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是否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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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正在提高，但是，我们对民生问题依然缺乏系统、实际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我们处在一个涨声四起的时段。水、电、天然气、油、煤等价格在上涨，房价在上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甚至粮价、油价等都在上涨。

与此同时，税收也在快速增长。近10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左右，税收年均增长近20%，几乎为GDP增速的一倍多。现在，税收快速增长的冲动依然十分强烈。

这意味着民生问题正面临几个方面的挤压：其一，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的滞后；其二，社会保障机制的残缺；其三，资源性价格的持续上涨；其四，税收的快速增长；其五，民众工资收入增长的缓慢。所有这一切，不断蚕食着民众的承受能力，使之变得日益脆弱。

对于某种物品价格的上涨，曾有几位部委负责人公开表示，涨幅在百姓可承受范围之内。问题是，我们对老百姓的真实承受能力究竟了解多少？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2005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遑论普通百姓！孤立地看待某种价格的上涨，它所带来的压力或许在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之内，但是，当所有的压力集中在一起时，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现在缺少的恰是老百姓实际承受能力这一至关重要的指标。

一些垄断产品价格上涨时，有关部门打出了与国际接轨的旗号，但这里缺少一个重要前提――我们的收入和公共福利尚未与国际接轨。我国工资占GDP的比例，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而美国工资占GDP的比例则在50%以上。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能够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正是其国民收入高和公共福利、社会保障机制健全的结果。如果忽略这一重要前提，把拉动内需的期望寄托在空泛的鼓励和引导上，只能是徒劳无益。

改革开放前，中国虽然是一个低工资国家，但初步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相对公平的福利分配机制，大大消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改革以后，医疗、住房、教育等相继走向市场化，相关成本被转嫁到公众身上，民众收入的市场化步伐却相对滞后，比如，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发展的印度还要低10%。这就是老百姓虽然生活明显改善，而压力反而增大的根本原因之一。

2006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某网站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3.3%的人表示目前生活用品的价格“偏高，但仍可承受”，39.7%的人则表示已经难以承受。一些经济学家在解读这一数据的时候，认为是生活用品与人们关系十分密切的缘故，笔者则认为这是价格上涨与民众收入增长快速背离的结果。另一个数据或许更能说明这一点：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均跌至历史最低水平。

我们曾经设想的民生路径是，先发展经济，等有了足够的资金再去解决民生问题。但是，长期对民生问题的忽略，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资金的浪费和低效率。有全国政协委员指出，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增长了整整87倍。如果将民生问题放在更重要一点的位置，行政成本快速增长的冲动或许会受到遏制。

民生问题即发展问题。日本经济从50年代进入快速增长期，其工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其工资水平已与美国持平。高工资提高了国民的消费能力和敬业精神，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而持久的活力，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说明，国强民富乃是相伴而生的，国强必须有民富作基础。

现阶段，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对民生问题的定位，首先对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作出综合评估，正视民生问题的紧迫性，以务实的态度加速民生问题的解决。

（作者系《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