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不是伪装,而是相信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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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作家不单是把时间固定在永远青春上，他从相同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小说，要有文学？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小说有其他的学问，包括现实生活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比如讲像政治、社会、经济、自然科学，大家都在研究。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但是有一个问题自有人类以来都解决不了，中国古代的皇帝对这个问题下的工夫非常大，就是长生不老。为什么人会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是历史上确实有些人把青春留住了，他们确实长生不老，而且我们什么时候见他们都是那么的年轻，他们是林黛玉、贾宝玉、薛宝钗这些人，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红楼梦》，他们总是十五六岁。
我觉得文化的作用最根本的是能够把时间和空间在一个坐标上固定住，这是我们人类的理想，文学可以做到，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根本价值。留住时间是身为一个作者都想做到的，但是一个真正特别好的作家和一个一般作家的区别并不在于仅仅把时间留住，也不在于文章的技巧，而是从出发点上他就与众不同。
《红楼梦》很了不起，并不是说曹雪芹写得多少好，是他想的跟大家都不一样。《红楼梦》第一次把一个不爱读书的孩子当成他喜欢的人，他的思想对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一个极大的颠覆。《红楼梦》第一次把日常生活作为描写的主要内容，在它之前，所有的小说包括文章写的都是帝王将相。但是曹雪芹不是从日常生活起笔的。贾宝玉并不是人，他是一块石头，林黛玉也不是人，她是一株花。石头看到花要死了，给她浇点水，花活过来了，说，这辈子我用眼泪来报答您。
作家不是一个首先会描情状物的人，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他的世界观包括方法论是与众不同的。《水浒传》不是一个单单的故事，首先是一个英雄泪，所有的英雄下场都是不好的，这是一点。第二点施耐庵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杀人放火的强盗当作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来写，这也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好的作家就不单是把时间固定在了永远青春上，而且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时间和青春，他从相同的世界里看到了不同。
在我写作的道路上有几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第一个就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她不识字，个头1.55米左右，她是一个扛长工的，在方圆50里很有名。黄河边上3里路长的麦场，头把镰一定是我外祖母，身后跟的全是大汉，但是我外祖母从这头割到那头，麦子割完了，那些大汉顶多割到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而且我外祖母割过去的麦地干净而整洁，他们割得乱七八糟。我问她为什么呀？她说我告诉你一个诀窍，割麦子只要俯下身就不敢再直腰，因为你直第一次就想直第二次，一直到二十次。这是我外祖母留给我的最大的精神遗产。
我15岁的时候离开了河南去当兵，碰到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对我又起着特别的转折作用的一个人。在第一次乘火车时，车厢角上有一个农村的少年在写诗，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这个人是我人生历程中遇到的最聪明的朋友。他把铺盖叠得特别长，特别宽，里面摆满了马恩的著作，我说你要干嘛啊？他说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一个农村的十八九岁的少年要把这个世界搞明白了。我说你搞明白了吗？他说越搞越糊涂。他在农村整天不干活，整天研究马列，村里人都觉得他疯了。这个朋友对我说，你不能再混下去了，你的最高理想不能是娶媳妇。我说干嘛啊？他说写作。“但是我们家都不识字，就我初中文凭？”他说不要紧，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的看法与别人不同，这个不同是重要的。这是我的朋友告诉我的，不是曹雪芹、施耐庵和罗贯中告诉我的，一个乡村的孩子把我引上了这条不同的道路。
被饿死的人面对自己被饿死，采取幽默的态度。这个喜剧背后是不是更悲凉呢
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突然碰到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站在北京的街头看到很多上班和下班的人，每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表情。非常的麻木，他们昨天知道今天要干什么，今天知道明天要干什么，满大街的全是一样，但他们又不是一样的，他们是人。
从价值实现论上来讲，如果一个人的价值在生活中得不到实现的话，他们会自杀。但是他们为什么没自杀，而且活得这么愉快、表情麻木地往前走？最后我突然发现了，在一个地方他们的价值得到实现了，这个场所遍地都是，就是菜市场。每一个人一进菜市场精神为之一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马上投入一场战争中去，就是讨价还价。韭菜多少钱一斤？1.5毛，没有一个人说1.5毛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他说1.3毛。2分钱丢到地上没人捡，但是到菜市场上两个人寸土不让，也就说明2分钱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2分钱的价值。
当我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给了菜市场一缕灿烂的阳光，我知道《一地鸡毛》怎么写了。很多人说我写小人物，我说错了，我不写小人物。我觉得这些买菜的人，街上骑车的人是大人物。大和小的概念千万别弄错了，我的大和小的概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他们一生的人品和处事多是下三滥的，有些人可能识字不多，但是深明大义，非常有自尊，我把这些人当成大人物来写。
到了《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我突然又发现一个大和小的问题，还有悲剧和喜剧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悲剧，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
河南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一个朋友要写一部二十世纪的灾难史，就把这一页分给了我。我当时对死300万人是没概念的，在二战的时候一个集中营死了100万人，而河南因为一场旱灾就饿死300万人，快相当于三个集中营了，而屠杀犹太人是因为民族和偏见，但是这里却是因为一场旱灾。但是我真正调查下去，我发现可怕的不是死了300万人，可怕的是有人把死了300万人都忘记了。接着我又发现，300万人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比遗忘更可怕。大家都觉得人临被饿死的时候会特别的愤怒和悲伤，错了。我们河南人在临饿死的时候给世界留下的是幽默。比如老张饿死了，河南人逃荒是往陕西逃，他临死的时候不是想起妻离子散，生死离别，他想起了两天前被饿死的老李。老张说，老李两天前就饿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
1942不是一场悲剧，是一场喜剧。被饿死的人面对自己被饿死，采取幽默的态度。这个喜剧背后是不是更悲凉呢？
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谎言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愉快。当这种谎言稍微被揭破的时候，事情会变得多么的恐怖
《手机》这部作品和我以前的作品不是特别一样，这是一本看透人的话语量的小说。农业社会的时候人的话特别的少，一天说话不会超过十句话，有用的话都不会超过十句话一天。但是语言学家统计，每个人每天的话语量是四千多句。
有用的话是十句，你要说四千多句，也就说明除了这十句话，其余的全部都是废话，要么就是假话。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东西――手机，手机成为一个随身的携带物，四千多句假话都往手机里装，手机受不了，它就会变成手雷。
《手机》主要说的是嘴对心的背叛，说对想的背叛，这种背叛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谎言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愉快。当这种谎言稍微被揭破的时候，事情会变得多么的恐怖。
当书和电影出来之后，出来的一些喜剧性的效果都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估计也是冯导演没有想到的，就是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个人把手机扔在了他的女朋友或者她的男朋友的脸上。这个倒是没有想到的。
小说《我叫刘跃进》这个名字是随意起的，因为我一个表哥就叫刘跃进，但是没有想到撞到了枪口上：全国叫刘跃进的人有二十几万，所以到很多地方都有人说我就叫刘跃进，你们赔我名誉损害权。
吉林的一个镇上有个刘跃进，长得像。他在镇上开了一个饭馆，很多人都去饭馆吃饭，那个饭馆生意特别好，并不是饭做得多少好，是因为大家知道这是主席开的饭店。那个刘跃进特别麻烦，因为白天是，他就忘了自己是刘跃进了，他有时候晚上回家要睡觉前才想到自己是刘跃进，会产生这种错觉和错位。所以，人的伪装可怕，并不可怕在伪装，而是伪装渐渐会变成真的。我觉得人当然可以不伪装自己，但是在社会中，你作为一个社会人，如果在单位每天说的都是真话，我觉得会非常的麻烦。不但人有时候不说真话，动物都不说真话，这是世界产生悲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根源。
《我叫刘跃进》里有个段落叫《狼爱装羊羊爱装狼》，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在伪装自己，伪装好没关系，有时候伪装到一半，我们会发现身边的人狼和羊是会转化的，最可笑的是有时候转化一半儿，这一半脸是狼，另外一半脸是羊。假设这人可能是科长，大家仔细想一想，科长见了部下会是狼，但是突然单位的总经理来了，他马上又变成了一个羊。最可笑的是转换的时候弄错了，该露羊脸的时候露出了狼脸，该露狼脸的时候露出了羊脸。