多放权，管制更少些。但不同的改革措施释放的改革红利是不同的。税制改革，我认为可能释放出来的红利比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更大。但政府自身改革，释放出来的红利规模，恐怕其他改革还很难相比。因此，尽快破题政府自己改革，相当重要。

未来几年，除了总理在答记者问上提到几方面改革外，更重要是需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司法公开。尽快以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为重点，完成大部门体制改革。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