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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与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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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意而温情

白云之南、洱海之上是一片人类向往的地方。这里曾经生存和走出一大批中国虎虎生威的艺术家。从85至今,在这片土地上的艺术创作我们有目共睹。那些当年奔走相告的艺术青年如今已然成为江湖老大,那时名不见经传的圭山小村如今也成了人尽皆知的风景名胜。这里云山环绕,碧水相随,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长的艺术家都有着温文尔雅的气质,艺术创作有着鲜亮的个人特色也都有着洱海般的特性,热烈而永久。

段玉海也是其中之一。 不同的是段玉海是能呆得住的人,其时86年大学毕业的他正处在中国文艺青年文艺大串联时期,很多展览在各地开花,很多意气奋发的青年艺术家相约走南闯北,结交同好,一起举办展览,留下很多江湖传说。而段玉海则常常带着画架默默地出现在这些曾经的风景名胜,云南的山地村庄没有他没去过的,经常他的大吉普装载着他的家伙什在云南山水间的路上.....云南的糯黑村、昆明滇池湿地、云南的红土地,昆明市石林县圭山都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尽情地绽放、肆意的妩媚,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云南艺术家,段玉海像是云南山水的情人,他不辞劳苦的魁梧身影经常出没在风景里,引得每处的风景都无限次的进入到他的心里,他的画里。

段玉海是在用一颗虔诚的心与所见的风景相遇,默默感受每一种自然植物的个性,用画笔表达出对于他们的理解与怜爱,似乎在对他们说:我懂你的娇艳,我懂你的苍茫,我懂你的沮丧,我也懂你在太阳下的疯狂……作品在油画颜色和笔触中淋漓尽致地倾泻了艺术家的情感诉求,恣意的笔触、浓烈的色彩,处处蕴涵着生命韵律,洋溢着诗意般的温情。段玉海笔下的风景,即使是在萧瑟的冬天也表现出生命的张力和渴望。东山魁夷曾说“倘若樱花常开,我们的生命常在,那么二者的巧合不会引起任何感动。花儿由于其可能凋谢才更显示出生命的光辉。”也许是艺术家体悟到了生命的无常,因此在竭力表现生命力的奔放。

段玉海如今的绘画颜色更加浓郁,用笔松动随性,他并非仅发乎自然主义对风景进行写实,也不囿于对客观自然美的写生,而是通过自我独特的绘画语言表达出对自然的理解。这种自我对自然认知的态度,通过艺术家其他的作品系列,可以更完整地凸显出其笔下的风景在其艺术脉络中的价值和意义。风景画是段玉海与自然的关系在交互的过程中,对自身本质的更深层次的关照。

疏离与转变

段玉海从1986年云南毕业之后的《木瓜上的月亮》到现在系列写生创作风景画,中间逾经近30年的创作。在这个历程中,艺术家的作品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系列:1990年-1991年的《情人日记》;1993年-2004年的《大赝品》;1998年-1999年的《挽歌》;2004年-2011年的《时代风景》。无论艺术家从内容题材到绘画方式如何变化,内在的精神核心一直是关于“我”这个概念的外在显现:我究竟存在哪里?我是谁?我与世界的关系究竟何如?……30年来,段玉海在他的作品创作中不断地在展现着“我”的全貌。如果按照弗洛伊德对于“我”的层次陈述,段玉海的“自我”—自己意识的存在和觉醒—集中体现在《时代风景系列》中;“本我”—是原始欲望的自然表现—本着快乐原则的是他的风景写生创作系列;“超我”—是社会行为准则及形成的禁忌—集中体现在《大赝品》、《挽歌》系列作品中。

有意思的是,当艺术家作为外在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中,也就是“我”在作品中的出现,与艺术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在场缺席互为关联。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艺术家与画中女性形象之间的微妙表达的变化脉络,从《情人日记》中比较抽象的女性形象,到《大赝品》系列作品中,那些掩盖隐藏于中国民间年画里的世界名画中的女性形象, 到2004年《大赝品—三美神》后有所改变,女性形象完整的在场, 画中的女性形象依旧挪用了是世界名画女性中形象的动态与构成方式,但对女性的身体语言,艺术家却以戏谑的表情,略带亵玩的手法,将画中女神们艺术化地加以压缩扭曲,略微变形;期间《挽歌》中女性形象虽然很美丽很完整,但却是塑料模特;后来《时代风景》中才出现了现实世界中完全写实的,美丽“真实”的女性形象。与此同时,艺术家的个人形象也开始出现在画面里,女性形象从隐匿模糊到清晰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符号,并非全是性别意义上的,更多包含着艺术家对于社会现实的隐喻以及自我与社会的一种关联。最初的模糊的世界名画中的女性形象,是艺术家对于消费社会的一种反讽和批判,是艺术家对抗世界的一种方式,用传统的形象和带有道德寓意的图像来抑制现代生活的虚伪和欺骗。如果说1988年《木瓜树上的月亮》充满了童话般的美妙和梦境般的想象,“我”对现实还是充满了美丽的想象,那么《时代风景—我》则是一个处于现实中的我,艺术家由一个缺席的梦幻者,正逐渐转变为一个画面中真实存在的客体。 画面中被现实繁杂多样的生活、具有诱惑力的种种事物包围的“我”,面部表情怡然自得,甚至都是惬意的。当艺术家乐于向世人显露“自己”的生活,将此情此景公诸于世之时,其实是一种反观“自我”的净化过程,也是回向现实的一种途径。经历了无数次反观和描绘后,现实的都市生活和周遭社会仅仅是日复一日地变换着状态,一切仍杂乱无章混乱不堪,乃至吞没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如果逃离现场呢?隐匿在偏安一隅的世外桃源里,从一个与消费社会、现实社会的关注者、被动接受的抗争者,游离到自在自为的绘画行吟者。与其与之持续对抗,不如转身山水间,也许,内心的隐衷是永远停驻在这一方山水之间……段玉海曾说“我常常茫然而感到沮丧。我的作品就是这个赝品时代的反映,作品没留下什么,实际上什么也留不下来,因为作品本身就是‘赝品’—假的”。段玉海要寻找的真实自在,也许真的只有在自然山水间才能找到答案。

放逐与归隐

段玉海创作性的风景写生早在2006就开始了,近两年渐续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风景画对自然美的表现从来不是对自然本身的认识,而是人类文化以各种方式显示自身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不再是宗法社会中物我一体的关系,而是人类在追求发展与财富的过程中,破坏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基础,人类在远离自然的时候,实际上也疏离了人的自然本性,从这时起,自然成为人类渴望回归自然本性的精神寄托。”

线性地看待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历程,可以从中解读出艺术家主体性写生创作的风景,和以《大赝品》《时代风景》为代表的批判现实的作品,体现着现实社会和风景二者之间的互补性,都是艺术家通过绘画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相互作用,使得“超我”得以实现得以保持的途径。这种转变,其实是艺术家自身思想多重性的体现,二者构成了艺术家内心自省的风景全貌。以《大赝品》《时代风景》为代表的批判现实的作品,是现实社会风景的写照和映射,重在观念的表达,表达了艺术家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思考。其主题从对大众流行文化、消费社会的批判和留守儿童问题的忧虑,自我在当下社会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中年男性的生活写照与群体关照的思考,以及“我”从缺席到在场,再回到缺席,最初缺席的“我”和最后“缺席”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经过这种新陈代谢式的裂变,在场的“我”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种处于都市现代生活中的男性的符码,“我”穿梭在不同的景色里,变化着角色。用外在于自身的他人,定义着自我的存在。段玉海经历过《大赝品》《挽歌》《时代风景》的思考与表达,这些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自我之间的思考和探讨,说明了艺术家是在凝视一个社会与历史阶段,标榜着他与世界的关系,是相互对立存在的状态,表达了一种个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弥合的矛盾状态。

无论怎样,段玉海的风景愈发个人化色彩,也愈发惯于在肆意张扬中,抒发自己对于美好风景的眷恋。在段玉海风景写生系列中,夏日繁花似锦,秋意诗情缠绵,冬雪含情脉脉。每一片山水景致都传递出艺术家自我安好的精神世界。

或许,艺术家在反问: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想要怎样的世界?你所要世界如何才能更好?风景中“我”不再是凝视外物的对立个体,“我”就在自然中,肆意畅想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的颂扬,再浓再艳的色彩都是“我”快乐的主张,艺术家的心灵、气息、感悟,就在花草树木中栖息,在静默冥想中彰显自我与自然的融合,在生机勃勃的画面中,聆听物与人的交融。风景画是艺术家逃离都市后的精神情感的结晶,也是艺术家诗意栖居的在场及物化。艺术家在忘我的世界,用蘸满颜色的画笔用诗意的情感,在“领悟”与“体验”外在于我的世界,追逐诗意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