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夏蕾:我的洋弟、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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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寄自美国的来信，开头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哥哥：

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你，我们的儿子已于1983年7月27日诞生。这样你就有了一个新的侄儿了!!他非常健壮，我们为他起名Tuseph Lee Christiani，这个名字来源于几个亲属(大卫的祖父；夏蕾的叔叔；Lee是大卫的哥哥，也是你——我们中国哥哥的姓氏)。他的中国名字就叫Ke zhou li(柯周李)；Ke(柯)来自克里斯铁尼(大卫)，Zhou(周)是的周，Li(李)是你的姓氏。发信人大卫和夏蕾，是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曾作为研究学者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工作过一年多，这期间由于工作关系我常有机会见到二位。起初他们称我“李先生”，而后相互熟悉了便改口叫“老李”或是“小李”，最后索性把我唤作“哥哥”。

大卫夫妇是美中友好协会的成员，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然而来华之初一些零碎的生活体验却令他们频生失望。我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

“不希望‘友谊’变得更具象征性”

1982年初春的一天，第一医学院外事办主任任鹿同志打来电话，称市府某部门有位干部在一次联欢活动上找到夏蕾，表示想同她交个朋友，还要求翻译同志当场排个时间表以便“经常聚聚”。由于此前与之素无来往，夏蕾对这样的交友方式很不适应，私下颇多微词，并向校方表达了自己的婉拒之意。由于对方来自领导部门，学校有些为难，想让我出个主意。这原本不算什么大事，但由于当事人来自市政府其他部门，处理不当可能会影响兄弟部门间的关系，对此我是有所迟疑的。“外方不想接触，总不该强加于人吧?”我对任鹿说，“你们打个‘太极拳’，可以借故推脱一下嘛。”任鹿接着又说：“你是否可找个机会同夏蕾、大卫聊聊，缓解一下他们情绪上的抵触和反感?”我同意了。

我同大卫、夏蕾的会面很顺利，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气氛也不错。总的感觉，他们作为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感受到了东道主为之创造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对此他们是满意的；但同时他们又对难以结交“真正的”中国朋友感到困惑。围绕这个话题夏蕾和大卫谈了许多，我则更多地是在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而事后听说这次见面实际效果并不好。据说我走后夏蕾对翻译发了一通牢骚，说自他们到上海以来，先是有一位政府的“处长”利用假期同他们结伴旅游，此人官架子十足，“忽而满面笑容，忽而又一脸阴云”，令人难以捉摸；后来又从“天上”莫名其妙掉下一个同样“自称是政府人员”的人，初次见面就以“朋友”相称，而且不知何故还要“安排”他们“经常见面”；现在“外办的李先生也及时跟上，不请自来”!她说：“我不反对交朋友，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朋友’，不是由别人‘安排’的朋友。我很奇怪，为何政府当局突然间对我这么感兴趣，我是政府‘安排’的对象吗?”还不无调侃地对翻译小卓同志说：“请你转告任鹿，千万不要因为奉命‘安排’我们活动累垮了你们的身体!”

夏蕾如此强烈的排斥情绪是我未曾料到的，这倒让我想起了她先前说过的一番话。当时她对我说：“有一位西德专家曾警告我：‘不必过分在意中国人友好的话语、高规格的欢迎和宴会之类的客套，这一切虽然是衷心而有礼貌的，但那都是为公事服务的。因此你必须懂得，在中国许多事情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有象征意义。’李先生，我知道‘友谊’这个词说比做容易得多，我不希望看到‘友谊’在这里变得更具象征性!”话虽犀利，但我不得不承认她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不足批评得确是入木三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时间以过于简单的方式做了一件不“讨好”的事情，结果事与愿违。从那一刻起，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知趣地主动“降温”，不再去“招惹”他们。我相信只要有诚意，误会迟早会消除。

再一次见到二位是在5月的一天。非洲留学生在第一医学院聚会纪念“非洲统一组织”成立19周年，我应邀出席庆祝活动并发表了简短讲话。我坐在主席台向会场望去，在最后一排看到了大卫和夏蕾的身影，他们也是应邀来参加活动的。我注意到，我发言时他们听得很专注。当我说到“非统组织19年的战斗历程反复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那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并以“让我们牢牢记住它吧”结束讲话时，他们起立向我鼓掌，夏蕾更是将双手举过了头顶。她的这一举动又一次让我大感意外。直觉告诉我，这很可能预示着一个转机的到来，抑或我们之间的“僵局”离“解冻”不会太远了。后来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我的推测。

一天，我走访设在外国留学生楼的一医留学生办公室，离开时在走廊被几个留学生缠住，硬要拉我同他们共进晚餐。正当我想借故推脱的时候，夏蕾和翻译小卓出现了。夏问我：“你来学校有事?”没等我答话，一个留学生抢先说道：“李老师想我们，今天是来看望我们的。”“那好”，夏蕾说，“既然他已经看过你们，现在该把他借给我了。”说着不由分说一把拉着我朝她的房间走去，这时我看见大卫已在房门口等着我们。

这次见面夏蕾的情绪似乎很不错，有说有笑，不时还开个玩笑。她告诉我她母亲很快就要来沪，希望我能同她见面。我应声道：“一定。”

“这里的留学生很喜欢你，我听说后很高兴，”夏蕾开始将话题转入正轨，“你请他们到家里作客，包饺子给他们吃，你们全家同他们的合影我也看到了。有个叫迪亚汉卡的扎伊尔留学生曾对我说：‘市政府外办的李老师，李同志，是我们的朋友。’看来他们是信任你的。”我的这位“对手”终于主动“破题”，解开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解冻”之谜，原来是其他外国留学生“帮”了大忙。

从这一天起，我知道夏蕾和大卫已经从内心接受了我这个朋友。

“要增进多种文化间的互融”

一天夏蕾打来电话，提出要同我见面。

我赶到他们住处时夏蕾正在打字，大卫为我冲了咖啡。“我正在写一份有关外国留学生的材料，是应《中国日报》郑德芳之约整理的。”夏蕾放下手头的工作对我说。郑德芳是《中国日报》副总编，她同大卫夫妇之间的关系此前我并不了解，但对她索要的这份涉及外国留学生的材料我是感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