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得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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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亲戚在十一期间遭遇了一次意外，原因是他从一个高速公路的隧道口跑步穿行，当他看到一辆越野车正冲他撞过来的时候，他站立不稳，摔到了那辆车底下。那个越野车司机也吓坏了，他本来看到一个胖胖的黑影闪了一下，但踩下刹车后却找不到人。晕了十几秒钟后我那个亲戚从车底下爬了出来，还好，他受到的伤害主要是恐惧和烫伤——当时的太阳把路面晒得很烫——其实，这个中年人本来可以从过街天桥穿过这条路的，而且他过马路后什么要紧事都没有。他为什么会急着从隧道口跑过去，他的解释是，不愿意在那等，“总得做点什么。”

“总得做点什么”，这种想法还真是要命，很多人因此送了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我那位亲戚那么好的躺倒功力——另外还有的投资者也因为这种概念倒了霉。

我有幸认识一位所谓私募基金的经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那种，我们两个人同时接触一个种新东西，往往他总能很快就找到这种新玩意的规律，而我还糊里糊涂的。在2007年，本来他做出了比谁都正确的选择，估清了全部股票，把每天的工作变成看一下新闻并且等待股市暴跌。当他准备好了去泰国度假旅游的机票的时候，客户的电话来了，在电话里那些小富翁们愤怒地指责他，为什么会在这么好的情况下不赚一把；他的老板知道他卖光了股票去度假后也很生气，公司给你这么高的薪水不是让你度假的，你总得做点什么。

最后，大家的压力果真见了成效，在2007年的10月他又把自己控制的钱放到了股市上，争取再捞一把，但是后果大家都知道。当然，后来还有更气人的，那个私募经理后来跟我说，在2008年十月那些客户又找到他的老板说，这么差的行情，你们不能坐等着市场下跌，你们总得做点什么。

这种情况非常像小弗雷德·施韦德（Fred Schwed，Jr）写的那本《客户的游艇在哪里》里边说的那个只会说“不”的大银行家，那个大银行家因为有足够的钱，根本不用做什么冒险的生意，所以对希望得到贷款的客户总是回答“不”。改变“不”先生的人生的是在1929年的9月，他实在经不起外边人们赚钱消息的折磨，开始偷偷地投资股市，开始他的冒险投资就像“一个35岁还没有约会过的女孩——35岁的女孩，嗯，先这么称呼吧——第一次在房间最阴暗的角落里，偷偷对着镜子抹口红。”到后来，“不”先生越来越大胆了，但坏消息来了，1929年大萧条随即开始。

不管是我那个好身手的亲戚，基金经理朋友还是“不”先生，都告诉我们，如果你脑子里出现自己“总得做点什么”，这其实是个危险的信号，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还是什么也不做的好。

另外，这个礼拜应该是1929年大萧条的八十三周年，而且10月是资本市场最容易出事的时候，投资者，小心点。

所以镜头基本对准的是最好说话的那群人，他们散落在火车站，工地，卖场，朴实的劳动者对镜头都比较客气。但总的来说，有细节的回复内容少，客套话多。

不过尽管如此，它并不招人（至少我）烦。你仍然可以看到生活百态，比如晨练拉弦琴的老头子，就是最容易赞美党的政策的一群人，说话都是一套一套；送快递的90后小伙就可能会问这个节目什么时候播，因为他希望女朋友可以见到。而“我姓曾”的回答，也完全可以被淹没在素材之中，它首先可能被记者扔掉，然后被他的领导扔掉，最终被审片的大领导咔嚓掉。从这些角度讲，节目组是有新意的。行文至此，笔者忽然感觉，一种叫五毛的风险已悄悄到来。不过，whocare？我马上就给它画上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